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条大河的源头

光等同于温暖，绿色等同于希望。一说“闲适”，林语堂便浮现脑海。一个词一个符号触发相关链接，两者建立起一种自然而然的条件反射。“闲适”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是一种情趣，一种艺术，一种境界。烟斗，长袍，微笑，林语堂闲适的形象就这么呼之欲出，深入人心。

林语堂在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都有建树。他的成就白纸黑字，文字为证，著作颇丰，兹不赘。林语堂一生求学，工作，结婚，生养孩子……还要参加社交应酬，写作、编篆词典，发明打字机……哪样都不是省心的事，哪件都要花时间，他一天也只有24小时，那么忙还不烦不躁，闲庭信步。像《生活的艺术》里，花卉种植、衣衫、睡眠等艺术人生皆有娱乐方法，保持淡雅天性，闲适生活，“半在尘世半为仙”。我们总想学习林语堂的闲适，但只能仿个样子，里子是远远达不到的。就像蒙娜丽莎的微笑，谁也学不了那种神秘和韵味。林语堂的微笑同样难于被模仿和超越。

林语堂的闲适来自内心的强大与乐观，而开启他内心强大与乐观的应该是他快乐的童年，在漳州平和的那10年，他宝贵的不可再造的童年。林语堂真正的人生路也许可以从1905年他10岁那年第一次乘坐浅底小舟沿西溪而下去厦门求学时算起，前面10年是他储备能量，打造人生底色的10年。

更往前一些呢。我们总喜欢追溯名人的小时候，连带他的父母，因为再宽广再深邃的河流也有它的源头。福建漳州芗城区珠里五里沙有一片香蕉海，郁郁葱葱，绿波层层铺开去，有屋檐亭角隐约可见，栈道起伏有致，曲径迤逦。林语堂纪念馆就坐落在这里，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林语堂纪念馆。

五里沙是林语堂的祖籍地。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24岁入教会的神学院，26岁那年被长老会派至漳州平和坂仔，成为牧师。那时还没有林语堂呢。但一环扣一环，24岁入教会神学院是林至诚人生的转折点，默默想去，冥冥当中，也是林语堂的。林至诚9岁时，其父被太平军拉去当脚夫，从此下落不明，生死两茫茫，母亲是普通的农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林至诚“做过卖糖饵的小贩，曾到牢狱中卖米，又曾卖过竹笋”，如果林至诚没有入神学院，没有接触传教士，自力更生、一生为养家奔波的林至诚也许视野不会那么开阔，不会“以超进步而知名”（林语堂《八十自叙》），不会想到送孩子到上海接受西式教育，当然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林语堂了。这都是后话了，当时林至诚奔向平和时，一切还是未知数。但他会全力以赴，因为未知，所以玄妙。林语堂认为他父亲“对于一切新东西和全世界之好奇心和诧异之情当不在我个人之下”（《林语堂自传》）。林至诚夫妇从五里沙开始，前途未卜，但仍勇敢出发。我想举家迁往坂仔那日，林母一定依依不舍，频频回首，林父对她说：“我们还会回来的。”几十年后，林语堂的父母回到了五里沙，安息在香蕉林中。而他们的儿子林语堂则在更为辽阔的天地翱游。

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天生机敏，想象力极强，而且十分幽默，在布道时喜欢讲些笑话，让人感到很可亲。在家里，他要求孩子之间要友好和善，脸上带笑容，不能吵架，他自己也不是高高在上的一家之主，而是视为家庭中的普通一员，他营造了一种民主、开朗的家庭氛围，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与性情，对林语堂乐观、平和、幽默与闲适性格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林至诚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不仅亲自授课，讲解古诗文，甚至卖掉祖宗产业供孩子上学之用。他鼓励子女学英文，看西方书刊，盼望子女有朝一日能读上“圣约翰大学”“牛津大学”“柏林大学”。这位被林语堂称作“不可思议的理想家”的父亲最终实现了他的愿望。

人们说到林语堂，总会说到他父亲林至诚，相比之下，有点忽略了他的母亲杨顺命。闽南女人杨顺命如她的名字一样，顺应天命，一生围着丈夫孩子，吃苦耐劳，“到晚上总是累得精疲力竭，两只脚迈门槛都觉得费劲”。在林语堂的笔下，父亲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母亲则“为人老实直率”“温柔谦让天下无双”。母亲的善良带给林语堂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与人为善和宽容，这些是性格的底色，是地基，没有这个，乐观就不牢靠不可贵，闲适也没有意义。再者，林至诚卖掉祖宗产业的时候，有妻子杨顺命的支持和配合吧，就算她曾经想不通，曾经不同意，就算她忧心忡忡，当然，这些都是猜想，因为作为家庭主妇，八个孩子的母亲，要操持一个家庭的运转，要保证家人的温饱，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中国人历来对土地对房子对家产十分看重，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动到家产，卖祖业在任何时代都是重大的事情。林语堂在自传中还清楚记得林至诚变卖在漳州最后一座小房子以供给林语堂的哥哥入圣约翰大学时的泪流满面。林至诚尚且这样，何况一个识字不多的农妇，她更不会很爽快地点头。不过，她最终也是没拦着吧。丈夫和孩子是她的世界。她对孩子慈爱有加，无法真正惩罚调皮过头的林语堂，孩子们经常逗她玩，她也包容地接受；林语堂最脆弱的一面最失态的一面哭泣的一面，也在母亲面前呈现。母亲是林语堂女性崇拜的起点。林语堂说：“她给我的是无限量的母爱，永不骂我，只有爱我。”她的母爱是“源泉滚滚昼夜不息的爱，无影无踪，而包罗万有”。这让林语堂年老后还念念不忘。

系念一生的还有童年的坂仔。林语堂在《说乡情》中说道：“少居漳州和坂仔之乡，高山峻岭，令人梦寐不忘。凡人幼年所闻歌调，所见景色，所食之味，所嗅花香，类皆沁入心脾，在血脉中循环，每每触景生情，不能自已。”童年的记忆蛰伏着，刻骨铭心，适时就会出现，像林语堂生活在纽约高楼大厦间，听着车马喧嚣，突然就想起家乡景色，恍惚。童年记忆出现有时不是具体到某件事某个人，只是一种气息，一种感觉，像风掠过鼻尖挟带过一种气味，很熟悉，但却找不到来源和出处，很快就消散了，留下莫名怅然。表面上什么都不能体现，其实已经渗入体内而你尚不知觉或后知后觉。关于人生童年的重要性，林语堂也非常认同。“一个人在儿童时代的环境和思想，和他一生有很大关系。”（林语堂《我的家乡》）“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林语堂《四十自叙》）

林语堂给自己的童年打了高分，“我对于家乡的环境所赋予我的一切，我都感到很满意”（林语堂《我的家乡》），家乡的环境包括父母，哥哥姐姐，儿时的玩伴，院子里种的龙眼树、荔枝树、柿子树，家附近的溪流，从阁楼窗口望去的山脉，山顶变幻的云彩和站在山顶看到下面像蚂蚁一样的人等。除了那些人那些物，还有那些事。小时候的林语堂花招百出。在教堂的屋顶与牧师住宅的桁桷之间，有一个很窄的空间，他从这面的屋顶爬上去，挤过那个狭窄的空间，而从另一面滑下来。他发明一种中国药粉治疗外伤，取名“好四散”，对其药效还深信不疑，几个已经比较懂事的姐姐因此常跟他开玩笑。还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家里关上门，不许林语堂回家，他便往家里扔石头，母亲真不知道要拿他怎么办。林家的规矩是男孩子要扫地，要挑水浇菜园子。把水桶放入井里，到了下面，让桶慢慢倾斜晃动，桶翻转来装水，虽然一整桶水很沉，但有趣，不过在最初的兴趣过去后，林语堂发现要灌满水缸得12桶水，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个浩大的工程，不久，他就把这个活推给比自己大四岁的二姐做了。有时顽皮得不像话了，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就要教训他了，一听要挨一顿棍子，林语堂的脸就变得惨白，父亲心一软，手一松，棍子就掉在地上了。林语堂当然也不单单调皮捣蛋，书还是有念的，跟父亲学念诗，念经书，古文，还有普通的对对子，还能派上用场，老师说他的作文是“大蛇过田陌”的不通顺，这可伤了林语堂小小的自尊心，他对了句“蚯蚓渡沙漠”。8岁时林语堂写了一本教科书，一页是课文，接着一页是插图，用现在的话说，图文并茂，这是他的创作，是他的小秘密，结果让大姐发现了，林语堂还好难为情。不过过后，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能背他的课文内容。这不知道算不算是林语堂的处女作发表了。林语堂给童年的自己定义为“是一个头角峥嵘但有点不守规矩且喜恶作剧的孩子”。（《林语堂自传》）

林语堂的童年是丰沛的，像家门外的那条西溪日夜欢唱，像家乡的柚子芳香诱人。他成长为一棵内心宁静而澄澈的参天大树应该得益于有一个根壮苗好、精神土壤沃腴润泽的健康童年。

从林语堂出生到今年已120多年。我和朋友们再次来拜谒大师故居。坐在120多年后林语堂平和故居的树下泡茶聊天，大家很放松很愉快，有点闲适的味道。房子重建过、翻修过，可这棵菩提树还是当初的那一棵，依然绿叶成荫，石桌也是当初的那一张，林语堂一定在这上面玩耍过，比如躺在上面，透过树叶的缝隙看天空或找隐藏的鸟雀。想到童年的林语堂一头僮仆式的短发一口闽南话，在这儿上蹿下跳，我忍不住笑出来。许多年以后，林语堂却只能在他乡听听乡音，把闽南话、闽南文化元素写进文章，意犹未尽，晚年时还按闽南话的语音写过一首五言诗，描述记忆中家乡的民风民情。无论漂流多远，林语堂内心总有一尾鱼儿想洄游回来。这么一想，又笑不出来了。乡音和闽南文化一样，像一种特殊的密码已融入血液，渗透到神经末梢。不知道在家里，林语堂和妻子女儿们的日常对话是用哪种语言？应该不是闽南语居多，如果是闽南语的话，虽然生在厦门的妻子廖翠凤讲的也许和漳州的有些不一样，但在香港时林语堂也不至于特意跑到闽南人开的店里听老板讲闽南话，和老板讲闽南话。

想听闽南话只是林语堂思乡的一种外在流露。一生漂泊的林语堂在自己的文章中留下家乡的印迹，让行走的脚步歇息片刻。即便这样，也不能完全抚慰林语堂的思乡之情，不能回故乡还是林语堂的遗憾之一。是呀，叶落归根，回到它生命最初的家园不单单是一片叶子的愿望。

近来在芗城区的香蕉海里完成了一座一比一仿台北林语堂故居的仿建工程。春去秋来，起承转合，仿佛绕了一个很大的圈，画了一个很大的圆，首尾终于在家乡的香蕉海中衔接。听到这个消息，我莫名地感到安慰和圆满。岁月悠悠，距离迢迢。香蕉海绿浪起起伏伏，一波又一波。我们在大师的光辉中慢慢品赏，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