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山本》:三部曲,或精神重建

2018-07-15 16:09 编辑:利秋双

丛飞网,丛飞,从飞,散文精选,古诗文,古诗词,诗人的故事

对于贾平凹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本》,当然有必要置于贾平凹的整个创作历程中考察,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有必要把它放在《古炉》(2011)和《老生》(2014)的脉络中加以理解。这三部小说,虽然在创作时间上有一定间隔,其间作者又写有《带灯》(2013)和《极花》(2016),但三部之间却有其内在的精神上的一致性。就题材而论,《山本》是写革命历史题材,与《老生》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就对人性的表现而言,却又同《古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三部作品,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贾平凹小说创作生涯中的历史“三部曲” 。

从“三部曲”的角度看, 《老生》虽然在创作时间上处于中间,但却是理解三部作品的内在精神一致性的关键。不难看出,在《老生》中,贾平凹表现历史,其实是为表现现实服务的。即是说,现实才是作者写作此书的起点。是现实的浮躁凌厉和乱象丛生,让作者生发出回溯历史的冲动。他是想通过对历史的回溯,找到现实的混乱的源头或者说始因。现实意识是理解《老生》的关键。

本着这一理解,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山本》虽然是讲将近一个世纪前的故事,但它的起点仍旧是现在或者说当下。贾平凹并不是为着写历史而写历史。他在后记中特别提到了“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应该说,这是困扰作者自创作以来的核心命题,虽然在不同时期,作者对于这一命题有不同的理解和说法。所谓提纲挈领,抓住了这三“性”中的核心即“现代性”,就能明白作者的思考及其困惑所在。这一小说中,真正作为本土现代性的符号的是涡镇青年井宗丞。他在平川县读书期间,接触了外来的现代性的新思想,于是加入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游击队。他做的最惊心动魄的一件事就是绑架自己的父亲。这是一种以绑架自己父亲的方式表明其现代性的身份的做法。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种姿态的表示。而恰恰是这表明了现代性的暴力所在。但现代性并不总是充满暴力的。比如说麻县长,他是现代性的另一面,即代表理念和思想的一面,这一面,因其不掌握暴力工具(武装力量) ,就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现代性的两面性,一开始就在小说中表现出来:柔弱的理性和充满暴力色彩的冷酷。这样一种两面性表现在《山本》中,使得《山本》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症候式文本,其内在的张力和矛盾,为我们深入理解这一文本打开了方便之门。

所谓秦岭的历史,就是一部你争我夺的暴力斗争史。这样也就能理解,何以游击队要收容保安团出身的阮天保并委以重任。小说最后,涡镇在炮火中沦陷,一切的一切都结束了,现代性最终取得了胜利。但这样的胜利是以毁灭和破坏为代价的。这可能就是贾平凹对现代性的复杂态度,他十分清楚现代性的胜利的必然,涡镇在现代性的炮火中陷落就是明证,但他的情感更多倾向于传统的和被毁灭的那部分,也就是说,贾平凹其实对传统性和民间性有更多的眷恋和期待。

事实上,当“山本”以知识的形态呈现出来的时候,便已不再是“山之本来”了。麻县长写作《秦岭志草木部》 《秦岭志禽兽部》 ,就是分门别类,依次标明它的属性和脾性,记录在案,这是一种已经被整理过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于“山之本来”无关,它能解释秦岭中的动植物,但解释不了秦岭中生活的山民。麻县长最后自杀,或许正源自于这样一种悖论和绝望:现代知识对于秦岭中的山民来说是无效的。也就是说,麻县长记录下来的是关于秦岭的“山”的知识,而不是“山之本来”。

对于贾平凹自己而言,他可能会在“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上表现出困惑和犹豫,但真正落实到小说写作时,他关心的还是“人”本身。也就是说,他表面是在写山,但落脚点却是山里生活的人,及人所构成的历史。人性的丰富性,往往是这种三“性”所不能涵盖的。 《山本》的大多数主人公,诸如井宗秀、阮天保、杨钟等人就是在这三“性”之外的构成,而恰恰是他们构成了《山本》这部小说的大部。

也就是说,真正与秦岭具有同构关系的,不是井宗丞、陆菊人和陈先生,而是那些芸芸众生,及他们当中的代表。比如说井宗秀与阮天保,他们之间的生死较量,既没有道理,但又似乎自然而然。说其没道理是因为他们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并无什么深仇大恨,他们的矛盾只在于两个人都是涡镇人。阮天宝野心勃勃而狠毒,自然不愿屈居井宗秀之下,井宗秀有帅才有城府,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他们的矛盾不可避免。在这里,他们之间的较量,无关理想,无关信念。他们加入保安团、预备旅,甚或游击队,都极具偶然性。虽然井宗秀是一个很有抱负之人,但他并没有自己的一套清晰完整而有意识的构想。他与阮天保的区别只在于,一个看起来像文人,一个更像是武夫。而恰恰是他们两人,可以说代表了秦岭之中生活的芸芸众生。在他们的周围,都是介于他们之间的人物群像。对于这些芸芸众生,是无所谓人生信条的。即使是作者倾注感情较多的井宗秀,也是如此。他们的人生盲目而随意,甚至可以说也无所谓善恶观念,只凭一时的好恶或心情。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生死,往往只在偶然的情况被决定。而那些所谓的伦理上的、道德上的约束,对他们全不起作用。

为什么是这样?原因很简单。当年的秦岭正值乱世,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法制松弛,道德沦丧,社会失序,战乱频仍。人的生命如草芥般微末。因此,欲望的满足和偶然的意念,取代法制和伦理,就成为推动秦岭人行止的力量。这是一种现实的生存法则,因为对于这样的乱世,个人并不能确保自身生命的长期安全,只有欲望及其满足才是实在而真切的存在。如此看来,贾平凹其实是通过写人,以反思现代以来的各种剧变。当这些变革以现代或暴力的名义展开时,它给秦岭百姓所带来的其实是世事的混乱和生民的涂炭。

小说中,游击队最后攻克涡镇,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观念上的先进,或者广泛的群众动员,而是一种势所必然。这就是“变”与“不变”的统一。秦岭以它的无言,接纳了万事万物,生死轮回。所谓“不变” ,才是永恒,“变”只是暂时的。从这个角度,陆菊人和陈医生的存在又是十分重要的,舍此便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小说。陈先生看破生死轮回,处变不惊,这些都是因为有了老庄哲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这与《古炉》中基督教思想不同。陆菊人代表的是现世的或民间的安稳的因素,它以一种轮回观念和神秘主义的气息,看待生死,她的所谓风度,正体现在这种通达超脱上。对于乱世,他们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虽然脆弱不堪,但却具有稳定人心的作用。也就是说,传统的和民间的文化,在现代性社会里,具有其精神上的巨大力量。而这种博大,某种程度上正是与“山”之沉默和静默相呼应,所以小说的结尾处才会有这样的话:“陆菊人看着陈先生,陈先生的身后,屋院之后,城墙之后,远处的山峰峦叠嶂,以尽着黛青。 ”

这样来看,就会发现,麻县长的死其实是必然的。现代性视野下的“秦岭志”不是麻县长所能写得出的,“秦岭志”体现存在于陈先生和陆菊人身上。这种“秦岭志”表现为宽厚广博,体现在仁慈自然。它接纳一切,藏污纳垢,自然会埋葬一切,也能化腐朽成养分。它不表达,也无法表达。它是陈思和意义上的“民间”形态和传统的结合,虽不能抵挡现代性的冲击,但作为精神的力量却能永存,与山的形象融合在一起。这或许就是“山本”的真正内涵。表面看来,贾平凹是在借现代性的名义反思现代革命,具有“新历史”写作的意味,但《山本》终究不是《白鹿原》 (陈忠实) 。贾平凹思考着的是,如何在这样一种现代性的失序状态下,重聚人心,重建家园。而也正是这点,使得这一小说不同于《老生》和《古炉》 。作为“三部曲”最后一部, 《山本》的意义或许在于,它能在生死的思考和人性的勘探之外寻求一种精神重建的可能。

查看更多>>
上一篇:乔世华:对女性写作另辟蹊... 下一篇:贾平凹《山本》:秦岭中的...
分享到:
微信扫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