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

《外国文学研究》创刊于1978年，今年适逢它诞辰40周年。屈指一数，它已经走过了又是阳光又是风雨的40年。2018年6月8日下午，“中国外国文学期刊发展历程与国际化战略”研讨会在武汉雄楚国家大酒店隆重举行。本次会议既是讨论中国外国文学期刊的发展和国际化问题，又是《外国文学研究》杂志40周年诞辰的一次盛大庆典。有关会议的盛况已有专门报道，这里无需多言，但《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关系，以及与我个人的学术成长和发展的关系，应该还可以多说几句。

回顾《外国文学研究》发展壮大的历史，所有与该刊有这种或那种关系的学者和读者都感慨良多。40年弹指一挥间，其中的辉煌与艰辛人们有目共睹。杂志经历了四任主编，各有千秋，各有建树。真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不废江河万古流”。风雨40年，《外国文学研究》已经发表学术论文5700余篇，它已然成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聚集了许许多多的研究者，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队伍，一股重要的学术力量。

围绕着一份学术期刊，总会有一些编者、一批作者和大量的读者，刊物的发展繁荣与此三者密不可分。从纯学术的角度看，这就是学人、学刊和学术三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学人，学刊和学术无从谈起；没有学刊，学者的思想和成果没有了发表的阵地，无人知晓，最终会湮没无闻；没有学术，学人和学刊都失去了根基，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学人的成长离不开学刊，学刊的成就离不开学人，学人与学刊构成了学术的基础。任何学者，都有过读文章、写文章、发文章的经历，这些经历当然都与期刊有关。期刊对于一个学者的培养与塑造，其意义至关重要，对于那些正在成长的青年学者就更是如此了。有时候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选择或人生轨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期刊具有培养青年学者的任务或职责。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而言，我既是读者又是作者；既是作为读者的作者，又是作为作者的读者。随着身份的相互转换，《外国文学研究》对我也越来越重要。

我接触到的第一份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期刊应该就是《外国文学研究》了，该刊创刊的1978年9月，我正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1977年年底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那时还叫华中师范学院，但实际上我们是1978年2月入学的。我们在京山分院呆了半年，9月回到本部，适逢《外国文学研究》创刊。这在中文系算是一件大事，我们所有同学几乎都知道这件事，也有部分同学购买了创刊号。我也买了刊物，并订阅了几年。这些刊物有一部分还收藏于我青岛的家中。记得主编是徐迟，徐迟在1978年刚刚发表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妇孺皆知，引导了那个时代的风气。我们在这里学习，也算是可以得风气之先吧。《外国文学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界最早创办的学术性刊物，通过阅读和浏览杂志上的文章，我也约略知道一点什么是外国文学研究了。我日后走上外国文学研究之路，与早年的这种特殊的渊源不无关系。学术刊物仿佛就像一个个性鲜明的集体老师，它以不发声的方式说话，以不授课的方式教学，以不设问的方式回答问题，并以不求回报的方式默默支持着每一位坚持学术志向与创新的学者。或者可以说，我与《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共同成长，并在成长发展的道路上互为见证。

当年给我们上课的部分老师就在编辑部工作，譬如王忠祥、周乐群、彭端智等。当时给我们上外国文学史课程的老师是奠自佳和宋寅展。王忠祥老师给我们开设过“莎士比亚研究”。记得周乐群和彭端智老师是给78级上课的，我去蹭过课。将近40年过去了，各位老师上课时的音容笑貌，仿佛历历在目。大约在上大三的时候，我对外国文学研究就已经有点兴趣了，并且开始谋划报考外国文学专业研究生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女扮男装问题和现象，指导老师就是王忠祥。

我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第一篇文章是在1991年第4期，题目是《哲学化的文学与文学化的哲学——论存在主义文学》。该文是我早年发表的较为重要的文章，可以说大体奠定了我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以哲学化的方式研读文学，以文学化的方式研习哲学。循此路径，我开始了自己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后又陆陆续续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这更加坚定了我的学术研究路径和方向。

《外国文学研究》对于中国的卡夫卡研究也作出了非凡的贡献。1980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紫葳的《寓严肃于荒诞之中——读卡夫卡的〈变形记〉》，随后1980年第3期又发表了黎奇的《卡夫卡初探》。我对于卡夫卡最初的一点零星的了解和认知，应该就来源于此。顺便检索了一下，《外国文学研究》历年来发表有关卡夫卡文章共18篇，这些文章当然也是中国卡夫卡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40年过去了，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阅读方式与写作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研究的变化自然也不可避免。新形势下中国外国文学期刊的生存发展问题，既是世界的，又是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可以从中国走向世界，亦可以从世界回到中国。总之，希望《外国文学研究》顺利走过“不惑之年”，进入“知天命”，并继而“从心所欲”，大展宏图，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