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具体是怎样“屠蜀”的？

张献忠“屠蜀”之说由来已久。大致有两种深具时代特色的说法：

（1）清代时，多谓其“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四川一省之人被屠戮殆尽，以至“千里如烟，空如大漠”。

（2）数十年前，史学界曾流行一种意见，称屠蜀之说不可信，张献忠所部杀的只是“地主、官僚以及从属于他们的反动武装”。①

鉴于清军入关后有过很多杀戮百姓的劣迹，民间也有很多人认为，屠蜀的主要是清军，张献忠做了“背锅侠”。

以上观点，均与史实存在一定的偏差。

四川人口在明末清初之际曾大幅减少，引发“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是一件确凿无疑的事情。这种结果，是由四川数十年战乱所造成，张献忠及其大西政权是这战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崇祯年间，张献忠数次入川；张献忠败亡后，大西军残部、南明军、清军及其他农民军间，仍不断相互征伐。至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才大致平定四川。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川又被吴三桂所据，再度成为战场。

明军（南明军）也好，清军也罢，包括吴三桂军，张献忠军，都曾残酷屠杀过蜀中百姓。

比如，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军赵荣贵部被张献忠所败，退往茂州。茂州百姓没有开城，赵荣贵遂在攻入后屠城。南明总兵王命臣占领顺庆，要求每家交银子，买“免死牌”、“牛票”，如果拒绝，就“掠其人，掘其粮，焚其室”。南明曹勋部在雅州，搜刮民间存粮，百姓只好吃草根、树皮，致使“僵尸满路”。②

再如，豪格等人统帅的清军，在顺治四年（1647年）被迫撤出成都时，驱赶数千百姓北上，到了绵州后又将其全部杀死。清军在简州乏粮，于是抓捕百姓，“有粮即放，无粮烧死”。豪格曾下令，对于不肯归顺的抗清者，一律诛戮，在潼川，清军杀了“不计其数”的降而复叛的川兵。

再如，吴三桂的部将谭宏同清军作战失利，后撤时拆掉浮桥，劫掠保宁，致使“男女溺死无数”。谭宏在辖区内勒索百姓，当地人纷纷逃亡，十室九空。战事平息后，四川已残破不堪，安岳、遂宁等县“绝人迹，少烟火者二十余年”。③

与战乱相随而至的，是旱灾、水灾与瘟疫。崇祯十年（1637年），剑州因洪灾“两岸军民漂没者千余家”；顺治二年（1645年），重庆因瘟疫“骈死连村”；顺治三年（1646年），峨眉“大荒，饿死者日无记数”；顺治五年（1648年），盐亭“人多饿死”，内江爆发瘟疫，百姓逃亡各地，数百里没有人烟。④

不过，上述“屠蜀”暴行，与张献忠相比，实可谓小巫见大巫。

张献忠曾在四川建立政权。他对川人的屠杀，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

其一，张献忠经营四川，全赖严刑峻法造就的恐怖气氛。

大西政权的律法极为严苛，实行连坐法，一家犯罪，株连九家。一旦犯罪，轻的被割耳割鼻、砍断手足，重的斩首、凌迟，甚至效法朱元璋实行“剥皮填草”的酷刑。

其二，实施残酷的特务统治。

大西政权严格限制百姓的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在成都，各门严查百姓出入，出城人必须呈报姓名、事由以及归期，逾期不归，出城人的家眷及邻居都要被处死。大西政权还派出密探，装扮成商人或乞丐，在城内暗查，若发现有人私下诋毁张献忠，就用炭在其家大门涂上记号，方便军队进行抓捕讯问。大西政权末期，因无法对郊野民众实施有效的特务统治，张献忠担心他们会做“带路党”帮助敌军，一度颁布了“除城尽剿”（城中百姓可以控制，故可归入良民）命令，针对郊外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逢人则杀”。

其三，在经济上，大西政权财政高度依赖暴力“打粮”。

大西政权禁止民间持有金银，私藏超过一两，诛杀全家，达到十两，就要剥皮。虽然建立了政权，但张献忠并没有执行按土地或人口征税的制度，而高度依赖靠没收财产和“打粮”，来筹集军饷和满足政府支出。地主与富户被抢光后，“打粮”对象就成了普通百姓。⑤

其四，大西政权高度防范、仇视知识阶层。

张献忠对开科取士非常感兴趣，每攻占一地，即举行科考，强迫当地读书人参加，张甚至亲自出题阅卷。不过，对被录取的知识分子，张并不信任，他录取他们，只是为了用虚职将他们控制起来，防止他们回到地方上聚众“作乱”。正是因为出于这样的目的，张献忠的开科取士，录取率非常高。大西政权末期，张献忠曾假借科考名义，在大悲寺一次性屠杀了数千名士子。⑥

上述暴政，激起蜀人的剧烈反抗。

内有反抗，外有清军，大西政权最终无法在四川立足。自成都撤离时，张献忠曾下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军中传教士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

先是成都人被骗至城外：

“无罪百姓齐遭惨杀，息静无声。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

然后，张献忠又下令将皇宫和成都城焚毁：

“（张）下令将皇宫焚毁。在城外见隆烟腾起，火光烛地，大为狂喜。复令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以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实属可惜”。⑦

成都遂成一片废墟。

曾有学者为了证明大西军军纪好、不扰民，引用刘进忠约束士卒的《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为证。该碑规定：

“扰害地方者，许彼地士民，解锁军前正法”，“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枭首。”

可惜的是，因劝谏“生灵不可妄杀”，刘进忠被张献忠所疑，为保全性命只得降清。⑧

张献忠“屠蜀”，究竟杀了多少人，已难以细考。一个可供参考的意见是：较早对张献忠持肯定立场、反对“张献忠屠蜀”之说的四川学者任乃强，1947年写作《张献忠屠蜀记》时，仍承认：

“当时蜀人绝灭之原因，盖死于饥馑者什七八，杀于献忠者什一二而已。”

当时全川约300万人。如此，直接死于张献忠之手者，最低限度也有30-60万人⑨——鉴于大西政权所实施的暴政，任乃强所谓的“死于饥馑者什七八”，仍有相当数量须记在张献忠名下，他和他的大西政权，正是“饥馑”的重要制造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