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千灯互照》：边缘的呐喊与坚守的力量

《千灯互照——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与批评话语》 刘大先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7年12月出版

青年学者刘大先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翘楚，几乎每年都有高质量的论文问世。他能将现代理论和艺术感悟结合在一起介入到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进程中，进而参与塑造了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面貌和走向，并在其具有艺术性的批评文本中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近期的《千灯互照》是一部考察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和批评话语的著作，这部新作较之他此前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学的共和》等著作，彰显出刘大先作为一名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诸多品质。

首先是一种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变革意识。刘大先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僵化的批评模式和陈旧的批评话语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扬弃。从他的读书和学术经历来看，其文学研究的理论支撑应该是偏向“后学” 。从早期研读萨义德《东方学》到福柯的《词与物》 ，再到法农和尼采，用他自己的话说“对知识与权力、认知范式与现代学科都有了反省式的认识” 。另外，从他的批评中也能看到葛兆光的思想史和汪晖的现代性研究的滋养。“后学”理论着眼于对知识的反思，“化熟悉为奇特” ，将研究对象陌生化、历史化。读刘大先的文章会发现，他批评的兴趣点不再是作品“写什么” ，而是关心“怎么写”的问题。对于研究对象，刘大先将其当作一个问题置于认识性的知识框架中来考察和反思。他在努力揭示出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语境中所形成的文学和知识如何历史地建构自身，呈现其历史的运作轨迹。同时，他在反思传统的审美习惯是如何被当作知识固定下来的，以“一个包厢里的观看者”的身份审视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叙事模式上将“现代”隐喻成道德，“自身文化资本的变现” ，价值诉求上的“抱残守缺”的心态等。当然，刘大先也深知“后学”的解构性所带来的弊端，所以，他在解构本质性话语的同时也在积极地进行批评话语的重新建构。而建构的结果便是刘大先在不断探索研究范式转型之后提出的“文学共和”的理念。从学界反响来看，“文学共和”的理念已经得到学界普遍的认同。

深厚的理论素养使他的批评不满足于个性的感悟，而是着眼于福柯所说那种知识与思想的生产。他的学术敏锐性常常把他带到学术的前沿，可贵的是他在逐新的同时不乏观点的深刻。读《千灯互照》 ，常常被他那些现代理论术语所折服，他的批评不像有些批评家一样完全陷入理论的狂热，尽管刘大先对现代理论也非常迷恋，但他理论运用的前提首先是在尊重文本的基础上将理论化成自己的血肉为我所用。刘大先曾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批评》一文中批评了那些“操练理论点缀”的评论文章。因此，他非常在意学术语言的表述。他的批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用语准确，言必有中，行文流畅，有一气呵成之感。

其次是介入现实的立场与现代性的视野。刘大先的研究像社会学家贺雪峰的华中学派一样是用腿来实现的。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文化属性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来强化现场意识与现实认知。因此，刘大先常常游走于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通过对当地的实地考察，进而洞察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习性和真实的生活情景。 《千灯互照》中“创作生态”是刘大先新世纪以来撰写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年度述评，在每年述评中，刘大先力求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述评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得益于他的田野调查。洪子诚先生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曾谈到研究者的亲身经历对文学史写作的影响。刘大先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建立在亲身实践的基础上的，无论是学术会场的感受，还是深入实地的调研，都有助于刘大先做出清醒的判断。在“创作生态”中，刘大先从未使用“诗意”这样的带有纯粹审美分析的词，因为他深知，在少数民族真实生活的现实面前，探讨文本中的“诗意”无异于一场现代巫术。所以，在观照少数民族文学时，他既保持“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去认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习性，又能跳出文化论的泛化，站在社会发展的现实立场去思考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返观历史与烛照当下” ，这是刘大先撰写2007年少数民族文学述评用的题目，笔者认为这个题目恰好符合刘大先批评的基本立场。另外，面对当代文学日趋碎片化的现实，作为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在新的话语语境中为自己正名，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刘大先提出的“文学共和”的理念实际上反映的是现代性理论所要求的那种“整一性” 。在《千灯互照》中，我们看到他努力在展现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的相通之处，以此来构建日趋碎片化的当代文学的“整一性”场景。在论述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情感结构时，他指出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情感倾向之一是怨恨。刘大先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现代性的怨羡”在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语境中所面临的错位问题。怨恨作为一种感性现代性是个体化的，但感性现代性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为中国一开始就注重引进理性现代性（科学、民主） 。所以，怨恨的情感倾向往往呈现出集体性的行为模式而非西方的那种个体化。对此，刘大先表达了深切的忧虑。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叙事中已经呈现出了“对城市、汉族、商业的憎恨”和复活了历史叙事中的创伤记忆，“至其极端则会引发暴力的想象与行动” 。着眼于近些年出现的民族问题，刘大先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焦虑并非空穴来风。如何避免？学者杨春时指出：“要在现代化过程形成的‘怨恨’心态引向合理方向，即由集体性的怨恨变成个体性的‘怨恨’ ，从而成为社会竞争的原动力，而不再是社会冲突的渊源。 ”

最后是人文情怀的呈现。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对于刘大先而言，不仅是学问的追求，而且也是一种责任担当的体现。许多学者包括刘大先本人都对少数民族文学做过学科的检省，与主流文学相比，少数民族文学不仅是边缘弱势的问题，在现今的文学体制和社会阶层固化的环境下，少数民族文学被无形地赋予了底层属性甚至成为被忽略的对象。作为有历史感和责任感的学者，刘大先十多年来一直为少数民族文学“摇旗呐喊” ，一直在做着“倾听底层”的工作，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学术研究为“底层”代言，这份坚守充分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和人文情怀。

作为引航者，刘大先以自己的实绩已经证明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在本书中，他呼吁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队伍里来，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工作。作为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他批评中的资料性、理论性贡献才得以具体化，他在边缘处呐喊的价值才得以呈现，从而给我们日后反思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价值所提供的参照背景才更加真实可信，这或许就是我们从刘大先身上看到的那份坚守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