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序》“露才扬己”作者考辨

《楚辞补注》载班固《离骚序》说屈原“露才扬己”，“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说：“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洪兴祖补曰‘一作班、贾’）。”可知洪兴祖所见版本有“班、贾谓之露才扬己”。

考《离骚后叙》，王逸谓刘安《离骚传》为《离骚经章句》；引班、贾语与洪兴祖所录《离骚序》也不尽一致；且言“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到底是班固《离骚经章句》“以壮为状”，还是贾逵《离骚经章句》“以壮为状”，抑或是二人皆“以壮为状”，我们皆不得而知。班固、贾逵各有《离骚经章句》行世，王逸笼统谓“班、贾”，并没有确说为班固。由此推测，《楚辞章句》在流传中，后世或改《离骚后叙》“贾”为“固”，遂变“班、贾”为“班固”。而后人增补《离骚序》入《楚辞章句》时，遂依《离骚后叙》已被窜改的“班固以为露才扬己”而署名《离骚序》作者为班固。然而，此《离骚序》实为贾逵《离骚经章句》序，而另一篇《离骚赞序》则为班固《离骚经章句》序。据《隋志》，班固、贾逵《离骚经章句》唐前已佚，而其序尚存于《楚辞章句》，此易“贾”为“固”，遂成悬案，徒使后世聚讼纷纭。

宋代楚辞大家晁补之《离骚新序下》据《汉志》并举荀子和屈原语，对“露才扬己”说的作者提出质疑：“固又以谓原‘露才扬己，竞于危国群小之中’……固《汉书》称‘大儒孙卿亦离馋作赋，与原皆有古诗恻隐之义’。而此序乃专攻原不类，疑此或贾逵语，故王逸言‘班、贾以为露才扬己’，不专指班，然亦不可辨也。”可知晁氏所见版本“露才扬己”为统称班、贾，并不专指班固。不管晁补之与洪兴祖所见《楚辞章句》是否为同一版本，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所见《离骚后叙》皆有“班、贾”的客观存在，这为我们考察《离骚后叙》中洪兴祖补曰“一作班、贾”提供佐证，说明洪氏此语并非空穴来风。

班固《离骚赞序》与《离骚序》并见于《楚辞补注》。据《楚辞补注》目录后序“班孟坚二序，旧在《天问》《九叹》之后，今附于第一通之末”可知，洪兴祖改编了早已编入《楚辞章句》的所谓班固二序于《离骚》后。对两序进行对比，有助于我们认清问题。《离骚赞序》言“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而《离骚序》则言“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一称“忠信”，一称“露才扬己”；一以“君不明”责怀王，一以“责数怀王”指责屈原；一以“群小”藐怀王之宠臣，一以“怨恶椒、兰”责备屈原；一愍怀“忠诚之情，怀不能已”，一指责“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两序何其矛盾！《离骚赞序》言“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而《离骚序》则言“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一褒屈原讽谏得法，一斥屈原不合经义。两序又何其龃龉！《离骚赞序》对屈原为人为文多所称扬，而《离骚序》却激烈批评。若两序同为班固《离骚经章句》序文，如此矛盾重重的两篇序文同出一人同出一书，实在匪夷所思！显而易见，两序恐非一人所作。《离骚赞序》是班固《离骚经章句》的赞序，而《离骚序》为贾逵《离骚经章句》的序言。班、贾两书虽亡，而各书之序却赖《楚辞章句》得以保存。

谓“露才扬己”为班固所说，只是孤例。《汉书》及班固其他著作对屈原秉持一以贯之的颂扬评价。《汉书·艺文志》云：“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地理志下》云：“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又《后汉书·班固传》载班固《奏记东平王苍》云：“灵均纳忠，终于沉身……愿将军隆照微之明……令尘埃之中，永无荆山、汨罗之恨。”班固告诫东平王切不可学楚怀王，听信馋小，疏离忠贞。此外，班固《幽通赋》、其父班彪《北征赋》，刘师培《论文杂记》认为皆学自屈原《离骚》和《涉江》《远游》，可见，班固父子二人皆慕屈子遗风。

西汉重今文经，自刘歆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古文经渐露头角。古文经、今文经围绕《春秋左氏传》进行多次论争，东汉尤盛，光武帝时古文经陈元与今文经范升论战激烈，而后古文经大家贾逵改变策略，将《左氏传》与谶纬结合，迎合君王重谶纬的心理，从而使古文经地位得以提升。贾逵其父贾徽从刘歆学《左氏春秋》，并作《左氏条例》。《后汉书·贾逵列传》载贾逵幼从其父学经，悉传其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贾逵在古文经郑兴、桓谭的悲惨遭遇下做出折中策略，上书言《左传》与谶纬相合，可立博士。汉明帝旋即拜贾逵为郎，命他与班固并校秘书。贾逵有《春秋左氏传解诂》《春秋左氏长传》行世。可见，《左传》学不仅为贾氏家学，更为贾逵独擅。贾逵与班固同朝为官，各作《离骚经章句》。由是，贾逵评价屈原用自己独专之《左传》学为衡量准绳，当合情合理。贾逵言“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露才扬己”正是站在君尊臣卑的持论立场来评价屈原，说屈原“责数怀王”，也就理所当然。此外，贾逵未有辞赋传世，个中缘由，耐人寻味。扬雄谓辞赋“童子雕虫篆刻”，且又责备屈原“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贾逵正是以扬雄为准则，不为辞赋，于屈原人格又颇有微词。贾逵承扬雄评屈基调，与扬雄形成前后照应，成为汉代评屈的另一主线。

《楚辞补注》所录《离骚序》为贾逵所作，这正与班固《离骚赞序》形成对比。班固、贾逵《离骚经章句》虽佚，但两篇序文得以留存，为我们认识班、贾对屈原人格的不同评价提供参证。贾逵与班固“并校秘书”，一人先作《离骚经章句》，而另一人或有不满，又另作《离骚经章句》，两人于序文中各抒己见，并与对方针锋相对。班、贾《离骚经章句》俱归湮灭，而王逸《楚辞章句》独存。后人编纂《楚辞》，摘录班、贾两序入《楚辞章句》，遂使两序得以保存。而王逸当初引书举其大概，于著者名氏又称引不明，遂使后世改“班、贾”为“班固”，将贾逵《离骚序》误认为班固《离骚序》，致使迷雾重重，难于分辨。

（作者：汤洪，系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