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误读了《卖油翁》

本来，通过陈尧咨与卖油翁的故事，欧阳修真正要讲的是：射箭这种技能，其实和倒油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换而言之，他要反对的是流行于文人间的以射箭为能事的风尚。这种风尚形成于五代，宋太祖时还积极倡导，主人公陈尧咨就是在这种导向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然而，随着北宋士大夫在政治上的成熟，士风也随之改变。射箭被认为是武人的事情， 文臣自“有名教可乐”，应有别一种担当。

把《卖油翁》从其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20世纪初，文言文的教学开始受到西方教育观念的冲击。新时代的教育者认为，“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样的启蒙教育，会压抑孩子们的天性， 使我们的民族陷于落后。基于这种思考，教育者们开始注重启蒙读物的趣味性。因此，林景亮编《评注古文读本》（1916年），就将陈尧咨与卖油翁的故事单独成篇，取其“奇趣”。后来，随着《开明新编国文读本》（1946至1948年）的普及， “熟能生巧”的道理逐渐成为了标准答案。

重读《卖油翁》其实是将它还原到两个历史世界之中，即五代至北宋士风的变迁，以及晚清民国对文言文教育的探索改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标准答案”以外的阅读视角。

陈尧咨的榜样们

《礼记》说，“射者，仁之道也”。“射”为孔门六艺之一，是君子应该掌握的技能。降及唐代，李白“十五好剑术”“三十成文章”，这是一种仗剑任侠的豪情，至于他是否真的挺身白刃，弯弓疆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孟浩然“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大概更接近许多人的实相。然而，随着唐末乱起，兵马交攻，武艺就成为一种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技能了。

在各种武艺之中，射箭地位特殊。对于中原而言，射箭是反制骑兵的一种有效手段；对于读书人来讲，射箭似乎也更加安全、优雅一些。所谓“仁者如射”（《孟子》），唐末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在练习射箭。

和凝（898-955）是一位代表性人物。他17岁明经，19岁进士，风光无限。他不光会写各种表状书檄、淫词艳曲，还能够射箭。918年，胡柳陂之战，节度使贺瓌战败，只有作为幕僚的和凝紧紧跟随。这时，贺瓌看不下去了，他跟和凝说，你别跟着我了，快逃命吧。和凝说，不可以的。正在这紧要关头，河东的铁骑追来了，和凝丝毫没有胆寒，他大声呵叱。敌人没有停下来，他“引弓以射”，敌骑“应弦而毙”。（《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3895页）经此，贺瓌对和凝大为赞赏，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和凝在唐晋汉周身居显职，与此同时， 兼习文武的人材也在各个政权中涌现。在南唐，王崇文博综经史，后来挺身为将，最终入掌禁军（马令《南唐书》，《五代史书汇编》第5559页）；陈德诚不仅好学有诗名，更能够出入坚敌，为国大将（《陈德诚墓志》）；卢绛虽进士不中，亦有佳词传世，而尤擅水战，最终以身殉国（马令《南唐书》，《五代史书汇编》第5401页）。与南唐相邻的吴越政权中，钱弘儇能骑射，还“能书有文”（《十国春秋》，第1204页）；屠瓌智“少负勇略，更善属文”（《屠瓌智墓志》）。在长江中游的马楚政权，天策学士廖匡图之子廖偃“自秘书郎为禆將”（《十国春秋》，第1023页）。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十世纪中期，“文臣能力结构”正在发生（邓小南，《祖宗之法》，第144页），词赋文章固然重要，但对于词臣而言，如能射箭，则锦上添花。在中原，宋太祖赵匡胤就在寻找这样有武干的文臣。而当时青年才俊中， 属辛仲甫最知名：

(赵普)曰：“（辛）仲甫才勇有文，顷从事于郭崇，教其射法，后崇反师之。赡辨宏博，纵横可用。”遂召见。……便令武库以乌漆新劲弓令射。仲甫轻挽即圆，破的而中。又取坚铠令擐之，若被单衣。太祖大称爱。

这个故事出自僧人文莹的《玉壶清话》，《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并没有记载这些饶有趣味的细节。然而，笔记中的发明演绎更能反映出士人对于射箭的认知。宋太祖直接让武库拿出新做好的劲弓，这样的弓普通人未必能拉开，而辛仲甫稍稍一挽，弓就张圆了，说明他臂力了得。然后，辛仲甫一举中的，与和凝如出一辙。就这样，辛仲甫来到了陈尧咨的家乡四川，担任兵马都监，这时陈尧咨差不多也呱呱坠地了。

《玉壶清话》 完成于1078年，作者文莹和欧阳修一样，不乏对射箭的鄙夷，所以，他要求笔下的辛仲甫立即向宋太祖表态：

陛下止以武夫之艺试臣，一弧一矢，其谁不能？ 

射个箭，谁不会呢？不就是手熟嘛。这种态度，已经与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如出一辙了。

陈尧咨的历史世界

从和凝到辛仲甫，他们在当时就有“文武全才”、“文武兼备”之名。然而，这里的文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韬与武略。“文”专指晚唐以来清流精英最强调的“词章之学”，即能够执掌朝廷诏令，通过文学文章，化成天下（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262页）；“武”则专指能够披上盔甲，拉开强弓，一举中的。 

以词章之学为核心的清流文化在五代显示出了“强大的霸权”，并渗透到职业武人之中（同上书，第252页）；与此同时，在与武人生活世界的互动中，词章也与射箭结合，衍生出一种叫做“射箭词臣”的亚文化。 

陈尧咨服膺了这种能文能射的风尚，他“举进士第一”，“召为秘书省著作郎”，“擢知制诰”，由此代立王言，可以说是当时词臣中的翘楚（《宋史》，第9558页）；同时，他也在射箭这个项目上闻名当时。 毫无疑问，如果能早生几十年，陈尧咨一定会像和凝一样名满天下。

但是，时代在变化，陈尧咨所崇尚的许多东西已经开始过时了。从南宋李焘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到完成于元代的《宋史》，陈尧咨的形象并不很好。

他惩治豪右，人们说他的手段过于“残忍”：

有博戏者，杖讫桎梏列於市，置死马其旁，腐臭气中疮輒死。（《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844页）

对十一、十二世纪的士人来说，他的做法确实充满暴力与血腥。然而，在十世纪的许多时候，公开呈现的暴力是遏制犯罪的有效手段，人们习以为常。 宋初的时候，名将王彦升就以血腥的手法，使西陲的人不敢进犯（《渑水燕谈录》）。

同样，知永兴军期间，陈尧咨显然没有对转运使毕恭毕敬，这又给他带来了麻烦，史书说他“以气凌人”，就是说错在陈尧咨。诚然，在十一世纪的人看来，转运使是尤为重要的路分长官，自然在知军之上，然而，这样的观念是历经太宗朝诸次调整才逐步形成的。对于一个来自宋初的人来说，他有理由认为转运使首先是统管一路财赋的长官，纵然他是天子耳目，监督地方州军，却未必有权直接管理州军长官（见戴扬本，《北宋转运使考述》，第102页），更何况，陈尧咨此时还是龙图阁直学士，基于这样的身份，对于到处指手画脚的转运使，又何必给他们好脸色呢？ 

虽然陈尧咨是1000年的状元，他的行为举止更像是一个自太祖朝（960年至976年）而来的人，正在发生的许多变化让他感到陌生。《宋史》本传说：

尧咨性刚戾，数被挫，忽忽不自乐。（《宋史》，第9558页）

字里行间，这正是一个无法适应时代变迁的人的写照。 人们揶揄他，嘲笑他，到了十一世纪中后期，讽刺陈尧咨射箭的故事，已经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版本。不少故事以陈尧咨母亲的口吻，来批评陈尧咨崇尚射箭，而忽略其文章治道（见《宋人轶事汇编》“陈尧咨”条）。这些故事或许只是人们的杜撰编排，但它们呈现了一种通性的真实：陈尧咨已经是个另类了。

欧阳修精心构思的这则陈尧咨与卖油翁的故事，从最初的《笔说》到后来结集的《归田录》，其间还几易其稿。概言之，欧阳修将陈尧咨的射箭与卖油翁的倒油放在一起比较，来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文人士大夫而言，射箭和倒油一样毫无意义，丝毫不值得自豪。

欧阳修写这则小故事恐怕也是有的放矢。欧阳修比陈尧咨晚整整一辈，当他领袖文坛的时候，陈尧咨已经不在世了。 然而，欧阳修的身边还是不乏练习射箭并“以此自矜”的年轻人。 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知贡举，苏轼、苏辙、曾巩、王韶等榜上有名，而这一届的状元章衡就是一个射箭好手。后来出使辽国：

燕射连发破的，辽以为文武兼备，待之异于他使。（《宋史》，第11008页）

宋与辽有着许多外事活动，射箭是当时一个重要项目。如果文臣能够一箭中的，则能引起契丹人的阵阵赞叹。 

欧阳修要给新时代的读书人提个醒。有意无意之间，他希望提醒章衡这样的门生， 射箭没有那么重要，陈尧咨不是什么好榜样。士人不应该钻营射箭，就像他们不该钻营倒油一样。那些事情有别的人去做，士人应该做的是践行古道，以天下为己任。卖油翁故事的背后，是一种新的价值观与人才观。

自此，射箭开始从士大夫的生活世界中淡出了。当然，还会有很多读书人练习射箭。他们或者科举失利，或者很难在文官的仕途上晋升，因此希望走武举武阶的路子。然而，对于榜上有名的进士和前程似锦的文臣而言，射箭这种技能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到了南宋， 孝宗志在恢复中原，当他要求文举进士及太学生练习射箭的时候，落实起来已经困难重重了。（《宋史》，第3670页）

有趣的是，相似的变化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着。十世纪的西欧，不少主教或神职人员奋身白刃，尽管这已然违制，在当时却广受颂扬（如Thietmar, Chronicon）。然而，进入十一世纪之后，批评的声音渐渐成为主流。教皇主导的改革层层深入，社会也不同往日，身为主教而拿起长矛盾牌，再也不是一件值得自矜的事情了（E. Crosby, The King’s Bishops, Appendix II）。如果陈尧咨知道世界的另一端还有着这样的同仁，或许会稍有宽心吧。

从《归田录》到二十世纪的中小学课本

卖油翁的故事本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或许岁月流逝、斗转星移之际，也就淹没在有宋的浩瀚史料之中了。然而，因缘际会，《卖油翁》一文竟在二十世纪变得家喻户晓。这源于清末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潮。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样的开蒙读物，文字过于艰深，内容过于刻板，如此只能培养出因循的儿童，无益于国家民族走出危机。

如何编写新的儿童国语教材，成为教育家们致力探索的问题。190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蒋维乔编写的初等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全10册，希望以更加平易的方式教授传统内容。1912年开始发行的《共和国小学教科书》则更进一步，希冀更贴近生活，注重生活技能的培养。这之后，教育家吴研因提出，儿童读物应以儿童为本位，所以后来他编写的教材， 第一册第一课是：“狗、大狗、小狗”，第二课是“大狗叫，小狗跳，大狗小狗叫一叫，跳两跳”。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等小学的读物也有所改革。不能全然是“些古典主义的，传道统的，或是山林隐逸、叹老嗟贫的文艺品”（叶圣陶语）。1916年，林景亮编《评注古文读本》就是这样的尝试。该书在编辑大意中就说：

是编所选，文体略备，皆极有趣。

对于这一读本而言， “有趣”成了其最为重要的标准。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林景良从《归田录》中选出了陈尧咨的故事，并给这篇小文冠以《卖油翁》的题目——就这样，我们今天熟悉的《卖油翁》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