作者：陈丹青
“他死了，这个词一遍遍自动闪过，轻微而频繁，好似无法关灭的信号，兀自显示。但刺痛袭来也不因这个词，而是那些日子、景象，生动而鲜明。”
去年仲夏送走母亲，回京翌日，就在书房圆桌摆上妈妈的遗像，设为小小灵位。到七月的周年忌日，桌面换了鲜花，花旁一盅酒，一小碗咸菜辣椒炒毛豆——妈妈中风那夜有我炒的这份菜，母亲照常饮酒，与我谈笑——摆好了，我就在书房跪倒，对着自己的小圆桌伏身磕头，前额触地时，稍觉有点滑稽，但终于是郑重做了这套规定动作，心想，以后自当年年如此吧。
“周年的象征性没有带给我任何东西。”罗兰·巴特在他怀念母亲的《哀痛日记》中写道。这是实话。人追念逝者，随时随地，不必有待周年。另一句：“每人都有自己的悲伤节奏”，又是实话。但有谁知道自己的“节奏”么？好几回是起床后，走在厨房、过道、出门的路中，一念袭来，我会骤然哽咽、嘶哭，像个傻子。待狠命喘过，渐渐收泪，就去继续做事。
人为死者哀哭，是自伤，也是亲昵的幸福。有时我会蛰伏般地等着，不晓得是怕这袭击，还是期盼痛哭。
木心死，及今快两年了。那是另一种“节奏”。死者不同，悲伤自亦不同。他死了，这个词一遍遍自动闪过，轻微而频繁，好似无法关灭的信号，兀自显示。但刺痛袭来也不因这个词，而是那些日子、景象，生动而鲜明。反倒周年忌日，了无所感。人在种种规定的日子总会自我提醒吧，那是“记得”的意思，不是哀伤。
木心留下的事，可得一件件做起来。初起着手《文学回忆录》的工作，长路漫漫，待一字字敲下去，倒是可把握的。母亲在医院昏迷的十天，再是昏累惨苦，回家坐定，录数百字，人即刻沉静。此事前后八九个月，如今回望，只一瞬，今年以来，则每月去一次乌镇：晚晴小筑，将要辟为木心故居纪念馆了。
平畴远风
良苗怀新
坐东卧西之堂
作而不述之室
拟将悬在纪念馆的几幅匾额，先生几年前就写好了毛笔字。凡纸笔之事，他早早就有腹案，题签之类，平时就躲起来弄妥、放好，此外的事，做，还是不做，木心永在犹豫拖延中。新世纪头几年每次回纽约探亲，去看他，水斗堆满隔顿未洗的碗碟，我要洗，先生总是断然地说：“不要弄！我们讲话。”之后瞅着话语的空当，他幽然笑道：
哪有哈姆雷特天天洗碗的？作孽！
哎木心，如今的事，何止隔顿的碗碟，便是一件件做成了，你也看不见。一年来，靠小代步步跟着帮衬，南院三进总算辟为家族馆、绘画馆、文学馆，每馆的展墙竖了起来，十余枚展柜也做好了，两处小庭院栽种了新竹、李树、桃树，还有蓬勃的鲜草，草坛边缘，由本镇花匠编了弯弯的护篱。各厅的匾额、木心的字画，均已送去刻制配框，文稿和遗物好在现成，昭明书院有位木心的学生匡文兵，在网上购得三百多册民国版书籍，明年元月打扫干净，着手布置，我已看见这些物事放入展柜的效果了。
沉重之事，是先生的大量遗稿，单由我做，断难下手的。有志于此的学者在哪里？
小代，忠诚而细心，平日即留意木心散乱放置的稿本，葬礼过后，是他与黄帆默默集拢全部遗稿，等我们来。现在，哪些是废稿、正稿，哪些是早期、晚期，均须大费周章，逐一辨识；已发表与未发表者，则待今后一次次再来，细细审读了。十二月十五日夜，分类后的所有遗稿贴上标签，登记在册，放回保险箱，遗稿出版的工程，总算上路了。
也巧，我与小代初次试着归拢木心的稿本，也在两年前的同一日。其时先生在桐乡的重症病室，不省人事。下午三点探视前，我们无事可做。静静翻阅着，我忽然意识到未经先生同意，而另一尖锐的意识迅即跟进：没有同意这回事，完全没有了。
惊痛，郑重，茫然，瞧着满桌稿本，我又像是对着木心的性命，不知所措。几十年来，我眼见先生开写、修改、丢弃、重来，狱中所写六十六手稿是他仔细折拢了，缝在棉裤里，日后带出囚室……两年前，是的，就在这一天，我意识到木心遗弃了毕生的文稿。
“去吧去吧
我的书
你们从今入世
凶多吉少”
这是先生遗稿中涂写的几句话。那天下午，我最后一次面见活着的木心，又过六天，他就死了。
这些凌乱而标致的手稿，部分写在各种稿纸上，大部分写在纽约文具店出售的笔记本，至今留着价目的贴片。木心讲究衣物用具，却不介意使用廉价的本子写作——以繁体字工整抄正的稿面，落笔矜矜，清雅优美，草字疾书的稿本则布满涂改；他会在每行白话诗尾端核算字数，斟酌节奏。可恼的是，每首诗、每一短句、每篇稿子，至少重写四五遍，分布在稿本不同面，实在难以判断究竟哪篇是他所满意的正稿。
年迈后，他的字迹缓缓变化：越新世纪，人老手颤，笔划歪斜，气息愈见虚弱；整个九十年代，落笔矫健，神完气足，或是米粒大小的正楷，谨严而端正，或是纵笔行草，字词与行距密不透风，任意写满纸的正反面；好几个本子才写三五，整册空白着，大量本子则是全部写满，写满了，还在篇幅间横竖添加——1983年我与先生密集交往，亲见他恢复写作后的头一批原稿，此番搜寻，未发现：没有《明天不散步了》，没有《哥伦比亚的倒影》，也没有《温莎墓园》。“又写好一篇呀。”他在电话里说。那些年，隔三差五，木心就来报告。[NextPage]
有几篇稿子经我无心撩拨，而他果真写了——去林肯中心，我说，音乐会的咳嗽，你有本事写吗。散场了，他喃喃地说：“咳嗽倒是不好写……”于是有《S巴哈咳嗽曲》。春天，中央公园繁花盛开，我说怪了，美国的花为什么不香？你写呀！他凑近花丛，嗅着，忽而神色飞扬回过头：“杭州桂花开出来，喔——唷！胡天野地，香得昏过去！”几天后，写成《九月初九》。每次分手，我们常会彼此送一程。某日傍午，就在杰克逊高地，我到站，木心说，那么再走走。长长的露天站台，脚下街面，车声隆隆，一老一少站在风中各自点烟，简直天堂——那天正大谈人在异国的寂寞，不肯歇，木心挫身停住，目光灼灼看着我，双手擎着纸烟和火机，一字一顿说：
“人害怕寂寞，害怕到无耻的地步！”那天回家，他就写《竹秀》。
很久很久的事了，但我记得。
今春回纽约，为母亲的坟地安墓碑。出了机场，往家去，我暗暗预备大伤心，不料进得家门，放下行李，百静中，角角落落都是妈妈，我瞬时被汹涌的亲切团团拥抱了，简直喜悦，不曾哭，夜里就蜷在母亲的眠床上，即刻睡着了。仍下意识找寻死者——真可笑——而死者生前的居处，既是哀痛之地，也是唯一的认证场所：每次去到乌镇的晚晴小筑，我心里不难受：单是楼板响动，便有先生在，而况他的骨灰盒，就在二楼。
纽约的那位木心，早经渺然了。可是杰克逊高地的同一站台、转角、文具店、烟纸铺……当年陪先生无数次来过。饭后漫步，走一阵，便是他撰写《文学回忆录》的旧居，呆呆站一站，门内早已是陌生人家。两年前在焚化室外的幻觉，不再来——我竟从未梦见木心，要是他礼帽压低了，变成鬼，隐在角落，忽地给我见一见，那才够交情！举目寻索，如今能与他对面而确凿无疑者，只剩这堆手稿。
然而手稿不是他。读者想象先生，是书中和照片上那位“文学家”，我所牵念的，就是，孙木心。再没人与我说这种老式上海话了，此处写来，只能是书面的普通话：“……没啦？那你想想看，再讲几句好不好？”读了稿子，痛聊过，沉静半晌，他会这样地嬉皮笑脸，烟灰抖落，还来跟我讨夸奖。
有谁对愈见老迈迟缓的人，年年月月不嫌烦？与木心相交的种种难为、积虑、不好办，唯有我知情。这一路为他操心办杂事，虽是情愿，到底吃力的。那年扶他走进乌镇住下来，如释重负，从此他身边有人照应了，我可以远远歇一歇：此后我很少很少去电话、去看他，实话说，我并不如外界所知，对先生那般好。
他知道。浙江人的脾气，木心，我母亲，横竖不肯麻烦人，也不愿当面说破。平时他晓得我在北京乱忙着，只是不做声，有次见面说起《退步集》，先生忽一句：“你弄这些，是白相大乘呢。”我当下惭愧，不知如何是好。又一次是好久好久不通话，拨过去，他难得如早先那样嬉笑道：“那么……有辰光你稍微来只电话，讲两句，”我知道，他是有事交代，隐忍着，终于要来托我。
如今说这些有甚用啊！眼看他仰面胡说，快死了，我才像所有糊涂的晚辈，非要临到这一刻，已是万事罢休。头一次见他，也是挤在地铁上，陪他的朋友给我们彼此介绍过，他便那样地抬眼凝神看看我，我现在瞧着比我少壮两轮的小混蛋，愈是明白那时的孙木心——人的情谊，再久长，数年、数十年，总归开初那段，最是金不换。二十六年前，1987年2月14日，我在新买的公寓烧了菜，给木心过生日，那天，他满六十岁了。
早几天我就问，选什么花呢，他说，鸢尾吧，我便买了六株。那天好太阳，先生进来，看见花，说是蛮好、蛮好——瞧见花，他总会定睛一看，默默惊异——随即取出一本灰蓝封面的硬装笔记本送给我，掀开首，便是这首四言诗——
亡麟绝笔尼父此心
奠麟奋笔小子此悃
前叩名山后礼其人
得枝桂角渡河留馨
取湮眸白取显汗青
幸甚至哉以咏诚
我不懂古文，他便用国语一句一句念下来，再回到起首，用上海话解释古字和用典。那些年，他正在恢复写作的猖狂中，自称“二度青春”，一篇接一篇，文思泉涌，“如种之茁”。其时，我俩居定纽约五年了，何曾想今后会还乡，更料不到先生的暮年会有乌镇的晚晴小筑——诗作读毕，便是以下这行字：
丙寅二月十四日，予满甲子，海外孤露，唯丹卿置酒相祝。
木心来信的抬头，每称我“丹卿”，偶或也用“佛耳”，是他给我的绰号——那是我与先生顶开心的时光，老小无猜，“海外孤露”。两年后，1989年，木心开讲世界文学史，又二十三年，木心死，“予满甲子”，《文学回忆录》出版了。
此刻这本笔记薄就在电脑边，没办法，写到这里，我只好掩面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