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水军海峡二重奏》

台湾作家许台英女士的中篇集《水军海峡二重奏》要在中国大陆出版，嘱我为之写一篇序言。那个时候正是放寒假的时候，我手头已经着手在做其他的工作，于是与许女士打了招呼，说是可能要拖延一些时间再写。许女士很爽快地允许了。但没有想到，我总是被杂务缠身，一拖就拖了几个月，挨到5月假期，我才抓紧时间读完了这部小说集。这里包括了两部中篇小说，内容上是各自独立的，创作时间也非同时。《水军海峡》创作于1986年，《长崎·山口的爱与死》创作于2008年，两者都在2012年进行了修订再版，成为一曲“二重奏”。现在，作家出版社要把它介绍给大陆的读者，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部小说集的出版，对于我们当下的华语文学创作是一种有力度的冲击。

我见过许台英女士一面，是她应邀来复旦参加诗人狄金森的学术会议，那天我也正在主持一个学术会议，匆匆地在宾馆大堂里聊了一会儿，给我的印象，许女士是一个热情温柔，又有宗教信仰的女士。但是我阅读她的小说却有另外一种感觉：她的文字往往透过世俗生活细节的描写，却把读者引向了形而上的精神高度。这是非常难得的。华语小说创作，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一般注重感性和生活细节，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讲述世俗故事为主要形式的小说叙事，无论是完善故事，还是有意拆解故事突出叙事形式，基本上是以描述世俗生活为主要画面，而在抽象层面上的进行理性、思辨的精神探索，总还是欠缺的。但是在台湾文学创作领域，始终保持了这样一种高贵的叙事形式。前几年香港浸会大学颁发的世界华语文学大奖“红楼梦奖”授予台湾作家骆以军的《西夏旅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先锋小说的叙事形式在大陆文坛上几乎是广陵散绝唱。我读许台英的小说也有类似感觉，虽然不像骆以军那样的先锋意识的自觉，但是一种精神高度已经熔铸在文字描写里，读上去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

《水军海峡》和《长崎·山口的爱与死》都有一个世俗故事作为叙事的表层，前者写了一个东北籍的造船工人颜仲跋（绰号盐巴），父亲和祖父都死于日本关东军的屠杀之下，他的妻子又被日本人诱骗，携子私奔日本四国岛。盐巴怀着对日本不共戴天的国恨家仇，来到日本四国岛一家船厂工作，但其主要目的是来寻找失踪的妻子和儿子。而另一个故事是：一个名叫奥斯定·H的男性台湾公民，本来是一个造船业的工程师，事业有成，同时也建立了美满的家庭，妻子是一位作家，但他在遭遇了一系列事业上的挫折以后，铤而走险去从事商务活动，不幸身患绝症，终于一走了之，成了一个似乎是失踪或被软禁的人。我们从这两个故事的寓意来看，都涉及到人的孤独处境以及为了摆脱孤独而寻找的主题，但问题在于：当作家把两个孤独和寻找的主题并置在一起构成一个“二重奏”，她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当我们开始阅读这两个有些怪诞的故事时，我们就渐渐地进入了作家的叙事圈套中，然而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两个故事在文本中的设置并不重要，或者它们只是作家赖以叙事的一种路径，叙事本身的丰富内涵远远超出了这两个世俗故事。在小说文本里，故事的结构似乎都没有完整地呈现出来，尤其是第二个故事，因为作家已经设定它只是“写给奥斯定·H的情书系列之一”，意味着还有系列之二、系列之三来逐步展开故事的全貌，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小说文本，作家既然把这两个主题有某种联系的作品并置在一个文本中，设定其为“二重奏”，那么我们从阅读的需要出发，有权视其为一个叙述整体。只有在这样一个整体型的阅读文本里，我们才能讨论其中的深刻含义。

首先应该看到，这两个“寻找”为主题的故事前提，都包含了一个更加意味深长的“逃亡”的故事。在前一个故事里，桂花与颜仲跋本来是一对恩爱夫妇，但颜仲跋茕茕独立的处世精神导致了妻子的极度不安全感，终于携子出逃；在后一个故事里，奥斯定·H与雅琴达·S原先也是一对典型的中国式夫妇，内敛而相爱，但是在命运中遭遇各种外来打击后就劳燕分飞了。因为叙事者只是寻找的一方而不是逃亡的一方，所以，我们仅仅从不明就里只顾寻找的叙事者的口中，隐隐约约地了解到人生的孤独无奈甚至绝望的呼喊，但终究还是不明就里的逃亡者，真正“逃亡”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我们可能从这里窥探出人生的某种真相：我们在主宰我们命运的造物主面前都是迷途羔羊，我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知道未来的途中会发生什么？

颜仲跋去日本四国岛的一家造船厂当临时工，主要目的是企图寻找失踪的妻儿，但他根本想不到原来破产的船厂老板就是拐骗他妻子的日本人，如果仅仅从故事的设定来阅读这个文本，那么“寻妻”的故事未免也太巧合。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结局看作是一种命运暗示，那么我们不由得也要想一想，这样的故事为什么会发生？难道不应该从台湾社会环境和颜仲跋的个性上来感悟某种因果？作家在这里呈现出一个很好的写作特点，就是视野开阔，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她成功地把人物以及人物的命运都安置在宏大历史框架下加以表现，叙事大于故事是这个作品的主要叙事特点。当颜仲跋在失业、失妻，几近家破人亡的窘状下到达日本后，他眼中的日本全是恶魔镜像，家仇国恨让他的情绪高度紧张偏执，小说开始时颜仲跋所做的那个冰山融化的噩梦，正是他踏上日本国土后充满仇恨、恐怖的心境象征。但是在日本的日常工作中他慢慢接触到日本民族的复杂性，也结识了像寮长女儿悠子、营业部长夫妇这样充满纠结、也很可怜的普通人。小说结尾是，颜仲跋把桂花的骨灰撒进了日本水军海峡的大海中，这里曾经是他的父亲做苦力的葬身之地，也是流亡到日本的中国青年矢野的投海之地，如果说，前人之死里充满着历史悲剧和冤屈，那么，桂花受骗横死的命运，确实蕴含了更为宽广的思路，如作家在书中写道：

“潮起潮落，宛如大亨与穷光蛋之间变幻无常，起伏不定的命运，永远在生生不息地运转着。对造物主而言，贫富又算什么？人呢？人要受多少苦才会有一样的平常心？才会慢慢懂得《圣经》的话：先求天主的国来临，其余的，天主会给。”

在第二个故事里，作家的宗教情怀就更加强烈，作家拟雅琴达·S的口吻用情书的形式写了一组血泪书信。写信对象是失踪的丈夫奥斯定·H，为什么失踪？被人绑架吗？尽管写信人做了大量的猜测，但终究不是逃亡者自己的声音，因此无法最终坐实逃亡者的真实原因。故事本身是无解的谜团，所以，写信人的倾诉，与其说是对着逃亡者，不如说是对着神，这是与神的精神对话，向着神的呼救。这个作品的题目为《长崎·山口的爱与死》，我起先也不理解，似乎这两个日本的地点与故事本身关系不大，没有必然的因果。但是读到最后我开始领悟，山口是日本鹿儿岛附近的一个地名，公元1549年8月15日，是耶稣会西班牙籍神父圣方济·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第一次登上日本领土，开辟了东亚传教的新大陆，从传教士的立场来看，也就是奉献离乡背井之苦、把上帝的爱传播到了东亚地区；而长崎，谁都知道1945年8月15日的前六天——8月9日，继广岛投了原子弹以后的第二枚原子弹投向了长崎——“飞行员本来的目标，并不是要炸‘上浦天主堂’附近的，因为飞机燃料即将用罄、必须返航时，忽然在云雾间发现一个空隙，就赶紧把原子弹匆忙扔下——造成四万人死亡”。从而促使日本天皇下决心投降，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爱与死”在这个意义上展开了宏大的话题：天主教传到日本领土，引发了日本幕府统治者对基督徒的大规模迫害，日本26位圣徒受迫害殉道就发生在这里；原子弹偏偏在意外中造就了长崎的灾难，在圣徒们曾经流血的地方，以4万无辜人的性命去赎罪，终止罪恶的战争。爱与死纠缠在一起难以分离，是以这样一个宏大的宗教喻象来解说一对夫妇的婚姻与感情，还是从一对看似愚夫愚妇的离别故事来见证上帝的旨意？

许台英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她的小说作品里有着宗教的情怀和精神的独白，故事在她的小说里变得不再重要。在这曲“二重奏”里，作家叙事中涉及的历史是宏大的，在前一个故事里主人公（也可以理解为当前的中国人）的所有困境，与百年来中国动荡的社会、阶级斗争和民族战争、海峡两岸的对峙、越南战争等都息息相关；在后一个故事里，作家把无助绝望的呼救声传达到天人之际，从400多年来的传教文化的大背景来解读人类的爱与死的大问题，让人读着产生惊心动魄之感。我希望这部小说在中国大陆出版，能够给读者带来与我同样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