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与沈寂的交谊

刘以鬯被香港人称作 “老香港”，有香港文坛教父之誉。而他自己则说：“我是上海出生、长大、读书和做工的。”1918年十二月出生在上海的刘以鬯，是典型的老上海了。三十年后的1948年底，他从上海去了香港，定居七十年后终老于斯，当然可称“老香港”了。

我始料不及的是，一个香港作家离世，却在内地尤其是上海文学界，引发不小的反响，悼念之文屡见报刊，盖因刘以鬯早年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的文学生涯，更离不开上海这片特殊地域的故土。

刘以鬯回顾自己的创作时说：“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写上海霞飞路一个白俄妓女的故事，那时我才十多岁。”他以小说创作名世，先后出版过小说集二十余部。在浏览他的一些小说篇目时，我忽然想到，刘以鬯写过新诗呀！凭我的记忆，应该在旧刊《幸福》中见过。于是去寻，果然在民国三十六年出版的《幸福》第九期中找到了。他题为《诗草》的诗共六首，最短的才四行，最长的十来行，是名副其实的小诗。一首诗占一个版面，每一版面以整幅艺术摄影作品相衬，真正是诗情画意、相得益彰了。此刊在《编辑后记》中写道：“刘以鬯先生系战时内地《幸福月刊》的主编兼出版者，声誉极盛一时，胜利后拟返沪复刊，惟本社《幸福》捷版先出，刘先生以为尚还可读，自愿贤让。刘先生写一手好诗，经编者索取，赐‘诗草’一束，配制名照，可称杰作。”

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刘以鬯的诗歌赞赏有加，评价甚高。且看第一首《银河吟》：“晚风跨着宽阔的脚步/绕群屋而舞蹈/有唧唧鹊噪如妇人闲谈/很烦也仿佛遥远/恬静在树下打盹/诗的温存则铺满天穹/是谁又撮了一把星之尘/静静的银河似乎在等明天的云”。还有《Nostalgia(怀 旧)》，只 有 四 行：“那喧扬的大海笑对着暗穹/傍晚的小窗上写着过分的寂寞/曾远眺朦胧的夜雾又吞去点点风帆/是多少征人的眼泪凝结成孤独”。这样的诗句，即使过了七十多年的时光，今天读来也不失为上乘的抒情短诗。二是透露出一种“不打不相识”的隐情，即沈寂与刘以鬯交谊的缘由。主编《幸福》的沈寂，时年仅22岁，创刊即声誉远播，广受读者好评，首印六千册一销而光。此刊恰巧被从大后方重庆返沪，在《和平日报》主编文学副刊的刘以鬯看到，他便托报社主编影剧副刊的同事钟子芒转告《幸福》主编沈寂，说他在重庆早已办有同名刊物，有出版的许可证，并打算一俟抗战胜利，就将刊物迁沪继续出版。沈寂明白了，按当时的有关规定，刊名一经批准，就如同商品有了专利权，他人不可再行使用。沈寂立即在第二期作出了改名“声明”，行动之快，可以看出，当时虽然还没有《版权法》，但文化人是非常重视出版规则的，一遇重复“撞车”，立刻改正，绝无二话。从第一年第三期起，《幸福》改为《幸福世界》。

为什么会在最后五期中又恢复《幸福》刊名，此仍与刘以鬯有关。刘十分关注沈寂办的《幸福世界》，觉得比他在重庆办的《幸福》质量好，遂主动提出，放弃《幸福》迁沪的打算，并将这一想法很快托人转告沈寂，让沈继续大胆地把《幸福》办下去，不用改刊名了。闻此沈寂感恩不尽，即往忆定盘路（今江苏路）559弄刘家花园洋房拜访刘以鬯。沈比刘小六岁，两人却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幸福》从改为《幸福世界》，到再改回《幸福》，体现出文化人的谦谦之风，从此两人成为同好知己。沈寂诚邀刘以鬯为《幸福》撰稿，刘一口应诺。不久，《幸福》上接连刊出刘以鬯的中篇小说《失去的爱情》和《露薏莎》，更是隆重推出组诗《诗草》。本来，可能引发一场纠纷的版权之争，最终却“化干戈为玉帛”，堪称文坛佳话。

那时，沈寂写小说《盐场》，描写的是浙东盐民受盐商和官府剥削而引起反抗的故事，每天千字连载半个月后，却被当局勒令停止连载，主编报纸副刊的汪霆因此愤而辞职。此书写完后，没有一家出版社敢承印。刘以鬯以父亲刘怀正命名的“怀正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此书，也因各书店已接到通知，《盐场》禁止销售，致使刘以鬯的出版投资血本无归，蒙受损失，只得将几百本余书送给沈寂。沈寂深表歉意，刘以鬯却宽慰他：“自家朋友，不用见外。”由于形势越发吃紧，刘以鬯只得关闭出版社，远走香港。从此，他与沈寂相隔千里，音讯中断。

本来，事情到此可划句号。可是，因《盐场》一书，使沈寂“峰回路转”，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盐场》在上海受禁不能公开发售，却进入了香港。香港永华电影公司老板李祖永在书店发现了沈寂的《盐场》及另一部小说《红森林》，喜上眉梢，立刻聘沈寂为永华公司电影编剧。一九四九年底，沈寂携新婚妻子赴港履新。

故事还在延续，此次的起因仍是《幸福》杂志。沈寂到了香港，在为永华等电影公司编写剧本的同时，念念不忘昔日老友刘以鬯，并很快与时任《香港时报》副刊编辑的刘以鬯取得联系，力邀刘来家做客，一叙旧情。在品尝了沈太太的烹饪手艺后，刘高兴地表示以后会常来，多享受家乡的美味。由此可见刘以鬯的桑梓之情。交谈间，刘以鬯鼓励沈寂，把《幸福》在香港复刊。这样，依靠在港的徐訏、马国亮等上海作家的大力支持，《幸福》迅速复刊。可惜最终因资金被人卷走，刊物出版到第六期不得不停刊。

1952年，因永华公司拖欠员工薪金，沈寂被选为代表与公司谈判，被公司开除，并被港英当局无理驱逐出境。从此，他与刘以鬯天各一方，再度失联。又过三十多年，直到1985年，刘以鬯在港岛创办了第一份纯文学刊物《香港文学》，提倡和坚持严肃文学的创作。他主动与上海沈寂取得联系，力邀其为刊物写稿，沈即在该刊发表了《红缨枪》等小说。《香港文学》在刘以鬯主政期间，不仅发掘和培养了香港不少本土作者，还广泛联系上海等内地作家，推动了内地与香港的文学交流，功不可没。沈寂曾说：“以鬯先生对于中国文学事业的贡献，在我的老友中无人可及。”

刘以鬯还在编撰香港文学史料时，专门写信来请沈寂提供其在香港主编《幸福》的详细情况和资料，要让这一史料在香港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一笔。而在上海，有出版社编辑找到沈寂，请他推荐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沈寂毫不犹豫地将刘以鬯于四十年代在上海《幸福》上发表的《失去的爱情》《露薏莎》等小说，汇编成小说集《过去的日子》出版。这是刘以鬯离开上海六十年后，在故乡第一次出版文学作品集，令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给沈寂的信中写道：“我同意书名《过去的日子》，这篇小说有我的身影。此书能出版，全仗大力促成，隆情厚谊，至深感铭。”沪港两地的作家，同声相求，惺惺相惜。

可惜的是，刘以鬯那个年代的上海作家朋友如施蛰存、姚雪垠、柯灵、秦瘦鸥等，均已先他而谢世。三年前，专写老上海题材的沈寂先生亦归道山。其生前对我讲述的关于他与刘以鬯交往的轶事，当是十分珍贵的文坛史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