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鲁·聂鲁达
写诗是一门手艺
巴勃鲁·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原名内夫塔利·里加尔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智利著名诗人。生于智利中部的帕拉尔城中的一个铁路职工家庭，此地盛产葡萄酒。少年时代就喜爱写诗并起笔名为聂鲁达，1927年进入外交界任驻外领事、大使等职。1945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智利共产党。后因国内政局变化，流亡国外。1949年被选进世界和平理事会，1950年获列宁国际和平奖金。1952年回国。主要作品有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西班牙在我心中》（1937）和代表作《漫歌》（1950）等。1971年作品《情诗·哀诗·赞诗》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逝世。加西亚·马尔克斯称之为“巴勃罗·聂鲁达是二十世纪所有语言中最伟大的诗人。”
一、诗的威力
我们这个战争、革命和澎湃的社会运动层出不穷的时代得天独厚，把诗歌的繁荣推进到难以想像的程度。普通人在孤寂中，或是在公众集会的广大山民中，面对诗歌时，必然不是处于伤害人的境地，便是处于被伤害的境地。
当我写作最初几本抒发孤独感的诗集的时候，我从未想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竟会在广场、街道、工厂、教室、剧院和花园等处朗诵自己的诗。我几乎跑遍了智利的各个角落，在祖国的人民中传播我的诗。
我要说说我在“中央维加市场”——智利圣地亚哥最大的、也是人们最爱去的一个市场--遇到的事情。
黎明时，两轮运货马车、小货车、大车、卡车从饕餮的首都周围的小农场，把蔬菜、水果、食品络绎不绝地运到这个市场来。搬运工们（一个人数众多的行业，从业人员收入低，往往打赤脚）挤满了“中央维加市场”附近各街区的咖啡馆、廉价旅店和低级小餐馆。
一天，有人坐小汽车来找我，上了他的车，我还没有确切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去干什么。我的口袋里揣了一本我的诗集《西班牙在我心中》。在车上，他们向我说明，我是被请到“中央维加市场”搬运工工会去做报告的。
我走进那个乱糟糟的大厅，感受到了何塞·亚松森·席尔瓦在《夜曲》中表达过的那种寒意，这不仅仅因为是在隆冬季节，还因为那里的环境使我大吃一惊。约有50 个人坐在箱子或临时搭的木板长凳上等我。有的人腰上系一条袋子当围裙，另外的人身上穿的是有补丁的旧汗衫，还有的人不顾智利7月的严寒而光着身子。我坐在一张把我和那些不寻常的听众分开的小桌后边。他们都用智利人特有的乌黑和凝然不动的眼睛看着我。
我记起了那位老拉斐特。对于脸上肌肉动也不动、目光呆涩、无动于衷的观众，拉斐特给他们起了个让我发笑的名字。有一次，他在盛产硝石的大草原对我说：“瞧，在大厅那边的尽头，有两个穆斯林靠在柱子上正看着我们。他们只要有一件带风帽的披风，就像是沙漠中冷漠的信徒了。”
对这些听众我该怎么办？我能对他们说什么？我的生活中有什么事情能使他们感兴趣？我拿不定主意，却隐瞒下要跑出去的愿望，拿出揣在身上的那本书，对他们说：“不久前我就在西班牙。那里斗争激烈，枪炮声不绝于耳。请听听我写的有关西班牙的诗。”
我应该说明，我从没有认为我的诗集《西班牙在我心中》是本好懂的书。我力求写得晓畅，但是，那些纷至沓来、刻骨铭心的悲痛充满字里行间。
我确实只想略为朗诵几段诗，再加上几句话，就跟他们告别。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不是这样。诗一首接一首念下去，我感到自己的诗句像落入听不见声息的深水一样，看到那些眼睛和黑眉毛如何紧随着韵律在发生变化，这时我明白我的书正在实现它的目标。我继续不停地念下去，我自己也被我朗诵的声音所感染，也被我的诗和那些被抛弃的人之间相互吸引的关系所震撼。
朗诵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我正要离去时，那些工人中的一个站了起来。他就是腰上系着袋子的人之一。
“我要代表大家感谢你。”他大声说，“我还要说，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叫我们这么感动过。”
说完这些话，他突然抽泣起来；另外几个人也哭了。我是同热泪盈眶的人们紧紧握别后走到街上去的。
一个诗人经过这种严寒和烈火的洗礼之后，还能一成不变吗？
每当我要回忆蒂娜·莫多蒂，总像想抓一把雾霭那样费力。那是易碎的，几乎是无形的。到底我是了解她，还是不了解她呢？
她依然俏丽动人——一张苍白的鹅蛋脸，镶嵌在两片黑翅膀似的卷发中间；一对天鹅绒般温柔的大眼睛，透过流逝的岁月继续凝视着。迭戈·里维拉曾在他的一幅壁画上留下她的容颜，给她戴上植物和玉米穗的花冠。
这位意大利女革命者、杰出的摄影艺术家，为了给苏联的平民百姓及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照相，很早就到了苏联。但是，她在苏联卷进了社会主义创造的不可抑制的律动中，把自己的照相机扔进莫斯科河，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的最平凡的工作。我在墨西哥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在履行自己的誓言，我为那天夜里她的去世而深为痛惜。
那已经是1941 年的事了。她丈夫是第五团著名的“卡洛斯少校”维托里奥·维达莱。蒂娜·莫多蒂在回家途中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在出租汽车上。她知道自己心脏有毛病，但她不说，免得人家减少她的革命工作。她随时准备做没人愿意做的事，例如：打扫办公室，步行到很远的地方去；熬夜写信或翻译文章。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她当过护理共和派伤员的护士。
她一生中有过一次悲惨的经历，那时她还是流亡墨西哥的古巴卓越的青年领袖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的女友。古巴暴君赫拉尔多·马查多从哈瓦那派了几名杀手去杀害这位革命领袖。一天傍晚，蒂娜挽着梅利亚的胳膊走出电影院时，后者在手提机枪扫射下倒下了。他们一起滚在地上，被打死的男友的鲜血溅了她一身，此时那几个杀手却在严密保护下逃之夭夭。更有甚者，保护罪犯的那些警方官员竟企图把杀人犯的罪名安在蒂娜·莫多蒂头上。
12 年后，蒂娜·莫多蒂的精力无声无息地耗尽了。墨西哥的反动派如同从前梅利亚被刺身亡时想给她横加罪名那样，又力图给她自己的去世硬加上丑闻的恶名。这时，“卡洛斯少校”和我正在为她那小得可怜的遗体守灵。眼看一位如此强壮、勇敢的男人遭受痛苦的煎熬，可不是一件好受的事。用丑闻的恶名玷污已故的蒂娜·莫多蒂的企图，有如撒在伤口上的腐蚀性药物，使那只雄狮流血了。“卡洛斯少校”圆睁着发红的眼睛怒吼。蒂娜躺在她那流亡者的小小灵柩里，像是蜡制的。而我面对聚集在她房间里的所有的人的哀痛，只能无能为力地保持沉默。
报纸整版整版地刊登耸人听闻的污言秽语。他们把蒂娜叫做“莫斯科来的神秘女人”。有的报纸还说：“她之所以死，是因为她知道得太多了。”我为“卡洛斯少校”强烈的痛苦所感动，决心做点什么。我写了一首向所有诽谤我们亡友的人挑战的诗，并把这首诗寄给所有的报纸，对于他们是否会发表，我根本不抱希望。然而，真是出人意外！第二天，所有的报纸上都没有像头天预告的那样登出新的虚构的揭露材料，却在第一版上刊载了我写的那首令人心碎的悲愤的诗。
那首诗的标题是：《蒂娜·莫多蒂已经死去》。当天上午，我在墨西哥公墓朗诵了它，她的遗体就留在了那里，安卧在一块墨西哥的花岗石下面。那块花岗石上镌刻着我的几段诗句。
墨西哥的报纸从此再也没有写过一行反对她的文字。
那是许多年前发生在洛塔的事。1万名矿工去参加集会。洛塔这个煤矿区百年来贫困不堪，骚乱从无间断。那天，矿区的广场上挤满了矿工。政治家们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中午闷热的空气里飘荡着煤炭和海盐的气味。大海近在咫尺，黢黑的采煤坑道在海水底下延伸十几公里，那些矿工就在这样的坑道里挖煤。
现在，他们在当空的烈日下听演说。讲台很高，我从讲台上能看清那片黑色帽子和矿工服的海洋。最后一个轮到我讲话。当宣布我的名字和我的诗《唱给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时，出现了不同一般的反应——一种我永志不忘的仪式。
一听到我的名字和那首诗的标题，密密麻麻的人群静悄悄地脱下帽子。他们脱帽，是因为继那种斩钉截铁的政治性讲话之后，就要朗诵我的那首诗了。我从高高的讲台上看到那规模浩大的摘帽子动作——上万只手整齐地放下来，形成一片难以形容的滚滚浪涛，形成静悄悄的大海上的一道巨浪，形成一片表达无声敬意的黑色浪花。
于是，我的诗激扬起来，发出从未有过的战斗和解放的强音。
另一件事发生在我的少年时代。那时我是那种身披黑斗篷的学生诗人，同当时所有的诗人一样消瘦和缺乏营养。我刚刚出版了诗集《晚霞》，体重比一根黑羽毛还轻。
我同我的朋友们一起走进一家简陋的下等酒馆。那是探戈舞风靡和流氓横行的时代。跳舞突然停止，探戈舞曲就像酒杯砸在墙上似的突然中断。两个臭名昭著的流氓在舞池当中龇牙咧嘴地互相辱骂。当一个上前打对方时，对方就退却，桌子后边的一群音乐迷也随着向后躲闪。那场面就像两个未开化的野人在原始森林的空地上跳舞。
我没有多加考虑就走上前去，不顾自己又瘦又弱，责骂他们：“不要脸的坏蛋，狼心狗肺的家伙，下贱的渣滓，别吵大家了，大家是来跳舞的，可不是来看你们演闹剧的！”他们吃惊地对看一眼，好像不能相信他们听到的话。身材较矮的那个以前曾是拳击手，他朝我走来，想揍死我。若不是打得极准的一拳猛地把这个猩猩般的汉子打倒在地，他准能达到目的。是他的对手终于决定给他一拳。
当这个战败的斗士被人像搬麻袋似地抬出去时，当坐在桌旁的人向我们递来酒瓶时，当舞女们向我们投来热情的笑声时，那个打出致命一拳的大汉理所当然地想分享这次胜利的欢乐。但是，我严词责骂道：
“滚出去！你跟他是一路货！”
我的得意时刻不久就结束了。我们穿过狭窄的过道之后，看见一个虎背熊腰的家伙堵住出口。这是另一个成了恶棍的拳击手--那个被我申斥的胜利者，他堵住我们的去路，等着进行报复。
“老子正等着你呐。”他对我说。
他轻轻一推，把我推往一扇门，这时我的朋友们都慌里慌张地跑了。我面对凶恶的刽子手，无依无靠。我急忙扫一眼，看看能抓到什么东西进行自卫。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沉重的大理石桌面，铁椅，我都举不起来。没有花瓶，连一根别人忘记带走的不值钱的手杖都没有。
“咱们谈谈。”那人说。
我明白，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我还想到，他大概像面对一只小鹿的美洲豹，在吞下我之前要打量我一番。我知道，我所能进行的全部自卫，只不过是不让他知道我的恐惧感。我回手也推他一下，但是动不了他一丝一毫。他简直是一堵石墙。
他忽然向后扬起头，他那双凶恶的眼睛换了一种神色。
“您是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吗？”他问。
“是的。”
他低下头，继续说道：
“我太不幸了！我现在就在自己衷心钦佩的诗人面前，而当面骂我坏蛋的竟是他！”
他两手抱着头，继续悲痛地说：
“我是个坏蛋，跟我打架的那个人是可卡因贩子。我们是世上最卑贱的人。可是，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件纯洁的东西。那就是我的未婚妻，我的未婚妻所给予的爱。堂巴勃罗，您看看她。您看看她的相片。我一定要告诉她，您亲手拿过这张相片。这事儿准会使她高兴。”
他把那张笑吟吟的少女的相片递给我。
“她是由于您，堂巴勃罗，是由于我们背诵过您的诗才爱我的。”
他没头没脑地朗诵起来：
“一个像我一样悲伤的孩子，跪着从你眼睛深处看着我们……”
这时门给撞开了。那是我的朋友们带着武装的援军回来了。我看见一张张惊讶的脸挤在门口。
我缓缓地走出门去。那人独自留下，连姿态都没变，继续朗诵道：“为了将要在她血管里燃烧的生命，我这双手不得不杀人。”他被诗打败了。
鲍尔斯驾驶的那架被派往苏联领空执行间谍任务的飞机，从难以置信的高空掉下去了。是两枚神奇的导弹击中了它，将它从云端击落。记者们纷纷奔赴人迹罕至的山间导弹发射场。
射手是两个单身小伙子。在那遍地是枞树、冰雪和河流的广阔天地里，他们吃苹果，下象棋，拉手风琴，读书，站岗。他们朝空中瞄准，保卫俄罗斯祖国的辽阔的天空。
人们用各种问题纠缠他们：
“你们吃什么？你们的父母是谁？你们爱跳舞吗？你们读什么书？”
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年轻射手之一回答说他们读诗，还说俄国古典诗人普希金和智利诗人聂鲁达是他们喜爱的两位诗人。
听到这句话，我感到非常高兴。那枚导弹飞得那么高，使敌人的威风扫地以尽，它还以某种方式携带着我那火热的诗中的一粒原子。
二、诗
……艺术品可真多……世上已经容纳不下……必须把它们挂在房间外边……书籍可真多……小册子也很多……谁能把书全读完？……如果书是食物……恰好又在食欲大振之时，我们就拿它们拌色拉，把它们切碎，调上作料……我们吃不下了……我们吃腻了……世界淹没在如潮的书里……雷弗迪对我说：“我已通知邮局，别把书送来。我没法把寄来的书打开了，没有空地方。它们挨着墙往上爬，我怕出事，会砸到我头上的。”……大家都知道艾略特……他在成为画家，领导剧院，写出富有文采的评论以前，读过我的诗……我很高兴……没有人比他更理解我的诗了……直到有一天，他对我念起了他自己的诗，我却自私地跑开并反对道：“别给我念这些诗，快别念了。”……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可是，艾略特隔着门把他的诗念给我听……我感到非常悲伤……苏格兰诗人弗雷泽当时在场……他责骂我说：“你干吗这么对待艾略特？”……我答道：“我不愿意失去我的读者，他是我培养的。他连我诗里的皱纹都了如指掌……他多才多艺……他会画画……他会写散文……可是我要保住这个读者，维护他，像对奇花异草那样灌溉他……弗雷泽，你是理解我的。”……因为，说真的，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诗人们将会只向别的诗人公开自己的诗……每个诗人将拿出自己的小书，把它塞进别的诗人的口袋……他将把自己的诗……放在别的诗人的盘子里……克维多有一天把诗放在国王的餐巾底下……这确是值得的……或者在阳光明媚的广场上朗诵诗……或者让书籍在人们的手指间磨损，撕成碎片……但是，一个诗人向另一个诗人公开自己的诗这种情况并不吸引我，并不使我入迷，并不使我受到激励，只能使我遁入大自然，去面对一块岩石和一朵浪花，远离出版社，远离书……诗已经远离读者，与之失去了联系……必须把读者拉回来……必须在黑暗中摸索行进，去与人的心灵，与妇女的眼睛，与大街上素昧平生的人相会--他们在黄昏时分或在繁星满天的深夜需要诗，哪怕只读一行……我们走过的路，读过的东西和学会的知识，统统源自这种对新奇事物的探寻……只有与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们打成一片，他们才会有朝一日从大街上，从沙地上，从落在同一片森林里已达千年之久的树叶上，捡起我们的东西……并且轻柔地捧着我们的创造物……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诗人……诗将生存在这样的作品中。
三、与语言共存
我生于1904年。1921年，我的一首诗被收入一本小书。1923年，我的第一本诗集《晚霞》出版。现在这本回忆录，我写于1973年。一个诗人看到印制出来的书，犹如听到新生儿发出的引人注意的头几声叫喊，令人激动。从那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算起已经过了50年。
同一种语言打一辈子交道，把它颠来倒去，探究其奥秘，翻弄其皮毛和肚子，这种亲密关系不可能不化作机体的一部分。我跟西班牙语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口语有其他尺度；书面语却有料想不到的伸缩性。语言的运用有如衣服，又如人体的皮肤，袖子、补丁、排汗、血迹和汗迹，能显示一个作家的气质。这就是风格。我发现法国文化的一次又一次革命，把我们的时代弄得颠三倒四。它们对我永远有吸引力，但是总像有些衣服那样，我穿了不合身。智利诗人维多夫罗醉心于法国的时新式样，他巧妙地把这种时新式样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他的生存和表达方式。有时我觉得，他已超越了自己的模本。鲁文·达里奥闯进西班牙语诗坛时，大致也是如此，只是他更加彻底。鲁文·达里奥是一头声音洪亮的大象，撞碎他那个时代西班牙语的全部玻璃窗，以便让世界的风吹进它的领域。世界的风果真吹进去了。
语言数次把我们美洲人和西班牙人分开。但是，首先是有关语言的观念分成了两个体系。贡戈拉冷漠的美并不适合我们的纬度，然而西班牙的诗，尤其是最新的西班牙的诗，无不具有贡戈拉式的怪味和繁丽词藻。我们美洲的地层是由盖满尘土的岩石、破碎的熔岩、混着鲜血的黏土构成的。我们不会雕琢水晶。我们大陆上刻意雕琢的诗人发出的声音是空洞的；只要一滴《马丁·菲耶罗》的葡萄酒或一滴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浓得化不开的蜜，就足以使他们如同插着别处弄来的鲜花的花瓶，呆若木鸡地立在客厅里。
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语变得华而不实，它获得了宫廷的典雅，却失去了产生贡萨洛·德·贝尔塞奥和那位伊塔大司祭的粗犷力量，失去了仍然在克维多作品中燃烧的情欲。
在英国、法国、意大利都发生过同样的变迁。乔叟及拉伯雷的恣肆，遭到了阉割；具有彼特拉克风格的刻意雕琢的诗人，使翡翠和钻石发出璀璨的光彩，但是宏伟的源泉却开始干涸。那昔日的源泉与当时人的整体素质，与他们的博大襟怀、丰富感情和豪放性格密切相关。
至少这是我曾遇到的难题，虽然我未曾以这样的方式提到过。如果说我的诗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具有不肯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向往更大空间的无拘无束的倾向。我的局限必须由我自己来超越；我绝不曾把自己限定在一种远方文化的框框里。我必须是我自己，要尽力像生我养我的土地那样伸展开来。本大陆的另一位诗人在这条路上给我以帮助。我说的就是沃尔特·惠特曼这位我的曼哈顿朋友。
四、评论家必须忍受痛苦
《马尔多罗之歌》实质上是一部卷帙浩繁的连载小说。可别忘记，伊西多尔·杜卡斯的笔名洛特雷阿蒙，取自连载小说家欧仁·苏的一部1873 年写于沙特奈的长篇小说。但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洛特雷阿蒙，比小说中的洛特雷阿蒙走得更远千百倍。他入地，欲为地狱的恶鬼；他上天，欲为堕落的天使长。马尔多罗在极度不幸中庆贺“天堂与地狱的婚礼”。愤怒、颂扬和极端痛苦汇成杜卡斯滚滚波涛般扫荡一切的诗风。马尔多罗的含义就是“巨大的痛苦”。
洛特雷阿蒙曾打算开始一个新的创作阶段，他抛弃了自己的阴郁面目，还写序鼓吹一种新的乐观主义诗歌，但最终也没有写出这样的诗。在巴黎，死神带走了这位乌拉圭青年。但是，他那没有兑现的改变诗风的诺言和那没有完成的向善与健康的转移，却招来了许多批评。他的痛苦得到赞赏，而他向欢乐的转变却遭到谴责。诗人必须自我折磨和忍受痛苦，必须在绝望中生活，必须继续写绝望的歌。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即一个阶级）的见解。许多人服从这一金科玉律，这些人一贯屈从那些不成文的但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规范所强加的痛苦。这些无形的裁决判定诗人命该居陋室，穿破鞋，入医院和陈尸房。这样人人皆大欢喜，因为不用付出多少眼泪，欢乐就可以继续下去。
然而事物因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这些诗人突然领头为欢乐而造反。时运不济的作家，受磨难的作家，成为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幸福仪式的组成部分。以往人们的趣味被巧妙地引向赞美不幸，把不幸看作巨大创造力的催化剂。不道德行为和苦难被认为是有益于诗歌创作的灵方。荷尔德林有精神病而且一生不幸；兰波的生活漂泊不定而且满腹苦涩；热拉尔·德奈尔瓦自缢在穷巷的一根路灯杆上。在那个世纪的最后阶段，他们不仅使美激发出来，还开辟了苦难的道路。他们的信条就是，这条荆棘之路应当成为精神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迪伦·托马斯曾是已开列的殉难者名单上的最后一名牺牲者。
奇怪的是，暴戾的老式资产阶级的这些思想仍然在某些人的脑子里起作用。这些人摸世界脉搏时不理睬它的鼻子，而世界的鼻子能闻到未来，所以必须在这里把脉。
有些评论家像葫芦科攀缘植物，伸出茎和卷须寻找最时髦的气息，生怕失去它。但是，他们的根仍然浸泡在过去的时光里。
只要我们诗人紧紧地和我们的人民在一起，坚定地投身于争取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权成为幸福的人。
“巴勃罗是我所认识的少数几位幸福的人之一。”伊利亚·爱伦堡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巴勃罗就是我，爱伦堡一点儿也没说错。
因此，一些在期刊上撰文的著名随笔作家关心我的物质生活，并不使我吃惊，显然我的私事本不应成为评论题目。我明白，我可能得到的幸福使许多人不舒服。可事实是，我打心眼里感到幸福。我问心无愧，然而理智上却感到不安。
那些看来对诗人的小康生活水平忿忿不平的评论家，我倒劝他们要为诗集的出版、销售并完成给评论界提供关注的材料的使命而感到欣慰。他们应该高兴的是，著作权使作家得到稿酬，另外至少某些作家可以靠自己的神圣工作度日。评论家对这种自豪感应该加以宣扬，而不要从中作梗。
因此，不久前当我看到一个青年评论家——才华横溢的教士——为我写的一篇短文时，我觉得他的才华并未使他稍许脱出谬误的窠臼。
据他看来，幸福感削弱了我的诗。他给我开的药方是痛苦。根据这种理论，患阑尾炎准能产生精彩的散文，得腹膜炎也许会产生绝妙好诗。
我要继续用我所拥有的素材并以我自己为素材进行写作。我是杂食动物，吞食感情、活人、书籍、事件和斗争。我真想把整个大地吞下；我真想把大海全部喝干。
五、诗的短句和长句
作为积极的诗人，我同自己的骄傲作过斗争。因此，现实与主观之间的斗争，能在我自己内心深处解决。我并不企图规劝别人，不过我的经验可能对别人有所助益。让我们来粗略地看看结果。
我的诗既受到公正的批评，也遭到诽谤中伤，这是很自然的。二者竞相出现。在这场争论中我没有发言权，但我有投票权。对于有实质内容的批评，我的书、我的全部诗歌就是我投的票。对于充满敌意的诽谤中伤，我也有投票权，这张票也是由我独特的和源源不断的创作构成的。
你若觉得我的话很自负，那你是对的。说到我的自负，那是怀着不朽的爱在漫长岁月里从事一门手艺的工匠所具有的那种自负。
但是，有件事我很满意，那就是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至少在我的祖国，使人们尊重诗人的手艺，敬重写诗的技能。
我开始写作的时代，有两类诗人。一类诗人是大阔佬，他们受尊敬是因为有钱，钱财帮助他们取得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声望。另一类诗人是诗坛的散兵游勇、酒店里的豪饮之徒、神魂颠倒的疯子、苦恼的梦游症患者。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也不要忽略，那就是被绑住手脚的作家们的困境，他们像拴在铁链上划船的苦役犯，被拴在政府机关的硬板凳上。他们的梦想几乎永远被堆积如山的盖过戳的公文，被对上司和对尴尬处境的恐惧所窒息。
我初涉世事时，比亚当更加一无所有，但是决心保持我的诗歌的真诚。这种不妥协态度不仅对我自己有价值，也使那些傻瓜不再嘲笑。事后，这些傻瓜凡是有勇气和有良知的，都跟善良的人们一样，在我的诗所唤醒的根本事实面前折服了，而那些居心不良的傻瓜则对我心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