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秀侠：文学与“农治”

《谷梁传》中记载“农”是“辟土植谷”的人，而“民”的原初意义则为不迁徙的国族。“农”自古以来就是安土重迁、开荒种地之民。在传统农耕文明中，中国的“农”作为“士农工商”结构中的重要元素，一直承担着固定的经济身份和文化伦理价值。然而，当中国社会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的时候，“德能居位”的士，因现代行政制度风流云散。“巧心劳手成器物”的工，被大机器生产所替代，四民之末的商业大行其道，此时开荒种地的农也被迫终结了与土地的依附关系。农民日渐脱离土地，以筋肉劳动大军的身份在国土上迁徙，寻找工作机会。此时，中国传统四民结构最终趋向根本性的瓦解，中国社会在现代性的“进步”中以极快的速度走向了新型文明样态。

中国社会近3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因为群体数量庞大，居住面积广大，他们往往成为变革对象中最重要又最困难的对象。这种变革让中国农民的身份、经济地位、文化伦理价值等等都产生了质变，而文学所关注的是这种质变过程中，农民作为群体的整体性社会文化经验表达，农民作为个体的精神情感状态与特征。作家在新的“人”的层面，或者说现代人的层面重新打量中国农民，摹写他们在文明转型中的心路历程，从而赋予中国农民深度的人性内涵和文学性观照。

苗秀侠近年创作重心在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变迁的叙述，对于农民生活变化的描写以及对于农民新的情感特质的描述。三部长篇《农民的眼睛》《农民工》《皖北大地》体现出作家对于中国农村现状的深切关注与思考。这三部长篇关注的是中国农民不同层面的现状，也显示出作者对于农民问题递进式的思考和追问。《农民工》着眼于农民从乡土到城市，重在谋求经济地位的变化。《农民的眼睛》用平等的视角去观察现在的村人村事，重在农村伦理风俗意义的呈现。《皖北大地》则表现出中国农民对于自己主体性价值意义的追求。从这个长篇所描写的返乡农民企业家来看，他们最看重的不再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金钱，反而是在经历了现代城市文明洗礼之后，对于农耕文明的文化伦理价值有了新的反思和回归，这种反思和回归带来的是行动——他们主动地重拾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且在现代资本、科技和知识的支持下，身体力行地践行曾经抛弃的传统伦理文化，例如仁义的品性，利他的行为，人性人情之美等等，最为重要的是回归对于土地的有效性地使用。作为虚构性的小说创作，在处理现实的时候，无疑会加上很多理想化色彩。中国农村的现代转型已然开始，没有回头路可走，传统文化伦理价值是否真的具有实效性，当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却无疑会给当下中国乡土的价值伦理建设带来深刻的启示性。

中国农民自从传统四民结构被打破之后，近代百年历史中，他们无疑都是苦难的贫穷的低微如尘芥般的存在。在整体的现代性进程中，农村劳力和农业税收为中国城市化提供了巨大的物质支撑，然而农民却在乡村衰败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日渐沦落为没有身份尊严的沉默群体。在文学中，路遥笔下那种极力挣脱农民身份的农民，贾平凹笔下蒙昧而乡愿的农民，底层文学中粗俗、野蛮而暴力的农民……这些作品都体现出作家对于农民自身主体性身份的质疑与思考。对于世代深深植根于土地的农民来说，在新型社会样态下该怎样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身份？苗秀侠的创作散发着浓郁的皖北地域气息，农村、农事和农民是她最为关注的叙事内容。她的系列长篇小说创作丰富和内化了对于“三农”题材的文学性表达。她的小说叙事擅长感性经验的质朴表达，人物在情感和精神层面显示出一种土生土长的顽强和坚韧。在新作《皖北大地》中，作者无疑试图重新建构中国现代农民的主体性，期待这些曾经低到尘埃里的大多数“沉默者”能够获得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