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普台上首辩 社交媒体巨头与电视台台下攻防战
2022-02-16 14:33 编辑:爱芷巧
美国政治的民主化离不开大众传媒的普及,从早期的报纸到广播,再到电视时代,政治吸引了更大范围内大众的参与。
但电视称霸的时代似乎即将过去,社交媒体巨头们已经开始谋划着将更多观众抢夺到自己的麾下。
根据美国总统竞选的日程安排,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首场电视辩论时间为美东时间9月26日的9点,北京时间为明天也就是9月27日的早上9点。
电视辩论在美国有56年历史了,但是今晚的辩论节目,似乎有越来越多美国人不再按下电视的开关,而是选择滑开Facebook或Youtube,跟朋友讨论着候选人今晚的表现。
“绝大多数美国人选的是他们觉得国家陷入危机时他们最放心的人。” 资深主播席佛称。席佛可能是最有资格对辩论发言的人,因为他曾经主持过2004、2008、2012年三次总统大选辩论,主持和提问经验相当丰富。
席佛在《华盛顿邮报》指出,候选人不该只有协助选民了解候选人的立场,也要帮选民观察候选人遭遇压力时如何反应、候选人是否掌握问题核心。
这次大选辩论,不只双方候选人在思考怎么攻防,就连电视台和社交媒体也在默默进行一场攻防战,到底谁会成功通过这次大选辩论,获得广告商的青睐呢?
为了这场90分钟,名为 “美国的方向”的辩论, Facebook、Twitter、Youtube都决定出手抢攻收视群众。
Facebook不只在本次总统大选中,超越谷歌成为最赚钱的网络广告商,也在直播上下了苦工。早在9月20日,美国ABC新闻(美国广播公司)就宣布与Facebook展开合作,提供信号给Facebook直播这三场总统与副总统大选辩论。
Facebook不只简单地直播过程,还会搭配ABC主持人在辩论前后的讲解与评论。不过,对网友来说,最吸引人的可能是底下吃瓜群众的评论,甚至是网友间的互撕。
作为Facebook在社交领域的对手,Twitter并没有在直播上落后。9月21日,Twitter就像平常一样,紧跟在Facebook后面宣布将和彭博社合作转播,三场辩论会都会直播。
事实上,Twitter比Facebook有更强的理由去做直播,因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在Twitter上的叫骂,远多于其他平台,尤其是川普的Twitter帐户像是个行走的大炮,在Twitter上吸引了不少选民的关注。
Twitter之前就有不少直播经验,9月22日的橄榄球联盟比赛中,Twitter的直播人数就超过了200万人,而之前跟CBS合作的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也同样吸引不少网友关注。只能说在挑选直播的题材上,Twitter的确有着独到的眼光。
广告收入即将被Facebook超车的谷歌,心里的确不是滋味,于是让旗下的Youtube也发起了直播。
Youtube在这次总统大选主要锁定年轻族群,因为Youtube认为,比起电视台或是广播,年轻族群会更乐意在网络上收看辩论。Youtube甚至在网上制造#voteIRL(为生活而投)等选举议题,提高网友在Youtube上讨论选举的积极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Youtube不只与单一新闻机构合作,它将与福克斯新闻、Telemundo、PBS、彭博社、《华盛顿邮报》多家进行合作。此外,Youtube也邀请多位视频博主,请他们在直播时搭配自己的评论,跟网友进行互动。
电视辩论,或者单纯的说政治辩论,在美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且随着媒介演进也不断变换辩论规则。
美国政治人物的辩论历史可追溯到1858年,当时由林肯对战道格拉斯,辩论的主题是奴隶制。1858年的这场辩论,造就了所谓的“林肯──道格拉斯辩论规则”,也就是先发言者一个小时,后发言者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当时传播辩论过程的媒介,不是社交媒体,不是电视台,而是报纸。在每场辩论之后,支持的报纸都会将道格拉斯的发言“精心”修改,然后在辩论的隔天发表。
面对对手的恶意,偏共和党的报纸也同样将林肯的发言做了“丑化”,试图压低的声势。在信息传播速度有限的情况下,19世纪的政治辩论,现在看起来更像是报纸间的舆论战。
广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5年。1920年,美国首家电台KAK的成立也相当有政治意涵,主要报道总统大选的当选结果。1925年后,收音机已经成了美国平常人都会有的“家具”。
美国总统柯立芝在任时(1923年-1929年),他就大量地使用了广播这种“新媒体”,缔造不少广播的历史。1928年两党党内初选的辩论,也是通过广播进行转播。
广播比起报纸,有着更强的时效性,同时也能提供文字所不具备的语气,甚是情绪,让选民能稍微摆脱报纸的信息筛选,做自己的判断。广播取代报纸,不只是信息变得更丰富,即时性也让辩论的冲突感更为强烈,或者说更有快感。
从报纸到广播,媒介让候选人让不能只注意政见好不好,甚至还要调整情绪、语气、临场反应。
早在1936年电视就已经出现,但第一次通过电视转播的大选辩论却出现在1960年。延迟这么久不是没有原因,因为对候选人来说,释出的信息越多,对自己犯错的空间就会越小。1952年,哥伦比亚电视台就曾邀请艾森豪威尔跟斯蒂文森进行电视辩论,但是艾森豪威尔拒绝了。
除此之外,因为当年国会暂停实施1934年的通信法案,该法案规定,广播电台必须对所有候选人提供同样的转播机会,然而电视台不可能转播没知名度的候选人,没人要看,所以这个法案的终止,推动了电视台转播辩论的意愿。
1960年,在哥伦比亚电视台的邀请下,肯尼迪与尼克松进行了世界首次电视辩论,这四场电视辩论至今都是美国政治发展的一段佳话。
共和党的尼克松当时是美国副总统,声望和胜算都相当高,相反地,的肯尼迪知名度有限。但是在电视辩论当中,肯尼迪年轻、自信的模样,吸引了不少选民喜爱。
而尼克松在辩论中反而居于劣势,频频被肯尼迪追打问题,他拿出手帕为自己擦汗的画面,通过电视转播被6600万观众看到,占当时美国人口的36.8%。
肯尼迪当选时,其实两人的得票率非常接近(49.7%对49.5%),于是不少人将肯尼迪的胜利归功于四场电视辩论,政治学甚至出现“显像管政治”这个新名词,描述电视对于政治的影响。
在尼克森的阴影和其他因素下,1972年才继续了1960年后的第一次电视辩论,天普大学教授Richard Joslyn认为,电视辩论帮助选民不再专注党派,而是分析候选人的政见,因为政见对于选民更息息相关。
负责转播大选辩论的电视台也很开心,因为电视辩论他们带来了观众,有观众就会有广告收入,如果能够独家转播大选辩论,当时段的广告费用将不亚于超级碗的价格。
从报纸单纯的文字走到了电视直播,候选人的政见、神情、语气、临场反应都变成能够被选民接收的信息,掌握这些媒介的商业公司,也利用大选辩论获得经济效益。
举个例子,时间回到1960年肯尼迪大战尼克松时,当时听着广播的选民都以为,尼克松大概赢了这场辩论,然而通过电视看这场辩论的人都知道,肯尼迪已经稳稳地拿下了这一局,这就是信息增量所造成的差距。
对候选人、选民、媒介来说,大选辩论代表的是公共沟通的一个过程,但是,媒介代表着商业利益的媒介似乎越来越强势了,尤其是Facebook、Twitter这些社交媒体。
为了对付这种状况,美国早在1987年成立了“总统大选辩论委员会”,目的就是为了平衡候选人、选民、媒介,确保美国民众可以得到更准确的信息,但是似乎这次没能发挥作用,社交媒体为了流量也不断在消费候选人。
我们还是能看到,美国人看大选辩论的工具正在从电视台转移到社交媒体的直播,同时意味着大量广告费用正在往互联网转移,不论是谁当选,社交媒体的口袋都会装满不少利润。
电视台也在苟延残喘,电视台的衰弱已经不是新闻,为了增加曝光度,电视台不得已找上Facebook、Twitter、Youtube进行合作,试图碰到较年轻的选民。
“电视辩论”这个词的出现,恰恰反应了电视机主宰了我们的时代,过去的报纸辩论、广播辩论,甚至是未来的网络辩论,也只是将那个时代的主流媒介,结合在辩论的身上,没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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