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重新生活》：“极端之恶”与“平庸之恶” 

张平终于出新作了！这也是我一直期待的事情。十年以前，他以犀利的笔锋直面现实最尖锐的问题，为人民鼓与呼，其作品曾引起社会热烈的反响。我读到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国家干部》，这部作品一如既往地延续了张平强烈的现实性和社会责任感，但他的政治思考更趋成熟，他在小说结构的营造上也更趋完美，这预示着他的创作正在迈向新的境界。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平戛然而止，默默转到别的岗位上去了。但我相信他的一颗热爱文学的心不会变，果然终于等到了他的扬眉剑出鞘时刻。读到他的新作《重新生活》十分兴奋。这部作品同样是现实性非常强的主题，

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延门市的市委书记魏宏刚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双规了，魏宏枝是魏宏刚的亲姐姐，尽管她从来没有涉及弟弟的违纪违法问题，但弟弟的双规仍然涉及她一家的日常生活。魏宏枝的女儿绵绵是正在准备高考的高三学生，自从魏宏刚被双规后，女儿的倒霉事便接踵而至，她的班干部资格被取消，又不准留在重点学校，于是魏宏枝和武祥夫妻俩为了女儿的读书和高考，费尽了心机。魏宏枝和武祥一家，因为是市委书记的亲属，曾经是多少人拼命攀的高枝，他们在安排女儿读书一事上也是一路绿灯，没想到书记一倒台，过去的优惠和便利统统变成了障碍和麻烦。故事围绕魏宏枝一家的遭遇一路写下来，他们切身感受到了反腐斗争的严肃性，也抹去了官场特权投射在他们身上的阴影，准备在正常而又健康的状态下重新生活。

反腐是张平最擅长写的题材，但这次他换了一个视角，他不是从正面表现反腐斗争，而是从侧面入手去追问腐败的社会依存性。这部小说所写的腐败官员魏宏刚也是一位高级别的领导了，他是一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不过张平并没有把重心放在这个人物身上，因为他对反腐的思考有了新的思想收获，所以他将视线转向了一个腐败官员的亲属们——魏宏刚的姐姐一家。

如果说魏宏刚的双规是延门市官场上发生的一场大地震，那么地震的余波一直也会影响着魏宏枝一家的生活。也许在人们的印象中，腐败官员的亲属往往就是腐败的帮凶。但张平所写的魏宏枝与武祥夫妇却是富有正义感和道德感的亲属。正是从这样的人物设计中，张平对于反腐斗争的思考得以扩展开来。按说，如果亲属没有参与腐败，他们顶多接受一番组织上的调查，并不会过多影响自己正常的生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小说重点写了他们的女儿绵绵在学校遭遇到的种种麻烦，这些麻烦自然是魏宏刚倒台的连锁反应，比如绵绵的分数不够却进了重点学校，老师通过动作让绵绵当上了班干部，为今后保送上大学创造了条件，等等。但无论是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还是作为绵绵的家长魏宏枝和武祥，都是把这一切当成正常的事情来对待的。那时候，绵绵可是延门市各个中学都在争着抢着的学生，这既不是因为绵绵有什么特长，也不是因为绵绵成绩超好，原因就是她有一个当书记的舅舅。一个中学如果有一个市委书记的宝贝外甥女来读书，“那几乎就等于拥有了可以轻松对话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本。”延门中学自从将绵绵招进来后，一些过去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如学校想要征用一块土地为老师盖住房，终于在书记的指示下实现了。

不仅是学校，就是学校旁边开的小饭铺，老板都知道利用绵绵这一资源，老板愿意花很少的钱给绵绵包饭，就因为市委书记的外甥在这里包饭，公安也对这里有了特别的关照。但一旦书记被双规，这些曾对绵绵表现格外亲热的人马上变了另一副面孔，纷纷要与绵绵撇清关系，因为他们都担心在处理魏宏刚违纪违法问题时会牵连到自己。

张平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纵容腐败的社会风气。如同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无论是学校的校长，还是年轻的班主任；无论是做房地产的经理，还是小饭铺的老板，他们都费尽心机要沾上一些特权的光，从腐败官员中获取一点好处。因此当魏宏刚在台上当市委书记时，他们希望书记的位子坐得越稳越好，而当魏宏刚被双规后，他们也丝毫不会反省自己过去是否也做错了什么事情。当然，他们的行为也没有触及法律，只是利用了一点特权而已。何况他们都是基层普通的群众，获得的只是一点小恩小惠。

那么我们是否就不必追究这些事情了呢？这使我想起了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她认为，罪恶分为两途中，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一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人们由此引申开来，认为平庸之恶正是对20世纪以来普遍的道德无底线的社会现象的恰当描述。

这是因为传统的道德体系不适应社会变化，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人们处在一种无道德或非道德的状态之中，是非标准发生错乱，在这种状况下，任何人都难免陷入纵容腐败的泥淖之中。比如魏宏枝、武祥夫妇俩，一直恪守着廉洁奉公的思想意识，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还反复告诫魏宏刚，提醒他做一名好官。更难得的是，他们对自己有一个亲人在做高官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小心谨慎地为人处事。但即使这样，他们俩仍然摆脱不了纵容腐败的干扰，甚至差点陷入纵容腐败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幸亏在关键时刻，武祥抱着严酷的反省心态梳理日常生活中的蛛丝马迹，从魏宏刚母亲的家里找到了一批赃物，从而还了妻子的清白。吴玉红是魏宏刚儿子丁丁的同学，家境贫寒，属于对腐败最为痛恨的底层群体，但她同样也会受纵容腐败之害。因为学校为了达到利用市委书记魏宏刚儿子丁丁的目的，就安排吴玉红每到考试的时候，悄悄给丁丁递条子告诉他正确的答案。只要吴玉红这样做了，学校就会给她发奖学金。

任颖的父亲与武祥是两个普通的父亲，他们在对话中谈起当今的教育问题感慨不已，任颖的父亲感叹说：“你说这些人胆子怎么这么大，顶风作案不收手，为啥就不怕出事？”

“平庸之恶”英文为The Banality of Evil，作为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平庸之恶的概念，是由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来的。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艾希曼的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一直持续到5月31日，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当时，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

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一般认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如：赵高指鹿为马，群臣点头称是；纳粹建集中营，人们竞相应聘。这些都是典型的平庸之恶。阿伦特论述平庸之恶的著作还包括《责任与判断》（中文版为《反抗“平庸之恶”》）。

20世纪后期以来的道德无底线，有人的无知或邪恶，不辨道德“真相”的因素，也有舆论导向的偏颇，但更重要的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评判人们当下或可能做出的事情。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心有敬畏，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还有一种说法，是用来给具体参与作恶，但程度颇轻或时间不长或自称消极履职的人提供的卸责辩护，即“小恶”不算恶。通常情况下，辩护者会拿“大恶”说事，强调“小恶”是无法避免，当事人对事态无能为力的。汉娜•阿伦特对这样的辩护逻辑予以痛击，指出“适应真正的恶时……（就被）有意利用了他们对小恶的认可”。从而，一个又一个小恶，组合起来，层层相扣、严丝合缝，组成了大恶。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没有人愿意成为邪恶的”，但人生活在一个由守法公民组成的社会中，必须以某种自我鄙视来服从法律在内的各项准则，不免撒谎：对社会撒谎，对自己撒谎。道德、道德人格都具有复杂性，除非人自己“对于他可以允许自己做的事情（形成）…一些限制，这些限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他的，而是自我产生的”，比如移情能力；当然，正如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所揭示出的，在有人示范实践牺牲性的道德准则时，部分人可能选择跟随。

丁丁的同学吴玉红是一个底层家庭的孩子，她也悔恨地对丁丁说，想想我也是一直在利用你，我也不是什么好人。因为他们同桌时，每次考试测验，她都会给丁丁递箱子送答案，而这都是老师授意让她做的，她这样做了，学校就给她分布发奖学金。

武祥惴惴不安地送女儿进了考场后，先后接到了妻子魏宏枝和延中宁校长的电话，使他冰冷的心感到了暖意，妻子从纪委放出来，既说明妻子经受了考验，也说明我们的反腐肃贪是很严谨和负责的。而宁校长所报告的武家寨中学的问题，既说明了官场腐败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也说明了反腐斗争的迫切性。武祥也由此感受到：“春天的脚步虽然有点蹒跚迟缓，但春天的到来，谁也无法阻拦。”

结尾充满政治寓意，绵绵因紧张过度昏睡过去，在考场上被担架抬了出来，医生问是叫醒孩子继续考试，还是让孩子回去休息，武祥说，就让孩子睡吧，让孩子好好睡会儿吧……

张平显然是一位写改革小说的代表性作家，改革小说给他带来声誉，也给他带来非议。有人指责他的作品缺乏文学性，但事实上张平有写作中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也具有强烈的文学焦虑。特别是他近些年的作品，明显看得出他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有新的文学尝试。遗憾的是，那些热情肯定张平的人，只愿意看到张平作品中的现实性和责任感，不愿意或者说根本不去注意张平在文学上的努力。

如他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我发现他在叙述结构的变革上是煞费苦心的。小说以嶝江市的一次干部提拔为契机，使全市上上下下的官员为了大大小小的利益，怀着各自的动机，都或明或暗的行动起来，从故事内核来说，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张平最终也绕不开类似于邪不压正、人民群众站出来说话等现成的故事结构，但小说的叙述方式却是很特别的。通篇小说几乎没有文采和诗意的追求，完全由密不透风的人物心理动机的剖析编织而成，作者不放过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毫不留情地袒露他们的内心动机，将官场上的每一细小的事件，都找到其心理依据。我以为这部小说可以称其为政治心理剖析小说。我不敢说张平的这种写法是非常成功的，因为这种密不透风的剖析，造成了节奏的过度紧张，也使得叙述过于单调。但他的尝试无疑是很独特的，如果他能广泛听取意见，博采众长，也许能把这种尝试做得更好。问题是，人们并不关注张平在文学上的焦虑和尝试。从这个角度说，张平是在孤军作战。风光的改革小说有时候又是非常悲凉的。

汉娜•阿伦特也承认，基于道德的阻止作恶的前提条件，“不与自己相矛盾，即使这意味着与整个世界相矛盾”，是相当难以做到的。“不与自己相矛盾”，依赖于自我内心对善恶、良心、责任的思考，思考能力决定判断和行动能力。正如此书的编者导言所指出的，“由公正地判断——从尽可能多的不同观点考虑、处理意见——个别现象是否适于世界中显现而产生的那种回应能力，在行动领域把政治和道德紧密地连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