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淳长篇小说《生死时代之双雄》：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命运之双重奏

【内容摘要】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这一个时间节点，也正是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在江南赵家镇，生活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的民众，却依然是一如既往的按部就班。一九三八年的巨变，纷繁复杂的正是小人物命运的起落。如此的现实，黯然伤神之中，一些微小的变化正在于小人物所做出的一次次努力。每个人置身于这种大历史背景下，都会被各种力量所裹挟，但最终会做出石破天惊的选择。高淳长篇小说《生死时代之双雄》，便是以此为背景的赵宏伟和赵驹小人物艰难挣扎的一次次心灵洗礼。

【关键词】高淳 赵家镇 小人物 双雄

近年来，关于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逐渐成为了热门。高淳的长篇小说《生死时代之双雄》（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7月），展现了赵宏伟和赵驹这两个主人公如何从一开始卑微的苟活到绝代“双雄”的心灵涅槃故事。

历史的细节，历史的碎片化，如何才能确实做到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瞭解之同情”，这就要更多地从小说人物的经历、性格方面解读其日后成为“双雄”的历史成因，及对整体小说架构的影响。应该说，这部小说整体架构，符合了大历史观与微观史结合的某种叙述逻辑。笔者在这样一部内容之多、体量之大的长篇小说作品里，能够体会到高淳沉潜到小说人物赵宏伟和赵驹的内心中去，突显更加微观的灵魂世界和宏观的外部世界的勃勃野心。《生死时代之双雄》的宏大主题，捕捉生活，突显形象，却是又具有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那样心理结构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

在笔者看来，高淳的《生死时代之双雄》，正是对某些宏大叙述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存在的概念化局限和缺失的弥补，甚或纠偏。这由此也证明了巴尔扎克那句“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的论断。许多经典小说的写作路径，不外乎写人物，写人物在大历史中的命运。但如何去写，通过一种什么样的切入方式去写，则是值得琢磨的。而在众多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尤其抗战神剧的泛滥之下，高淳的《生死时代之双雄》的出现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其一反过往的那种模式化和典型化，完全让“双雄”分别回到自己特定的时代生活场域之中，回到几近于碎片化的个人被裹挟的大历史命运之中。由于高淳设身处地的抒写和还原，使得这部文学作品，通过真实的故事背景及其人物形象的具体情境，乃至命运的起落，又无一不让人读起来感到步步惊心，于跌宕起伏中见证了一段又一段的生命历程。书中涉及到的真实历史事件作为小说背景，再加上其他很多交叉学科的诸如历史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论，人生地理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方面，使得人物的特定生存场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一点在同类题材作品中确实是不多见的。特别是赵家镇的江南特点，甚或县乡体制，以及人文历史风貌与人物命运关系等，都在高淳笔下所呈现的微观图景中得以不同程度的彰显。所有这些零零总总，无法割裂，全部包含在了一个主体人物赵宏伟和赵驹的共同构成的大历史背景下的特定生活场域，心灵的场域，尤其众多的虚拟人名，为读者呈现了一段又一段逼近真实历史的生命复仇故事。

一

高淳《生死时代之双雄》分为了三部，第一部为“赵宏伟的荒唐人生”，第二部是“赵驹的孤独回忆”，第三部为“男人的悲伤哭泣”。在这七十五万五千字的长篇容量里，展现了作者宏大而又微观、明朗而又曲折的叙述野心，并在前后比照中突显了主题。

回到小说的开头。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的秋天，地点是赵家镇，然后展现相关的“日本兵就要来了”引发的江南小镇恐慌。随即是赵宏伟这一个人物的出现，一开始就展现其忧心忡忡之所在。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从九一八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及南京大屠杀，这些接连二三的历史事件，对整个赵家镇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来说是通过赵宏伟的一举一动来反映的。原本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一种新的民主共和制度，应该是天翻地覆的改变。但对于生活在赵家镇的大多数人来说，作用则只是外部世界的墙头换了大王旗。即便去日本留过学，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赵宏伟，也是随波逐流。尤其当日本人让他担任了教育局长，甚至后来还当了镇长，乃至县长，依然让他有着强烈的负罪感。虽然，日本少女藤田心音曾是赵宏伟留日期间的恋人，甚至对他十分痴情，但他还是无法接受与日本人合作的现实。

赵宏伟的这种摇摆不定的心理状态，高淳是这样写的：

而今，国、共、日并存，一个人，如果不能像陶渊明那样隐居，就必然要有所选择，有所投奔。但是，究竟选择哪一边呢？赵宏伟是真不知如何是好。他只知道，他是真恨日本人，不为别的，就为那些惨死的老百姓。[①]

赵家镇那些无法逃走的老百姓，似乎并未有赵宏伟这种心理纠结，但也是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似乎不知道如何像赵宏伟那样去顺应时势，但也表现的逆来顺受。比如王秀珍在自己命运逆转之后的无奈，其间她与赵宏伟之间的相处，就写得入木三分。

面对如此形势，赵宏伟也看到秀珍他们更多的是惶恐与不安，如何才能去当一个“良民”，才能安然无恙地在占领区活下去呢？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概念。他们所知道的只是与世无争，尽量安分守己过日子就可以了。赵宏伟则是考虑到这种行尸走肉的日子再也无法过下去了，遂在一次偶然中，意外地救护了好友方远梦。赵宏伟被锄奸队暗杀未遂之后，就试图改变自己。从救护方远梦开始，新生活的大幕，也随即对他陡然间拉开了。

比如这一段：

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为何要去找方远梦，找到了又会怎样，等等。他现在就像是被自己的直觉和本能指挥。他要找到方远梦。日本人说那个人逃到了赵家镇上，如果那个人真是方远梦，那么方远梦此刻除了自己的家，根本无处可去。[②]

这类人物的心理活动，甚或内心独白，却是恰好表现了赵宏伟的性格和内在的复杂性。正如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里所表示那样——时间的两面性，人的两面性，道路的两面性，在某种并轨的空间里，谁都有可能因为抉择而转化，完成两种不同的结果。

小说的主轴是赵宏伟的“当下”，在占领区的尴尬处境里，时时刻刻回想到他的出生，他的求学之路，以及他与父亲赵宝贵、母亲郑玉梅之间的记忆点滴，甚至他与心音、秀珍之间的不同情感的解读，都显得生动、形象。这种不断的闪回，也是作家所特有的一种解构和重组方式。

这种对人物心理的分析，以及不断发掘赵宏伟之“荒唐”形状之因由，比如无辜的铁匠之死，以及后来秀珍被征用为日军的慰安妇，乃至她后来自杀身亡，都对赵宏伟的灵魂是一个触动。高淳的笔触深入到其中，并能够让你随着他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乱世，极其真切而又生动地运用大量的细节来展现，使得小说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笔者在这部小说的第一部里感同身受了高淳所贴近人物内心世界的细微之处。正因为如此，赵宏伟一系列的外在嬗变，就有了合理的心理基础，因而也让人物形象显得更加血肉丰满，富有艺术张力。

二

高淳这种富有代入感的描写，主要特点在于能够充分让人物自身去现身说法。这在同类题材的传统小说里很少见过如此的笔法，通过人物的心灵历程来反映当时的现实，尤其在物理时间之外，又有了人物自身的心理时间，如此才有了不断的闪回，反倒使得生活更加有了一种立体化抒写的同时，又有了与过往传统笔法完全不同的代入感，从而也增加了更多的新鲜感。

这种小说的推演，至少在第一部里就初见端倪了。在宏大的历史时空里，却又有着人物自身的心灵维度，使得小说的多元化指向，在人物性格的单一性和复杂性之间有了更多的探索的可能性。无论是赵宏伟，还是赵驹（这个人物形象主要见第二部），他们的内心悸动，使得围绕其展开的各种人物关系有了更多合理的彰显和延伸。

高淳在人物命运发生大逆转之后，是这样写的：

赵宏伟走上前去，抱着竹内，又捅了他两刀。竹内手里的枪掉在了地上。

“……为什么……”竹内问。

“我求你们放人，你们不肯，我就只好自己动手了。”[③]

这就是赵宏伟性格发生逆转的外因，只是由于竹内没有放了秀珍。当然，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因，以及种种事端让赵宏伟终于忍无可忍了。一个唯唯诺诺的汉奸就这样逆转为一个杀敌英雄？乍看上去，觉得不会那么简单，甚或有些难以置信的夸张，但按照其一直发展的内在轨迹看，这一切或也是一种命运的必然。

在高淳《生死时代之双雄》的第二部，即“赵驹的孤独回忆”，小说的视角从赵宏伟转向了赵驹，由此开挖出赵驹这个人物标本的诸多零零总总，其中还有他父亲赵三牛作为威远镖局总镖头的另一面，以及赵驹留日归国沦为乞丐，等等。这样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依然通过赵驹本人的回忆来展开，一下子有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也就是说，赵驹与赵宏伟的人生有了很大的异同，但两人最后殊途同归，都成为了赴汤蹈火的英雄。只是在作者笔下，英雄还原为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人，尤其在一开始迫不得已各自投靠了占领军，充当了吃相难看的汉奸走狗，但不断鲜血淋漓的事实终于唤醒了他们心底潜藏的良知，并开始了复仇行动。

在小说第二部里，高淳写道：

从良心上来说，很多事情，其实自己（赵驹）都是罪有应得。但是，自己又真的，从来没想过做一个坏人。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矛盾而又纠缠。回想人生路，自己从未真的要去误入歧途……[④]

外部世界对人自身的影响很多时候是决定性的，但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会思考，他在复杂的境遇中依然试图在权衡利弊中修正着自己生命的航向。

这一点，笔者不仅在高淳《生死时代之双雄》第一部关于赵宏伟的内心纠结中得到了验证，又在小说的第二部，通过赵驹的自我回忆来继续从另一个视角予以强化。

这样的两个被称作“双雄”的人物背后，其内心的隐痛，成长的经历，忍辱负重，自甘堕落之后又有反省，这才使得小说有了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强悍力量。

笔者觉得赵宏伟和赵驹内心力量来自真善美，比如赵宏伟心目中的心音和秀珍，赵驹心目中的丽云等等。

再比如这一段：

“这些头发丢了可惜，送给我吧，好吗？”

“好哇。”

她粲然一笑，像个孩子似的开心。自己（赵驹）是真的好想，能永远看到她的笑。而上帝，又是否真的能听到人的祈愿？[⑤]

这类对话还有很多，无论是赵宏伟，甚或赵驹，都感同身受了人间的如此圣洁美好，因而才有了呵护之心，乃至最后甘愿用生命来捍卫的决心。这样的性格嬗变的逻辑，这样灵魂洗礼的转变，这样由坏人向好人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恰恰相反，高淳是在精心塑造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和灵魂，从而有了一种欲扬先抑的奇效。至少在小说开始部分是隐忍的，甚至是极其压抑的，但到后来的发展，读者随着人物的性格张扬，随着其价值观的变化，而也随之得到了整体情绪的释放。

客观地说，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所讲述的故事，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更大层面上是人物性格和心灵发展的演化史。这种演化，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极具有标本意义，更具有其代表性，反映了一种族群的情绪，反映了族群的一种精神。就这一点而言，这部小说与那些抗战神剧比起来，何止甩几百条街？尤其，作家高淳在展现人物心灵时，遵循一种零度叙述的原则，这就使得小说画面呈现了一种具象、客观、冷色调的维度，也由此使得叙述文本有了更多的价值能指和想象空间。

三

如果说小说的前两部，是两个各自相对独立而又相交的圆环，那么第三部就是两个圆环之间那些更多的衍生或碰撞部分的汹涌澎湃的洪流。

这些小说时空，时而错乱，时而往返，时而如缓缓的水流，突显宏大物理时空之外的人物各自心灵圆环的不同走向，却又暗含着特定的时代印痕。这些印痕，一方面来自地域，来自他们各自的职业，甚或他们的使命。其中的悲欢离合，其中的爱恨情仇，尤其通过赵宏伟和赵驹这两个人物标本，有了更多繁复的表达和内在的延展。既有各自家庭的因素，家族命运，人物各自的爱情命运，以及与时代的总体大势，互相纠缠，甚或矛盾丛生，最终九九归一，直奔“双雄”的题旨所在。

在笔者的记忆里，民间抗战的例子，要说莫言《红高粱》所展现的土匪形象更具有张力，而高淳的《生死时代之双雄》试图在第三部里达到一种同类题材表达的某种极致。不能说高淳做得不够好，而是历史时空所提供的想象空间确乎有限，但即便如此，高淳也在腾挪自如中彰显了他自己的某些思考。

应该说，这部小说的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体量都是不小的。不与那些动辄百万字千万字的网络小说比，单就一年出产上万部长篇小说的纸质出版来说，高淳小说的体量都是位居前列的。虽然，小说不一定凭的是体量，而是质量。高淳的优势正在于善于把握人物，尤其善于直入人物内心世界，通过内心的时间维度来反映现实，使得小说面貌与其他同类题材的传统笔法大不一样。这就是他的成功之处。

另一点，就是把各自人物的前后境遇推向一种难以想象的极致，比如一开始模糊不清的占领区身份，几近于汉奸走狗的身份，却又是良心未泯，最终因为身边的亲人和爱人大多死于敌手而让正义之火满血复活了。这样的故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复杂在于人物的内心，简单在于重复的故事套路。

第三，如何规避套路，而在小说中呈现不同的变化？作家高淳通过小说三个部分来叠床架屋，而每一个部分又有二三十万字的体量，尽可能去建立自己的艺术大厦。笔者以为高淳总体上是成功的，在纷纭变化的小说世界里，梳理出了属于他自己想要强化的男人主旋律。

比如第三部里的这一段：

赵宏伟跑到了赵驹的身边。他强忍着泪，抱起了浑身是血窟窿的赵驹。

赵驹说：“帮我杀……杀……”

赵驹断了气。

赵驹大张着眼，两行泪，从他的眼眶里滑落了出来，滚烫滚烫。[⑥]

这就是小说接近于大结局的一个画面，很有镜头感。而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赵宏伟的表现只是被动地去帮扶他，一个“跑”，一个“抱”，也就是赵宏伟所能做的事情了。然后，小说写到赵驹的表情，满眼的热泪，以及大仇未报的遗憾。这一点，笔者从高淳简约直白的文字里，可以明显感到一种力透纸背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仅是以上的这段文字，而是前前后后零零总总的诸多人生历练和命运遭际，使得这一刻瞬间产生了艺术的叠加效应。

笔者在陈忠实《白鹿原》里体会过这种叠加效应所产生的力量。比如辛亥革命巨变让白嘉轩、鹿子霖和冷先生的对话场景设置，就暗含了深意的。高淳的表现则是让赵宏伟面对赵驹即将中弹离世时的那种情景，则是试图拔高人物内心灵魂的另一面。

比如，高淳在小说第三部临近结尾时写道：

赵宏伟拿出了那坛状元红。酒坛一开，香气四溢。

赵宏伟给渡边和桥本斟酒。

赵宏伟亲自喝了一碗酒，然后，每盘菜自尝了一口。这样之后，渡边与桥本才笑吟吟地动起了筷，饮起了酒。

渡边喝了一口状元红，赞叹得连连啧啧。他说，果然好酒，与众不同。 [⑦]

小说中提到的状元红，与赵宏伟有着不解之缘。状元红是父母为他特意埋在自家后院桂花树下。正因此，小说在这儿有了一种预示。第三部到此就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节点。

从整个的小说故事框架来看，赵宏伟和赵驹所代表的这一类人，即那些不得不在占领区生活的人们。他们并非都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也并非都是侵略者的绝对拥护者和追随者。面对战争的形势，他们之所以躲缩、恐慌，甚或助纣为虐，以至于浑浑噩噩，迟迟无法做出抗争。直到他们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甚至危及到他们自身的安危。直到起来反抗，成为一个个新生的赵宏伟或赵驹，才会有着一个属于他们的时代到来。

四

笔者在高淳的《生死时代之双雄》中，看到了挣扎在时代边缘中的女性形象，比如王秀珍、藤田心音、庄丽云，等等。

无论是人类的历史长河，还是相关的文艺作品，抑或其他的社会领域，女性永远都是推动其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她们所承受的一切并不比男人们要少，相反还要更多。这是因为她们的性别，她们被族群所赋予的身份，她们自身所具有的天性，她们作为母亲的高贵品质，决定了她们的选择和命运。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里，有着无数的女性在承受着巨大的责任和使命，她们在时代的边缘中挣扎着，搏斗着。“女性的近代化发展反过来又推动社会近代化发展的进程；没有社会的近代化就没有女性的近代化，而没有女性的近代化，就没有真正的近代化。”[⑧]

高淳的《生死时代之双雄》是一部洋洋洒洒的直面历史和直面人性的长篇小说。在时代的壮歌之中，又在另一个层面上读，它也称得上是一部抒写女性悲歌的《孔雀东南飞》。在高淳的字里行间，既有英雄主义的豪情，又有作者对儿女情长的眷恋与回想。从赵宏伟海外留学偶遇藤田心音，到后来的王秀珍，再到赵驹心目中的爱人庄丽云，一个个性格迥异，命途多舛，风华绝代，却又一往情深，痴心不改，每一个都在向我们讲述与诉说着不同于焦仲卿与刘兰芝的爱情故事。然而，正是这种从历史透过现实的爱情悲歌，却是唤醒了浑浑噩噩的两位男主人公。

藤田心音是《生死时代之双雄》中极具纯情少女的特性而又极具叛逆性格的一个典型人物。她的出现源于作家写作的一种探索，尤其后来的悲剧结局，被逼嫁人，发疯，到投河自尽，一步步陷入黑暗的深渊。

高淳捕捉到藤田心音的灵魂颤音，如——

赵宏伟终于又见到了心音。心音已瘦得变了样子，但是见到赵宏伟的那一刻，心音的眼里还是像星星一样放出了光彩。[⑨]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⑩]一种将人性本质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的突破。而这种突破之中又不乏同情与无奈。

再如王秀珍，一开始由清纯少女，再到为人妇，其父其夫相继悲惨离世，又成为年轻的寡妇，遂与赵宏伟依然有着来往，却是那种类似柏拉图式的关系。结果她又被强迫征用为慰安妇，赵宏伟为了救出她，煞费心机，最后不惜对敌酋竹内痛下杀手。

这一个女性人物，与藤田心音完全不同。首先是她们的生活环境不同，一些价值理念或有异同；其次，她们的年龄和性格也不同，这就使得她们的命运在各自的轨道上有了不同的表现；第三，在情感审美上，虽然国籍和环境不同，但是与赵宏伟之间的关系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庄丽云则又与她们两人迥异。这是因为庄丽云与赵驹之间的关系又有所不同。

时代的变化，战争的来临，首先影响了当时社会主体的男性心理，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城市也在影响着诸如庄丽云这种女性的心理。身在乡间村舍的王秀珍，未受过新式教育的熏陶，但其内心充满了某种萌动的情感意识。而这种意识的缘起，则是其对赵宏伟的依恋，甚或生而为人的更本真的天性。这种执着的天性，导致了她与赵宏伟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超乎情爱的东西。作家高淳在小说文本中做到了这种“瞭解之同情”。而这种“瞭解之同情”，纵然最终将这些女性人物推向了悲剧的命运。其实，也不一定是作者的意志，而是在那个大时代的无道背景下，她们所必然会有的覆灭结局。

五

当时的社会形态，尤其在占领区的状态，正是高淳笔下那种胶着的，却又无法厘清的状态。在这一非正常状态的支撑下，赵宏伟和赵驹这两位主人公各自奔命，或寄人篱下，或亡命天涯，但却都在寻找着他们自身的最终价值。他们的生活已经选择，所以无法远离纷争，远离流血。

今天看来，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当时的两位主人公其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过程，正是当时现实的映照和投影。尤其是江南一带甚或东北沦陷区的民众生活，可以用这样的生活画面来反映。

比如，高淳在小说第二部里写道：

那是一条大狼狗，它面前的食盆里，不仅有饭，而且还有肉，好像是红烧肉。自己（赵驹）慢慢靠近它，不看它的眼睛，争取不引起它的警惕。自己以迅雷不急掩耳之势，飞快地抓了一把饭出来，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在战乱中亡命天涯，到处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赵驹所遇到的困境，已经是与狗争食的地步。为了求得生存机会，不得不苟且偷生。

“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式的逃跑而已。”抗战使得社会形态的变化，亦或社会的转型，突然遭遇断崖式的雪崩，我们的小说人物再也找不到山清水秀的属于江南的桃花源了。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接受一场血雨腥风的洗礼，则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而在这场宏大的历史洗礼过程中，人心开始变了，传统的观念变了，随之而来的正是赵宏伟和赵驹这两位主人公石破天惊的命运的大翻转。

这部小说的作者高淳，是一个笔者比较熟悉的八零后，他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笔者曾作为辅导教师点评过他当时的一些来稿。由于他的身体原因，只能整天在家，却此消彼长，增加了他那超乎寻常的文学想象力。他还有另一部长达一百五十一万字的长篇小说《风逝》，也是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上市的。他的天赋异禀在写作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这一点，让笔者想起了那位写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奥斯特拉夫斯基，也想起了写出《追忆逝水年华》的普鲁斯特。笔者透过《生死时代之双雄》里赵宏伟和赵驹这两个人物上，忽多忽少寻找到作者自己的某些灵魂投影。比如小说文本中的零度叙述和冷幽默，以及心理时间突破线性物理时间，自始至终传达的某种莫名的孤寂和忧伤情绪，使得小说结构有了繁复意义上的更多叠加和延展。这可能得益于高淳的从小就善于苦思冥想和拥有的自由驰骋的想象空间。

这部小说总体上具有庞大的容量，叙述也极富有张力，如果在内容的铺展上多一点节制，并且，在具有经典意义的情节上，多一些着力点，其效果或会更见突出。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 高淳：《生死时代之双雄》，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第48、53、243、361、493、745、747页。

[⑧] 杨剑利：《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⑨] 高淳：《生死时代之双雄》，同上，第31页。

[⑩] 鲁迅：《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62页。

高淳：《生死时代之双雄》，同上，第313页。

鲁迅：《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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