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耳小说《天体悬浮》的多重审美意蕴

长篇小说《天体悬浮》无疑是田耳近年来最为成熟的作品。相比较于他前两部长篇小说，《天体悬浮》可以说即具备了《风蚀地带》精密的叙事机巧和有序的叙事节奏，更兼有《夏天糖》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关注与介入。并且，更进一步的是，田耳在《天体悬浮》中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书写笔法，描绘了一幅当代社会“礼乐崩坏”的文化失序图景，为作品平添了一种厚重的历史感。

不过，首先应该说明的是，《天体悬浮》是一部包含着多重审美意蕴的小说，对它的批评分析应该尽量避免一种简单的类型化倾向。在詹姆逊的理论体系中，不同的叙事形式或“文类模式”是可以共存的，它们“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投射出由几种文类模式中主线之间的共存或张力构成一种模式。”[i]而结合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传统和具体语境，我们则可以认为，一个文本内部可以包含多种不同的意蕴和风格。《天体悬浮》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既有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又具有浪漫主义的理想气质，既在日常生活的极致表达上着墨甚多，又不断以叙事的机巧制造戏剧化效果。但是，在对小说进行批评实践的过程中，为了达到更加具有深度的批评效果，我们又不得不将其文本进行拆解，在承认文本是具有异质性的有机整体的前提下，专注于在“文类模式”上较为统一的内容，所以，本文将从三个层面对小说的审美意蕴进行分析。

一、作为叙事背景的“时代”

我们探讨文学作品中作为叙事背景的“时代”，并非意在着重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而是在于突出“时代”背景作为一种经验性认识，与小说讲述的故事之间复杂的关系。正如韦勒克所说，想当然地将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的研究似乎没有什么价值，真正有意义的是“具体地而不是空泛地说明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ii]，也就是说，“时代背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赋予文本某种相应或特定的内涵。

《天体悬浮》讲述的故事正发生在中国社会持续深入的转型时期——一段已堪辨认的历史近景。故事的地理空间定位于一个叫“佴城”的城市，两位基层派出所的辅警，性格各异却过从甚密，志向不同却又在日渐疏远的生活中牵扯不断。这无疑是一部非常具有写实气质的小说，而这种写实气质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其对现代化的悖论式表征的体认和对这个时代“金钱”逻辑的细致描摹。两位主人公符启明和丁一腾，作为基层派出所的辅警，先不论在当下中国社会，其职业身份本身所包含的社会内涵，至少这样的身份，为读者们提供了一个走进社会人群并展开观察的合理契机。于是我们跟随着游走在城市和郊区、酒楼和赌档的主人公们的步履和目光，目睹了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悖论式表征：即在迅速的发展中所展现的创造能力，同时又携带着巨大的破坏力。

声势浩大的建设工程使得城市迅速扩张，丁一腾在两年前刚到派出所时，“城南多是菜地农田以及坡度平缓的小山，现在全都变成了工地，挖掘机每天做着移高填低的事情。”[iii]符启明在与一位包工头畅谈发展大计时也说到，“城南的项目未来十年都做不完。”[iv]然而，要建设新的，首先要破坏旧的，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规模宏大的建设活动也意味着一场气势恢宏的破坏，现代化的繁荣景象无法掩盖传统社会在其碾压之下的一片破碎场面。并且，现代化进程所裹挟的巨大破坏力，不仅仅表现在拆毁房屋建筑、抹平山丘耕地，更在于它对人们原有生活方式的颠覆、对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天体悬浮》就非常直白地表现了对于通过拆迁征地而致富的农村人的隐忧。湾潭是城南地区赌档蚁聚的地方，“这一带属城乡结合部，因为扩城，很多菜农被征了所有的地，赚个十几万几十万，一不小心全交到湾潭，钱也没有地也没有，全都变成社会隐患。”[v]征地虽然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财富，而农民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传统的乡村生活被彻底改变，旧的已经崩毁，新的经济文化秩序却还未被建立起来。《天体悬浮》在这方面着墨不多，但是它三言两语所勾勒出的乡村衰景，却精准地把握住了“现代化神话”遮蔽之下尴尬的时代病症。

《天体悬浮》对“时代”的呈现，同时亦是对于“时代”的审视，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失范与文化失序背后，其实是另一种强大的观念在崛起，亦即“金钱”逻辑广泛渗入社会生活，经济变成了驱动力。小说前半部分对辅警工作的书写，甚至对于部分洛井派出所的警务工作和社会治安工作的书写，都具有一种解构崇高的意味。但是在戏谑揶揄的话语之下，又隐隐透露着严肃的思考。警察作为执法者，是正义的化身，促使警察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动力，应该是他们心中神圣的正义感与责任感。而在小说中，警察们却把整治“黄”、“赌”戏称为“抓情况”，“可以放肆‘抓情况’的夜晚，就叫‘放狗’。”“放狗”本质上是辅警、巡逻员一种为自己和派出所创收的行动，他们逮住嫖客和赌徒，“视具体情况定个价码......罚没的款项，85%上交，余下归己，按劳计酬，多劳多得。”[vi]而且，“抓情况”也很有一番讲究，如果抓得太严，赌徒和嫖客会流窜到其他治安宽松的片区，这就会造成无“情况”可抓、无收入可增的局面，所以派出所会策略性地“封山育林，封地蓄草”，让“黄”、“赌”滋生一阵。并且，辅警们一般不抓“粉哥”和学生，因为“粉哥抓住了强制戒毒，不能罚款”[vii]，对他们来说没用，而“抓来一堆一堆的学生，学校统一领回去，也搞不到罚款”[viii]。本应由正义感和责任感主导的执法行为转变成了追求永久性地再生利益的资本主义逻辑所主导的增收行为，警察人物的崇高感被削弱，从而呈现出更为世俗化的形象。更为吊诡的是，“派出所将辅警全部解散以后......也许还有人在符启明手底下拉皮条”[ix]，因为“金钱”，曾经的执法者沦为犯法者。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基层派出所，也不仅仅是这个派出所的警察，在小说中似乎整个社会都被金钱和利益所支配着，人们放弃了追求更超越的意义，社会价值观念中极具道德感的部分也已被金钱所取代。

在《天体悬浮》这部小说中，作为叙事背景的“时代”正是这样一番面貌：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正在解体，而面对现代性的的蓬勃降生，新的文化秩序却还未形成，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正主导着人们的生活。面对这一切，作者是否持有批判性的立场暂且不论，然而，在这部小说中，“时代”背景的呈现不仅仅只是显露了作者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经验性认识与考量，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整部小说一种新的道德见解，亦即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整个故事或者人物的所作所为无法被单独提炼出来进行某种价值的、道德的、善恶是非的评价。

二、起于传奇，终于反讽

社会学的视野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断深入，社会学的视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学某种责任感的回归。许多作者从社会经济生活的维度来关注与考量这一颇为颠簸的转型过程，从“现实主义冲击波”到“底层文学”，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基层转向底层，从体制层面转向历史的形而下层面。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文学似乎都装点起厚重的历史品格，就像苏珊·桑塔格所认为的，文学作品所肩负的“内容”的重荷（既包括满纸的事实描写，又包括道德评判），使得文学批评家能够把文学作品主要当作社会和文化诊断的文本、甚至是托辞来加以利用。[x]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看待《天体悬浮》，能够从中分辨出诸多象征和隐喻，这也是为何“日常生活化”的书写方式能够折射出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的原因。正如海登·怀特所说：“作为一种象征性结构......历史叙事并不反映它所指示的事物；它只是像隐喻那样让人回想起它所指示的事物的形象。”⑪《天体悬浮》在对两位主人公的形象塑造方面，就明显存在一种建构隐喻性的二元结构的意图：符启明世俗化和功利化的形象，与丁一腾淡泊自适、重义轻利的形象形成对照，田耳以两位主人公来象征不同的价值观念，他们之间的纠葛与缠斗，也象征着社会转型时期传统观念与世俗化观念纠斗不休的混乱场面。

但是，丁一腾作为主人公之一，他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并非只体现在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象征。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可以说，他参与了对符启明这一人物的形象的建构。符启明的命运或许早已注定，但是他从派出所辅警晋升至“佴城教父”的这一段成长历史，最终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面貌，或喜或悲，实际上是由“丁一腾”的叙述所决定的。当然，此处的丁一腾是作为“叙述者”的丁一腾，而不是作为“人物”的丁一腾。“一般说来，叙述者‘我’由于晚出现，比人物‘我’成熟，因此可以从一个距离审视人物‘我’的经验。”⑫例如《天体悬浮》中有一段描写：

这天光哥七点过后摸进所里来，大概是打牌缺人，想拉连宝凑数。也怪，连宝只打游戏，几乎不和人交往，唯独光哥能喊动他去打牌。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春姐的魅力。⑬

从“后来”二字中就能看出，“叙述者”丁一腾（叙述自我）的叙述行为是一种回顾式的，他与身处故事序列中的“人物”丁一腾（经验自我）之间有着一定的时间差，所以比起“人物”丁一腾，他对当时的事实有更清晰的认识，并且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思考，可以从一定的距离审视“人物”丁一腾在故事中的自身经验（考虑到他是主人公之一，且在符启明的生活中参与度极高，所以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也正是这样的时间间隔，为“叙述者”丁一腾捏合符启明的形象，甚至编撰整段符启明的“兴衰史”提供了可能性。

作为文论家的海登·怀特在其历史诗学体系中，顺着弗莱的思路，为我们提供了四种情节化的模式：传奇、喜剧、悲剧、讽刺剧。传奇“根本上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戏剧，它以英雄相对于经验世界的超凡能力、征服经验世界的胜利以及最终摆脱经验世界而解放为象征”，简而言之，传奇的情节模式就是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人物高于世界（即所处环境和其他人物）；而讽刺剧的情节模式则恰恰与传奇针锋相对，“事实上，它是一种反救赎的戏剧，一种由理解和承认来支配的戏剧。此处，理解的是人类最终乃是世界的俘虏而非它的征服；承认的则是，由最后分析得知，就根本上战胜死亡的黑暗力量这一任务而言，人类意识与意愿永远是不够的，这种力量是人类永不消逝的敌人。”⑭所以，讽刺剧情节模式的表征应该呈现出一种对于人类自身局限性的醒悟式的反思。丁一腾作为叙述者，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给予他一种可能性，即在他所掌握的所有关于符启明的经验中，他可以通过取材某事或裁汰某事、强调某事或弱化某事、充分挖掘某事或节略缩减某事来呈现符启明生命中的这一段里程，但因为是第一人称叙事的缘故，这一切在限知视角的掩护之下几乎被隐藏起来。在小说文本中，以陈二向城南黑社会势力宣战式的散财宴为节点，可把符启明的“兴衰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兴”的故事情节可看作是“传奇”式的，然而，后一部分“衰”的故事情节却揭示了叙述者的真切用意和反讽立场。

在这样一种对情节模式的鉴别中，我们能够充分地感受到，丁一腾作为叙述者，他的视角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在符启明的事业上升期，丁一腾的视野中多有对他的所谓“族属”、“品类”的辨别，即不断地强调自己与符启明的差别与差距，从中整合出符启明的独特性。例如符启明的“道士命”，例如他过人的交际能力与手段。丁一腾对此也是钦佩不已：

我不得不佩服符启明，他就是有本事和每一个接触过的人保持联系。在他看来，每个熟人都是一份资源，若不去联系，不说是浪费，也是闲置。⑮

......

我看得出来，他确有某种独特的气质或者魅力，把交往过的朋友都收集起来，当老板的固然是结交重点，我们这些贫贱之交也不小瞧怠慢。在他看来，每个人总有用得着的地方。⑯

这一时期，不仅仅是在结交朋友上，在其他许多方面，符启明都展现出极为出众的才华与能力。还在派出所时，他识破赖毛信的伪装，侦破夏新漪案，处处比丁一腾先行一步，等到晋身为佴城名流、“十佳青年”，他在生意方面更是步步棋高一着，不仅总让丁一腾捉摸不透，更让陈二抓不到任何把柄。所以，很明显，丁一腾选取了能够突出符启明的出类拔萃的事件，来编撰这一段“上升期”的历史，并且这段历史中的符启明，处处显示着“相对于经验世界的超凡能力”。这当然不是说符启明是具有超能力超级英雄，而是说此人物相对于其他人，在面对经验世界时，显得更加胸有韬略、胜券在握。

与前一部分呈现出的符启明的志得意满不同，在后一部分的故事情节中，时运由盛转衰的符启明处处受挫。他本以为天衣无缝的陷害安志勇的计划，却在最后受到丁一腾的强势阻击，最终真相大白，计划宣告破产。在与陈二的对垒中，符启明亦陷入被动，他对丁一腾坦白说：“其实，不扯进这件事，我也要坐牢的，陈二已经盯了我好几年。他很快就会动手。”⑰并且，在这时，丁一腾多用“安静”、“苦笑”、“疲沓”等词来描绘、形容符启明，意在塑造出一个颓唐的形象，这与之前灵动活泛、神采飞扬的符启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为反讽的是，从前惯于玩弄他人于股掌之中的符启明，渐渐陷入老詹的控制之中，老詹一着闲棋就让他乱了阵脚，还平白遭受丁一腾的误会，最后落得个被老詹性侵受辱的下场。在这一时期，叙述者的真切意图开始慢慢显现，丁一腾叙述的重点不再是突出符启明的某种过人特质，而是不断暴露出某种人生的局限性，即个人能动的意志永远无法完全掌控世界，其中既包含“智者千虑”的缺憾，又包含“人外有人”的辩证。符启明不再是那个手眼通天的“时代骄子”，一转身成为了始知忧患的末路英雄，随着他在各项角力中的节节告退，丁一腾对符启明其人的评价也渐次明晰：或许丁对符颇有英雄惜英雄之感，但其中又不乏警醒世人之意。“传奇”的特点在于夸饰人的伟力，充满着昂扬的斗争精神，是一种“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典范。而“讽刺剧”的情感基调则要黯淡得多，它承认人的局限性，承认与世界的斗争终将以人的失败而告终。如此看来“传奇”与“讽刺剧”乃相互排斥的两种情节模式，但海登·怀特却说：“我能合理地想象一种讽刺式的浪漫剧（即传奇）......它意在从一种反讽的立场揭示对世界进行浪漫构思的愚蠢行为。”⑱从这个意义出发，符启明事业“兴衰史”的尾声，那种与前时的呼风唤雨不同的磕绊与落寞，实际上构成了对其整个人生的功利哲学的反讽，作者的善恶之辨就隐藏其中。

丁一腾因其冲淡平和、守柔不争的性格，对于游走在善恶边缘的符启明，亦葆有一种介乎欣赏与妒羡之间的情感，所以符启明被绳之以法之后，丁一腾不无惋惜之情。面对同一段历史，不同的叙述者之间或许会形成一种“互相对抗的叙事”，“正义凛然”的警察陈二一直以来就对符启明的行事做派多有憎恶，设若由他来讲述这一段故事，符的所作所为比之在丁一腾的叙述中所呈现出的面貌，或将更多一丝奸诈狡狯，而符启明“王朝”的覆灭也许在陈二看来就是一次正义光明对邪恶黑暗的全面胜利。当然，“互相抵抗的叙事”绝非相对主义的诡辩游戏，因为“互相对抗的叙事”之间的冲突并非争论事实是怎样的，这些事实通过情节编排所生成的不同意义，才是分歧的根源。“起于传奇而终于反讽”并非是符启明这一段生命历程所必然呈现出的形态，这与叙述者有着莫大的关联，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小说的叙述视角与小说的人物塑造之间亦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三、观星：“策略”或“隐喻”

《天体悬浮》中有关观星的内容从第二章第六节《荒村院落》开始，就断断续续地在文本中出现，几乎可以说贯穿整部小说。虽然“观星”这一元素在整部小说中融入得非常流畅，毫无突兀之处，但是，仔细推敲情节便不难发现，除了“杞人俱乐部”作为符启明组织卖淫的掩护等细节之外，“观星”元素在文本情节的行进中并不具有不可替代性。田耳将“观星”的内容掺入小说，其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问题，田耳曾在采访中给出这样的理由：

在《天体悬浮》中加入观星的内容，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发觉这小说将派出所的生活写得过于沉重压抑，这也是写作中小小的失控；将观星写进去，就是一种补救措施......写到一定时候，我发现观星这件事情对小说的沉重气氛有所缓解，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也特别有帮助，小说的篇名也由此产生。⑲

从田耳以上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他在小说的创作上已经具备一定的理论自觉，他充分地意识到审美活动中“距离”的重要性。朱光潜先生在其著作《悲剧心理学》中说道：“一个普通物体之所以变得美，都是由于插入一段距离而使人的眼光发生了变化，使某一现象或事件得以超出我们的个人需求和目的的范围，使我们能够客观而超然地看待它。”⑳反而言之，如果审美客体太过于接近审美主体的主观经验，甚至与其完全协调同步，那么就必然会把主体束缚在实际的心理感受或态度中，使得审美主体愈加沉溺在自身的个人经验当中，而不是去凝神观照审美客体本身。

《天体悬浮》是一部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小说，其对于社会和时代乱象的深刻揭露可谓入木三分，也正是因为如此，小说中极具写实气质的部分，很容易使没有经验的读者陷入误区：将文学叙事情节等同于现实生活。作品难以脱离读者的某种日常的实际联想，这自然难以唤起读者的审美感觉，所以，才会使田耳暗生“过于沉重压抑”之感。“观星”元素的介入作为一种文本“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陌生的审美经验缓解了现实隐忧所带来的部分焦虑，文本中沉重的气氛得以缓释，人物的线条也因之显得柔和。《天体悬浮》就写实的功力而言，可谓深厚，在审美距离的把握上，作者也做出了一些制衡写实与审美的努力。但是，在拿捏的过程中，因为田耳不愿意放弃对生活中某种真相的暗讽，对于一些“异质”经验的解构式书写，如对派出所庸常群像和城南黑社会群里的描绘，最终又把它们拉回到了日常经验的写作范畴。

在小说文本中，“观星”实际上存在着多维的阐释空间，除了从形式主义的立场出发，被看作是一种延长审美距离的文本“策略”之外，它也可以被看作是被赋予某种隐喻内涵的象征符号。这样的象征符号并不能凭空产生意义，文本之符号，解意应该诉诸于文本。在《天体悬浮》这部小说中，“观星”起于符启明和小末、丁一腾和沈颂芬的恋爱关系，由是可以想见，“观星”、“爱情”和“人生”乃是三位一体，联系甚密。符启明曾对丁一腾说起：“不管你信不信，因为晚上长时间追踪星星，我对女人都渐渐失去了兴趣，像是被宇宙射线阉割了。”21符启明生活中的一切声色沉浮，貌似都终结于他对观星的沉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他在和丁一腾摊牌时，为了争取丁一腾的支持，唤起丁一腾对安志勇的仇恨，把小末、沈颂芬和安志勇的性爱视频给丁一腾看，并且坦白地说：“她（小末）说走就走，我再也找不到她。想到她，我只有反复看这段视频，越看越受不了，到后来就有些恨女人，看不起女人。”22从这里可以看出，实际上并非是观星使得符启明渐失对女人的欲望，而是小末的背弃使他的欲望冷却，而这种冷却辩证来看却是另一种肉欲的膨胀。小末是符启明观星的启蒙者，符启明对观星的痴迷，实际上是一种对于小末的持续迷恋，这种迷恋不断壮大，已经挤压到了符启明对肉欲的贪嗜。符启明的“宇宙射线阉割”论与他后来袒露的真实原因，构成了最为基础的隐喻关系，即“观星”象征着超越肉欲的精神爱恋。在小说中，田耳不只是利用丁一腾的视角来彰显符启明的复杂性，他在最后还通过爱情这条线索，来消解符启明随着故事的深入而不断堆积的负面印象，在反讽之外，作者或许也在思考着一条救赎之路。

四、结语

《天体悬浮》可以说是田耳至今书写技艺最为成熟的小说作品，他善于将善恶的思辨熔铸于形式之中，将道德的见解赋形于日常的背景，惯唱衰景却又心怀救赎的希望。《天体悬浮》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丁一腾和符启明两个人物，小说中，人物之间的情感讹诈与真情流露，或许承载的是复杂人性的善恶缠结，但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人物间的对立与差异，又会获得更广泛的文化象征意义，它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在文化多元、价值离散的社会语境中，不同文化系统相互抵牾碰撞的现代镜像。

注释：

①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王逢振 陈永国译《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33页。

②雷·韦勒克、奥·沃伦，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4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⑬⑮⑯⑰2122田耳《天体悬浮》[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21页，第118页，第98页，第6页，第7页，第41页，第335页，第39页，第103页，第143页，第353页，第232页，第352页。

⑩苏珊·桑塔格，程巍译《反对阐释》[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327页。

⑪海登·怀特,董立河译《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M]，郑州、北京：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99页。

⑫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74页。

⑭⑱海登·怀特，陈新译《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9页，第10页。

⑲田耳：《田耳：小说怎么写都可以 只要能让别人相信》[EB/OL]http://cul.sohu/20140427/n398874625.shtml

⑳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