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误读了《卖油翁》

2019-03-23 14:30 编辑:云彩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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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通过陈尧咨与卖油翁的故事,欧阳修真正要讲的是:射箭这种技能,其实和倒油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换而言之,他要反对的是流行于文人间的以射箭为能事的风尚。这种风尚形成于五代,宋太祖时还积极倡导,主人公陈尧咨就是在这种导向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然而,随着北宋士大夫在政治上的成熟,士风也随之改变。射箭被认为是武人的事情, 文臣自“有名教可乐”,应有别一种担当。

把《卖油翁》从其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20世纪初,文言文的教学开始受到西方教育观念的冲击。新时代的教育者认为,“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样的启蒙教育,会压抑孩子们的天性, 使我们的民族陷于落后。基于这种思考,教育者们开始注重启蒙读物的趣味性。因此,林景亮编《评注古文读本》(1916年),就将陈尧咨与卖油翁的故事单独成篇,取其“奇趣”。后来,随着《开明新编国文读本》(1946至1948年)的普及, “熟能生巧”的道理逐渐成为了标准答案。

重读《卖油翁》其实是将它还原到两个历史世界之中,即五代至北宋士风的变迁,以及晚清民国对文言文教育的探索改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标准答案”以外的阅读视角。

陈尧咨的榜样们

《礼记》说,“射者,仁之道也”。“射”为孔门六艺之一,是君子应该掌握的技能。降及唐代,李白“十五好剑术”“三十成文章”,这是一种仗剑任侠的豪情,至于他是否真的挺身白刃,弯弓疆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孟浩然“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大概更接近许多人的实相。然而,随着唐末乱起,兵马交攻,武艺就成为一种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技能了。

在各种武艺之中,射箭地位特殊。对于中原而言,射箭是反制骑兵的一种有效手段;对于读书人来讲,射箭似乎也更加安全、优雅一些。所谓“仁者如射”(《孟子》),唐末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在练习射箭。

和凝(898-955)是一位代表性人物。他17岁明经,19岁进士,风光无限。他不光会写各种表状书檄、淫词艳曲,还能够射箭。918年,胡柳陂之战,节度使贺瓌战败,只有作为幕僚的和凝紧紧跟随。这时,贺瓌看不下去了,他跟和凝说,你别跟着我了,快逃命吧。和凝说,不可以的。正在这紧要关头,河东的铁骑追来了,和凝丝毫没有胆寒,他大声呵叱。敌人没有停下来,他“引弓以射”,敌骑“应弦而毙”。(《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3895页)经此,贺瓌对和凝大为赞赏,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和凝在唐晋汉周身居显职,与此同时, 兼习文武的人材也在各个政权中涌现。在南唐,王崇文博综经史,后来挺身为将,最终入掌禁军(马令《南唐书》,《五代史书汇编》第5559页);陈德诚不仅好学有诗名,更能够出入坚敌,为国大将(《陈德诚墓志》);卢绛虽进士不中,亦有佳词传世,而尤擅水战,最终以身殉国(马令《南唐书》,《五代史书汇编》第5401页)。与南唐相邻的吴越政权中,钱弘儇能骑射,还“能书有文”(《十国春秋》,第1204页);屠瓌智“少负勇略,更善属文”(《屠瓌智墓志》)。在长江中游的马楚政权,天策学士廖匡图之子廖偃“自秘书郎为禆將”(《十国春秋》,第1023页)。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十世纪中期,“文臣能力结构”正在发生(邓小南,《祖宗之法》,第144页),词赋文章固然重要,但对于词臣而言,如能射箭,则锦上添花。在中原,宋太祖赵匡胤就在寻找这样有武干的文臣。而当时青年才俊中, 属辛仲甫最知名:

(赵普)曰:“(辛)仲甫才勇有文,顷从事于郭崇,教其射法,后崇反师之。赡辨宏博,纵横可用。”遂召见。……便令武库以乌漆新劲弓令射。仲甫轻挽即圆,破的而中。又取坚铠令擐之,若被单衣。太祖大称爱。

这个故事出自僧人文莹的《玉壶清话》,《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并没有记载这些饶有趣味的细节。然而,笔记中的发明演绎更能反映出士人对于射箭的认知。宋太祖直接让武库拿出新做好的劲弓,这样的弓普通人未必能拉开,而辛仲甫稍稍一挽,弓就张圆了,说明他臂力了得。然后,辛仲甫一举中的,与和凝如出一辙。就这样,辛仲甫来到了陈尧咨的家乡四川,担任兵马都监,这时陈尧咨差不多也呱呱坠地了。

《玉壶清话》 完成于1078年,作者文莹和欧阳修一样,不乏对射箭的鄙夷,所以,他要求笔下的辛仲甫立即向宋太祖表态:

陛下止以武夫之艺试臣,一弧一矢,其谁不能? 

射个箭,谁不会呢?不就是手熟嘛。这种态度,已经与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如出一辙了。

陈尧咨的历史世界

从和凝到辛仲甫,他们在当时就有“文武全才”、“文武兼备”之名。然而,这里的文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韬与武略。“文”专指晚唐以来清流精英最强调的“词章之学”,即能够执掌朝廷诏令,通过文学文章,化成天下(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262页);“武”则专指能够披上盔甲,拉开强弓,一举中的。 

以词章之学为核心的清流文化在五代显示出了“强大的霸权”,并渗透到职业武人之中(同上书,第252页);与此同时,在与武人生活世界的互动中,词章也与射箭结合,衍生出一种叫做“射箭词臣”的亚文化。 

陈尧咨服膺了这种能文能射的风尚,他“举进士第一”,“召为秘书省著作郎”,“擢知制诰”,由此代立王言,可以说是当时词臣中的翘楚(《宋史》,第9558页);同时,他也在射箭这个项目上闻名当时。 毫无疑问,如果能早生几十年,陈尧咨一定会像和凝一样名满天下。

但是,时代在变化,陈尧咨所崇尚的许多东西已经开始过时了。从南宋李焘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到完成于元代的《宋史》,陈尧咨的形象并不很好。

他惩治豪右,人们说他的手段过于“残忍”:

有博戏者,杖讫桎梏列於市,置死马其旁,腐臭气中疮輒死。(《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844页)

对十一、十二世纪的士人来说,他的做法确实充满暴力与血腥。然而,在十世纪的许多时候,公开呈现的暴力是遏制犯罪的有效手段,人们习以为常。 宋初的时候,名将王彦升就以血腥的手法,使西陲的人不敢进犯(《渑水燕谈录》)。

同样,知永兴军期间,陈尧咨显然没有对转运使毕恭毕敬,这又给他带来了麻烦,史书说他“以气凌人”,就是说错在陈尧咨。诚然,在十一世纪的人看来,转运使是尤为重要的路分长官,自然在知军之上,然而,这样的观念是历经太宗朝诸次调整才逐步形成的。对于一个来自宋初的人来说,他有理由认为转运使首先是统管一路财赋的长官,纵然他是天子耳目,监督地方州军,却未必有权直接管理州军长官(见戴扬本,《北宋转运使考述》,第102页),更何况,陈尧咨此时还是龙图阁直学士,基于这样的身份,对于到处指手画脚的转运使,又何必给他们好脸色呢? 

虽然陈尧咨是1000年的状元,他的行为举止更像是一个自太祖朝(960年至976年)而来的人,正在发生的许多变化让他感到陌生。《宋史》本传说:

尧咨性刚戾,数被挫,忽忽不自乐。(《宋史》,第9558页)

字里行间,这正是一个无法适应时代变迁的人的写照。 人们揶揄他,嘲笑他,到了十一世纪中后期,讽刺陈尧咨射箭的故事,已经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版本。不少故事以陈尧咨母亲的口吻,来批评陈尧咨崇尚射箭,而忽略其文章治道(见《宋人轶事汇编》“陈尧咨”条)。这些故事或许只是人们的杜撰编排,但它们呈现了一种通性的真实:陈尧咨已经是个另类了。

欧阳修精心构思的这则陈尧咨与卖油翁的故事,从最初的《笔说》到后来结集的《归田录》,其间还几易其稿。概言之,欧阳修将陈尧咨的射箭与卖油翁的倒油放在一起比较,来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文人士大夫而言,射箭和倒油一样毫无意义,丝毫不值得自豪。

欧阳修写这则小故事恐怕也是有的放矢。欧阳修比陈尧咨晚整整一辈,当他领袖文坛的时候,陈尧咨已经不在世了。 然而,欧阳修的身边还是不乏练习射箭并“以此自矜”的年轻人。 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知贡举,苏轼、苏辙、曾巩、王韶等榜上有名,而这一届的状元章衡就是一个射箭好手。后来出使辽国:

燕射连发破的,辽以为文武兼备,待之异于他使。(《宋史》,第11008页)

宋与辽有着许多外事活动,射箭是当时一个重要项目。如果文臣能够一箭中的,则能引起契丹人的阵阵赞叹。 

欧阳修要给新时代的读书人提个醒。有意无意之间,他希望提醒章衡这样的门生, 射箭没有那么重要,陈尧咨不是什么好榜样。士人不应该钻营射箭,就像他们不该钻营倒油一样。那些事情有别的人去做,士人应该做的是践行古道,以天下为己任。卖油翁故事的背后,是一种新的价值观与人才观。

自此,射箭开始从士大夫的生活世界中淡出了。当然,还会有很多读书人练习射箭。他们或者科举失利,或者很难在文官的仕途上晋升,因此希望走武举武阶的路子。然而,对于榜上有名的进士和前程似锦的文臣而言,射箭这种技能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到了南宋, 孝宗志在恢复中原,当他要求文举进士及太学生练习射箭的时候,落实起来已经困难重重了。(《宋史》,第3670页)

有趣的是,相似的变化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着。十世纪的西欧,不少主教或神职人员奋身白刃,尽管这已然违制,在当时却广受颂扬(如Thietmar, Chronicon)。然而,进入十一世纪之后,批评的声音渐渐成为主流。教皇主导的改革层层深入,社会也不同往日,身为主教而拿起长矛盾牌,再也不是一件值得自矜的事情了(E. Crosby, The King’s Bishops, Appendix II)。如果陈尧咨知道世界的另一端还有着这样的同仁,或许会稍有宽心吧。

从《归田录》到二十世纪的中小学课本

卖油翁的故事本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或许岁月流逝、斗转星移之际,也就淹没在有宋的浩瀚史料之中了。然而,因缘际会,《卖油翁》一文竟在二十世纪变得家喻户晓。这源于清末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潮。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样的开蒙读物,文字过于艰深,内容过于刻板,如此只能培养出因循的儿童,无益于国家民族走出危机。

如何编写新的儿童国语教材,成为教育家们致力探索的问题。190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蒋维乔编写的初等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全10册,希望以更加平易的方式教授传统内容。1912年开始发行的《共和国小学教科书》则更进一步,希冀更贴近生活,注重生活技能的培养。这之后,教育家吴研因提出,儿童读物应以儿童为本位,所以后来他编写的教材, 第一册第一课是:“狗、大狗、小狗”,第二课是“大狗叫,小狗跳,大狗小狗叫一叫,跳两跳”。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等小学的读物也有所改革。不能全然是“些古典主义的,传道统的,或是山林隐逸、叹老嗟贫的文艺品”(叶圣陶语)。1916年,林景亮编《评注古文读本》就是这样的尝试。该书在编辑大意中就说:

是编所选,文体略备,皆极有趣。

对于这一读本而言, “有趣”成了其最为重要的标准。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林景良从《归田录》中选出了陈尧咨的故事,并给这篇小文冠以《卖油翁》的题目——就这样,我们今天熟悉的《卖油翁》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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