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作者写给译者的信

沈从文金介甫长城合影，1980年夏。

这些年来，沈从文研究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门“显学”。回顾沈从文作品出版史和研究史，从1981年11月江西人民出版社重印《边城》，次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从文自传》开始，被禁锢多年的沈从文作品陆续重新出现在内地读者眼前。此后，一中一外两位作者研究沈从文的专著，也引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很大的兴趣，这就是凌宇先生著《从边城走向世界》（三联书店，1985年12月）和美国学者金介甫先生著、符家钦先生译《沈从文传》。

《沈从文传》英文原著的出版，虽然比《从边城走向世界》晚了两年，却是英语世界第一部沈从文学术传记。而且，尽管《沈从文传》的译者自始至终只有符家钦先生一位，这部大书的出版过程却甚为曲折，版本也较为复杂。就笔者所见到的符译《沈从文传》简体字本，有如下不同的版本：

《沈从文传》，1990年10月，北京时事出版社

《沈从文传》（全译本），1992年2月，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凤凰之子：沈从文传》，2000年1月，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沈从文传》（全译本），2005年10月，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 2018年7月，北京新星出版社

对这些同一种英文原著的不同版本的简体字中译本，应作如下的说明：

一，从第一种中译本起，每个版本都有沈从文高足汪曾祺写的中译本序；从第三种起每个版本都有作者写的中译本《新版序》。

二，第一种中译本当然有首次引进之功，但删去了英文原著的全部六百四十六条注释，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传记有了很大距离。

三，第三、四种中译本其实是1995年7月台北幼狮文化公司繁体字版《沈从文史诗》（《沈从文传》英文原著书名）的内地简体字本，第四种版权页且注明“本著作稿引自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第五种也即最新版的中译本，又作了新的校订，作者并为这个最新版撰写了《新序》。

显而易见，除了第一种中译本因删去了全部注释或可忽略不计外，其他《沈从文传》的各种中译本，对沈从文研究者而言，都很有关注的必要。而长期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同一种英文《沈从文传》的中译本？这个疑问，在这本《金介甫致符家钦书信》中就可找到至少一部分答案。

金介甫先生撰写了沈从文研究史上第一部博士学位论文，而这本《沈从文传》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本沈从文学术传记。尽管作者本人谦称此书还“不完美”，但正如译者在此书《译后记》中所指出的：它“史料详实，持论平允，把沈从文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成就作了透辟分析，既实事求是，又不为贤者讳”。《沈从文传》在中外沈从文研究史上已经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当时，内地的沈从文研究才起步不久，十分需要《沈从文传》这样的学术传记以为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因此，将其译成中文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而这个光荣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心细如发，一丝不苟”（汪曾祺语）、有丰富翻译经验的符家钦先生身上。

读金先生这些信，不难发现作者对译者的尊重和信任。他在1989年1月10日致符先生的信中强调，“作者和译者的心灵相通才是追求完美的唯一途径”，而金先生和符先生之所以能够心灵相通，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一条在于，他俩都真的喜欢沈从文和沈从文创造的文学世界，都是沈从文的忠实读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两位都是“沈迷”，作者认为沈从文“永远是全世界所欣赏的文学大师”，译者也说过“我从小就是沈老作品的爱读者”。所以，作者在写了研究沈从文的博士学位论文后，意犹未尽，再接再厉，写出了这部《沈从文传》；也所以，译者不顾高龄，在荒芜先生的建议下，在萧乾先生的帮助下，尤其得到了作者的全力支持，在沈从文谢世之后，克服种种困难，潜心译出了这部《沈从文传》。

然而，译出《沈从文传》，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出版这部《沈从文传》？金先生这些信大部分是围绕这个关键问题而展开的。金先生有自己的坚守，希望这部书稿尽可能以原著的原始面貌出版中译本，但这在内地当时的文化态势下有相当的难度，那么如何解决这个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棘手的问题，有无替代方案？金先生这些信所反复讨论的正是这些问题。他之所以谋求中译本在香港或在台湾出版，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与符先生的讨论是细致的，深入的，也是推心置腹的。金先生后来为繁体字版《沈从文史诗》写过这样一段话：“从读沈从文的生活的那本‘大书’，我们能了解中国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很多事情，我们也能了解人生的很多方面。”如果套用这句话，也许可以说，读这本小小的书信集，我们能了解中国八十、九十年代的一些事情，我们也能了解人生的一些方面。当然，《沈从文传》后来先后在内地和台湾出版了。但无论是简体字版还是繁体字版，都仍不是完完全全的原汁原味，只能说是尽可能地接近了原汁原味。

我与金先生同岁，符先生则比我年长许多，是我的父辈。在我记忆中，与金先生和符先生都没有见过面，但读了金先生的这些信后，我发现信中提到的许多人，首先当然是沈从文先生，还有已故的萧乾、杨宪益、陈梦熊、陈信元等位，健在的余凤高、凌宇、林振名、邵华强等位，我竟都认识，有的不仅认识，而且还是交往甚多的老友，不久前还与林、邵两位通过越洋电话。当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在出版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的同时，还出版了曾给沈从文以帮助的郁达夫的十二卷本文集，沈集由凌、邵两位所编，郁集则由王自立先生和我合编，而两套文集的责编之一正是林振名先生。林先生后到港创办香江出版公司，我还多次造访。但他与金先生曾有出版港版《沈从文传》之议，我直到今天才知道。正是有了这些因缘，所以，收藏金先生这些信的徐自豪兄嘱我为这本书信集写几句话时，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作为读者，我感谢金介甫先生、本书策划人、编注者、译者和校订者等，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使这本小小的书信集得以问世。我也相信这本书信集虽然篇幅不大，但对研究《沈从文传》中译本的诞生过程，对研究沈从文研究史、对研究沈从文其人其文都会有所启发，有所帮助。

“书比人长寿”这句话，我已不止一次引用过，在这篇小序结束的时候，不妨再引用一次。今年是沈从文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明年是符家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这本《金介甫致符家钦书信》的付梓，正是一个对文学巨匠和杰出翻译家的别致而意味深长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