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逝去时代的样貌

徐皓峰，1973年出生于北京，导演、编剧、武侠小说家，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出版有小说《逝去的武林》《道士下山》《刀背藏身》等。曾获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第41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等。

自《道士下山》以来，徐皓峰小说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在一个看起来不算出色的小说外壳下，写出了一个逝去时代的样貌。而这个样貌，是往后看的，但这个往后看不是为了凭吊，不是为了叹惋，而是一种吁求，一种期望未来能够从过去时代的真实样貌汲取能量的努力。这个略显怪异的姿态，不妨看作一个不断前行者步履的不时踉跄，而动人的，是他不停向前的心志。

一个写作者的成名，在诸多弊端之外，能给读者带来的好处，是可以看到他成名前看不到的作品。比如徐皓峰，因为名声的原因，得以出版了他的少作《处男葛不垒》，读者才能一窥他“少作”的具体面目。

这批小说，故事具奇幻色彩，人物行为古怪，叙事氛围还透着点诡异，但小说里没有活生生的人物，差不多只是故事的叠加，不过表明了某一类型的少年（抑或青年）心态。因为这些故事的传奇色彩，以及徐皓峰倾心的王小波对唐传奇的偏好，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继承唐传奇”这顶合适的帽子，套在徐皓峰小说头上。不过唐传奇没有那么容易继承，不必说《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那样雄阔的时空自觉，《虬髯客传》那样具体时空中的明确决断，即使这些作品里寥寥几笔勾出的人物，其明媚和浩荡，又岂是徐皓峰这时期作品中的苍白人物所能比拟的？话说得有些远了，我要说的意思是，徐皓峰这些看起来有些特点的小说，不妨老老实实地将其称为习作，他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的明确面目，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不过，早期作品的好处是可以让人看到作者的性情偏好，比如在这批作品里，出现了对此后的徐皓峰来说极其重要的因素：武术和围棋。二者在这批作品里不过是装饰性因素，是为了展示人物而设定的道具，却将在他此后的写作里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并显现出非常不同的形态。

不过，徐皓峰并未沿着这条习作之路走下去，他因故中断了小说写作，再开始写作，是在六七年之后了。在中断小说写作的六七年时间里，徐皓峰除读书外，还接触了不少佛道人物和武林前辈，其中一道一武两个人物的出现，让徐皓峰获益匪浅，也因此有诸多作品问世。道教部分的文章散见在报章杂志上，至今没有结集出版，武林前辈的口述，以《逝去的武林》为题结集，一时轰动。此后，徐皓峰写出长篇《道士下山》和《大日坛城》。与两本小说的写作时间略有交叉的，是徐皓峰及与他有关的两本口述记录《高术莫用》和《武林琴音》，此后还有一本《大成若缺》，这些口述类作品合起来，差不多勾勒出了民国武林的“内景”，作品里焕发出的，是一个迥异时流的特殊样貌。按照徐皓峰的说法，是“我们需要探索、体会前人的生活，让前人来校正我们。如果我们从前人处还得不到助益，这个时代便不知会滑向何方”。与这些作品写作时间都有交叉的，是徐皓峰的影评写作，后来收入他的影评集《刀与星辰》，虽然在我看来精彩度不如其武林人物的口述，也未必及得上他后来的小说那般富有特点，但可以肯定是一本有特殊见识的书。

在徐皓峰的创作里，《国术馆》是一部比较特殊的作品。这部作品写于1997年，是徐皓峰最早创作的小说之一，却未获得发表。后来断断续续，徐皓峰把它从一个两万字的短篇，写成一个4万字的中篇，又改成一个两万字的短篇。2001年，又将其写成一个18万字的长篇，仍未能出版。2008年，“18万字保留了一万字，然后，重写”。一个历时如此之久的作品，难免混杂了作者不同时期的各类想法，在这本小说里，既有他采访人物的故事略加变化地置入其中，有他中断写作前那种面目不明的故事和人物，也有他后来小说中会充分展现的对武术和人世的特殊理解。这种混杂让小说偶尔闪现出亮色，却也因为混杂模糊了自身的特色，看起来有一种羼杂的混乱。徐皓峰真正面目清晰的作品，要从《道士下山》开始。

《道士下山》只在故事的奇幻性上还带有徐皓峰早期作品的痕迹，内核已然更新。徐皓峰后来在修订本中说，这本与武有关的书写的是逃亡，“写人物命运，写出了各种逃亡方式；写人情世故，写出了追捕者不同的收手方式”。不管徐皓峰自我定义的逃亡主题是否确切，但这种人物一路逃亡或游荡的经历和目击，几乎是他后来小说的一贯方式。因了这种写法，他小说的结构就不是网络状的复杂构成，而是串珠式的。这个串珠，可以按徐皓峰自己的说法解释：“在中国文化里，‘串珠’一词不是简单的组合，还要把精华发挥出来。如‘《楞严经》串珠’，从数卷经文中拣出几百字，提炼了理论体系和实修程序。”这个串珠的方式用到小说上，是一着险棋，因为对习惯长篇小说复杂结构的人来说，如此结构显得简单。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对一本串珠结构的小说，人们会按照前面说法中设定的那样，要求每一部分有其特殊的精彩。

《道士下山》里最动人的，是作者和人物表现出的与常规思路违逆却别有情怀的理趣。小说开头，道士下山，“他叫何安下，16岁仰慕神仙而入山修道，不知不觉已经5年，山中巨大的寂寞令他神经衰弱，到了崩溃边缘。为内心安静，回到了尘世”。起笔即逆，与普通认为的入山求静恰成对照。这个下山道士随后的故事，乍看很像大多武侠小说里的成长路线，遇到各路高手，随缘习武。随后的故事呢，按说应该是在江湖扬名立万，功成名遂。可《道士下山》的情境设置却是社会，并非江湖，虽习武有得，险恶的环境仍令何安下步步维艰。这个步步维艰，没有普通武侠小说那样丝丝入扣，精彩迭出，却因为其中不断闪现的理趣而另有妙处——鬻琴者说：“（古琴）经过五百年，自然裂开的，锋芒如刺。作假的，锐不起来，不是像叶子，便是像鱼头。真东西总是简洁，假东西必然杂乱。”习枪者说：“兵器贵在简洁，戟可扎可钩，功能多了，必不能精深。我只要一个枪头。”杀人者说：“人的忠奸，能掐出来。人被掐住脖子后脸上的挣扎之相，脸肉越紧，其人越恶。”读《道士下山》，是这些与人物相关的理趣吸引着人，小说也才显得一节一节都是活的。

按照普通的小说标准，《大日坛城》算不上出色的长篇，故事有些太过奇特，不少叙事展开的逻辑线索也不饱满；人物性格几乎是给定的，给定之后也基本不发展。即使给定的性格，也不是活生生的，有点苍白，有些呆板。但或许在这个小说里，故事和人物可以从另外的地方看，因为里面不管是武林人物还是围棋人物，多是一代高手，对他们来说，性格或许不是最重要的，能从小说里辨识的，是他们的见识高低。小说里有一段话，不妨移用来说明这个问题：“年过50后，我的兴趣开始转移到观念上了，具体的人越来越引不起我的注意。现在，我能迅速识别出一个观念的高明平庸，但识别不出一个熟人了。”或许我们也用不着在一本不是以刻画人物为主的小说里识别性格，能认出是他们各自的见识，就算有了明确的标志。读这本小说最大的享受，是经常遇到这些不同人口中说出的对人心和人生的洞察——一盘棋即将有胜负结果的时候，俞上泉“控制着自己，不去进一步辨别，让预感保持在迟钝状态”。武术大家世深说：“如遇到高手，生死一瞬，心念不纯，经验技巧便是拖累，让你的反应慢半拍。”两个特务钓鱼，一个说：“钓鱼要一直盯着鱼漂，享受的是专注。专注才是真正的放松。”

继《道士下山》和《大日坛城》，徐皓峰先后出版了长篇《武士会》和短篇集《刀背藏身》。在这两本书里，前面说到的徐皓峰的特点还都有所保留，理趣、境界、见识都还在，篇幅却减少了，也略显散碎，不再像前面两本长篇那样神完气足。分析起来，神气不足的原因，是因为作者开始把相对性和复杂性带入了小说，按他自己的话，是“不想表达人性的恶，我想说的是人性的尴尬”。在这种尴尬里，人物不免显得仓皇。虽说他此前作品里的人物也会陷入困顿，做的事也未必都拿得上台面，但有种自信的风姿在里面，胜败俱有风度。但在这两本小说里，人心的暗角成了作品的重要部分，写这些的时候，徐皓峰有点放不下身架，笔也滞重了许多，心理的转折和情节的交代都显得不够圆润自如。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徐皓峰把武林高手的心意等同于普通人的心意了，以致一系列人物并没展现出与其程度相当的对心灵暗角的对待和消化能力。

大概是我过于挑剔了，我要说的是如下的意思。自《道士下山》以来，徐皓峰小说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在一个看起来不算出色的小说外壳下，写出了一个逝去时代的样貌。而这个样貌，是往后看的，但这个往后看不是为了凭吊，不是为了叹惋，而是一种吁求，一种期望未来能够从过去时代的真实样貌汲取能量的努力。这个吁求因为背后有实实在在的性情品质和见识境界，就不是徒乱人心的呼喊，而有了超越当下普通小说的气象，也就有了一种看起来略显怪异的姿态。这个略显怪异的姿态，不妨看作一个不断前行者步履的不时踉跄，而动人的，是他不停向前的心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