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在文学创作上有重大成就。著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短篇小说《人·兽·鬼》（1946），长篇小说《围城》（1947）等。无论他的散文或小说，都具有机智隽永的特点。最能显示他独特的风格的是他的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

《围城》作为一部现实主义讽刺小说，被人称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新儒林外史”。作品以抗战初期从海外留学回国的方鸿渐为中心，描绘了在战火弥漫的年代里，一群远离时代和人民的知识分子在恋爱、婚姻、职业、生活上的挣扎苦斗，尔虞我诈，揭示了他们内心的贫乏、空虚与卑微，抨击了囯统区的黑暗现实，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作者在《围城·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小说像一面X光镜，透视出那些“无毛两足动物”的畸形性格和丑恶灵魂，并剖析了造成这些“最新式”文人畸形性格、丑恶灵魂的文化母体。

《围城》包含着深厚的思想意蕴。一是社会批判层面。作品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国政时弊和众生相进行了抨击，包括对上海洋化商埠的腐败堕落、对内地农村的落后闭塞，对教育界、知识界的腐败现象的讥讽。二是文化批判的层面。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新儒林”的描写和对一批归国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来实现的。《围城》中的人物，大多患有崇洋症，但骨子里还是传统文化起主导作用。方鸿渐是“新儒林”中尚有正义感的人物，他的懦弱的性格，悲剧的结局，正是传统文化所致。李梅亭、韩学愈、高松年等人的庸俗、卑琐、无聊、虚荣、争斗等劣根性，也是传统文化影响的产物。作品通过这些人物病态性格的剖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第三个层面则是对人生、对现代人命运的哲理思考，深入到人本的形而上的层次，诸如对人的基本生存处境和人生的根本意义的探讨，对人的基本根性和人际间的基本关系的探讨。

杨绛说：“《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小说中也多次点明了”围城“的含义。它告诉人们，人生处处是“围城”，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存在着永恒的困惑和困境。作家在围城中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这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