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1952-1997），中国当代学者、作家。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 王小波出生于北京，先后当过知青、民办教师、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0年王小波与李银河结婚，同年发表处女作《地久天长》。1984年赴美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2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1988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9月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且入围199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作家简介

王小波的文学创作独特，富于想像力之余，却不乏理性精神，特别是他的“时代三部曲”。“时代三部曲”是由三部作品组成，分别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在整个三部曲系列中，他以喜剧精神和幽默风格述说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故事，并透过故事描写权力对创造欲望和人性需求的扭曲及压制。至于故事背景则是跨越各种年代，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事实上，王小波最过人之处，无疑是随心所欲的穿梭古往今来的对话体叙述，并变换多种视角。

荒诞性

历史本来在正史中的面目是清晰、确定、严肃的，但是王小被却将历史放入了一种滑稽有趣的情景之中，使历史降格为满足心理戏谑需要的故事，而正史则被拐下了道貌岸然的面纱，比如在“思想纯粹”的“黄金时代”也有精神上另类的狂欢者，而李靖这样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却也像凡人一样拥有庸俗的一面。历史在时间的河流中被抽出，被重新建构，转向世俗的一面，这样原本正史中历史的神秘感不再，历史也失去了深度，而退化为一个空间场，承载着作者创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狂欢，历史在被消解的过程中被俯视，而在历史中的人物的狂欢之中，时间变成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强烈的时间流逝感便产生了一种深刻的荒诞感。

王小波有种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他笔下的文字没有逻辑性，话语和话语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具有很强的跳跃性，比如“假如我叫m的话，和我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那个女人就应该叫f了”，“你在这个世界上呆得越久，就越发现这世界有些人总是在梦游，由此产生的沟通问题对心脏健康的人都是一种重负，何况我舅舅是个病人”，“大学毕业以后，他们让我到国家专利局工作，众所闻知，爱因斯坦就是在专利局想出了相对论”，这种话语的疏离感会让读者不由自主地产生心理的疏离感，甚至会放弃对于阅读意义的追寻，只是在话语的把玩之间获得了一种快感，继而又转向深探的荒诞感之中，因为读者已经发现落入了王小波的话语游戏迷宫之中。另外，荒诞感的获得还源于王小波对于一种机械式的生活方式的描述，例如《白银时代》中人们的工作成果总是不停的枪毙，然后循环住复。《未来世界》中人会因为犯错而被取消旧身份，贴上新身份，这样人就如没有灵魂的机器一般被操纵着。《黑铁时代》中，人们生活的黑铁公寓里上班下班都有人看管，人就成为没有自由的木偶。这种生活的机械性往往会引起读者对于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怀疑与思考，而被操纵的生活，会带来一种滞留于异城的感觉，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当中，人没有获得超越而成为一种复杂的关系中的俘虏，这样读者也在对生存命题的怀疑与思考之中陷入了苍凉与荒诞的情绪之中。

性爱

王小波的小说，第一次集中地用“爱情”，特别是“性爱”，公开挑战了革命逻辑。王小波既继承了年代对爱情与革命权力关系的思考，具有强烈启蒙意味，也顺应了年代世俗化潮流。他的“革命+恋爱”小说中，爱情，特别是性爱，不仅是日常化的欲望力旦，更被赋予了超凡脱俗的主体价值，进而成为”人性再启蒙”的重大伦理支撑点。这些小说中爱情的价值，就在于对抗革命叙事对人性的戕害、革命集体道德主义对人性的遮蔽。他笔下的“性”，虽有大胆直白的描写，却不指涉颓废的日常化生活态度，而是精英化的价值伦理。他固执地去探索“革命+爱情”的复杂表现形式，批判性地在诸如“虐恋”、“权力关系”等视角下挖掘革命话语对人性造成的创伤，以及革命与爱情多变复杂的组合关系。

深刻揭示革命与爱情在中国复杂的生成关系，是王小波“革命+恋爱”小说独特的思想价值。首先，王小波洞察到革命与恋爱之间的内在相似性。革命与恋爱，都存在“浪漫化”倾向，革命对常规性秩序的破除，契合恋爱中的个性要求，表现出一定边缘性与游戏性。同时，这种边缘性与游戏性，又与情爱叙事的“性”有转喻性的暧昧关系。于是，王小波笔下，道德乌托邦的革命．却变成了“爱情”与“性爱”的青春狂欢。如《革命时期的爱情》，革命红卫兵小将的武斗场，成了少年王二放纵发明想象力的“古战场”，并成就了他与女大学生颜色的姐弟恋。革命与性欲的微妙关系，再次验证了两者在边缘性与游戏性上的相似处，既契合马尔库塞有关爱欲与革命结合的理论，也为重新审视民族国家意义上的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文本基础。革命是“获得认可的欲望”，它天然因其超越现实性品格．而与人的情感欲望，有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王小波的小说试验了两性交往遵循由“性”及“情”，由肉欲到爱情的升华，达到性情交融、灵肉一致的美好境界。由其作品不难看出这样的意向：“性”是最低纲领，“情”是最高纲领。“情”的“升华”与否不能作为对“性”实行禁忌和剥夺的前提条件。但一种仅仅发自本能且止于本能的两性关系是残缺和可悲的，若固执于“性”并泛滥开去，则极有可能从个人悲剧衍生为伤及他人、腐化人性、污染世风的罪恶。所以，西门庆式的“行淫死于肉”和贾宝玉式的“意淫败于灵”，皆不足以构建“性”与“情”两翼的和谐、均衡、幸福。在《黄金时代》中，“性”既是被拯救的对象，也是实现拯救的手段，使其恢复自明和自为的本相，也是破除性别和人际之间有形无形的“藩篱”、破除身内身外的“牢狱“的武器。可以说，王二和陈清扬超越了他们身处的时代，成为启动和践行“（性）爱情多元化”的先锋。

以人为本

王小波“以人为本”的精神立场对于今天的现实道德生活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群体之人，是当前坚持“以人为本”的重心所在，具有很强的操作意义和现实意义。“集体第一，个人第二”作为道德准则是无可挑剔的，但不能无限泛化，甚至发展到“目中无人”———忽视了个人的存在。个体之人更应受到尊重。人权，其精髓是“个体的权利”。面对强权，个人是弱者。更容易受到侵犯。所以，整体的人，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而不平则鸣甚至铤而走险的人，则主要是个体的人。所以，虽然不能说“以人为本”就是“以个人为本”，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个体的存在；要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但也要反对个体虚无主义。因此认为王小波强烈的人权意识渗透在其作品之中，对认识人本主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王小波的《白银时代》、《黑铁时代》，这些反乌托邦小说都凸显出作家对国人生存状态的关怀。张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以及人的自然本性的人本主义思想。人权意识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反乌托邦小说所揭示的正是“个人”的危机。无论《白银时代》，还是《黑铁时代》，主流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已失去了一个个体的地位，处于一种被奴役的地位。人性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中遭遇前所未有的抑制，这是极权，是那种被置于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造成的。王小波以这个文革这个特殊的时代为突破口揭示出了民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荒谬的生存体验，作者对这段荒唐历史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其二，理性与知识的现实意义。理性不仅是王小波思想以及人生哲学的核心，也是他的性格特点。他本是个欣赏逻辑学、数学、科学的人，终身追求着理性与知识。这可以从《有关“错误的故事”》、《科学与邪道》、《科学的美好》、《对待知识的态度》等杂文了解到王小波的思想观点。王小波把文革时期作为其作品的时代背景，这与他崇拜理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文化以道德为宗旨，从道德价值的角度来剖析世界。这种看法当然有着它先进性的一方面，然而这种看法认为是片面的，而且是有害的，同样也必然造成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儒家学说是救世良方，道德价值是社会的基础，社会的稳定是最重要的，从而对自然科学知识缺少必要的尊重，以致于在自然科学的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数百年。对道德判断来讲，“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因此，知识分子有责任帮助社会，向社会提供自己的意见。这就是王小波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王小波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同情无数知识分子，比如马寅初和老舍，因为有过生活于不理智时代之不幸。另一方面，作为讲绝对原则，给老百姓灌输不合理思想的人，知识分子也往往犯“建立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之罪。总而言之，王小波倡导以现实、理性为导向:“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与此相反，作为一个自由派，王小波看问题的立场是个人主义的。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重要错误是不充分发展个人主义与文化多元化。要真正解决中国从古到今的弊病，必须关注人，尊重人，使人性的光辉得以宣扬。从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得出王小波为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良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种观点是以理性主义为根基。

当理性与人性的发生冲突时。“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王小波用冷峻的目光，审视事物本质及内在冲突，从人性角度上构建理想的道德标准。

王小波的文章中常常在做一种对比：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充满了压制科学，铲除知识的因素和氛围，而近代西方科学凭借“平等”和“自由”的支撑建立了“一种理性的权威”，自由独立的资质和品格——“科学就是它自己，不在任何人的管辖之内”。正是由于“从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决定了“真正的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他赞叹知识“知识另有一种作用，它可以使你生活在过去、未来和现在，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趣。这其中另有一种境界，非无知的人可解。”

王小波的笔下触目皆是知识及知识分子被贬谪、被伤辱的历史和现实记录。“知识”如同荼毒生命的“坏疽”知识分子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带菌者”，则沦为怀疑、敌视、惩戒的对象。《红拂夜奔》中的李靖证出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却无法考取“数学博士’的头衔，并因这数学才能被宫府打板子。当他声称解决了“费马大定理”这一世界顶级难题的证明时，更成为被收买和追踪的“囚犯”，每月收到一张“汇票”，同时身后司职监视他的公差则呈几何级数增长。再比如，《黑铁公寓》中，知识分子这些所谓的“社会的精英”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作为“房客市场”的“货物”，赖买进或抢进漆黑一团、栅栏围就的“黑铁公寓”，成为脚镣手镑和各种羞辱性教条束缚终身的“囚徒”，而有资格和资质开“公寓”的是精明诡诈的“文盲”，这些逆反人性和有害于人类发展诉求的“倒置”的社会关系建构、荒诞的现实和观念逻辑却在一种熟视无睹、见怪不径的社会心理氛围支撑下大行其道。

从王小波的作品中可以得出这样的总体认识和印象：中国文化观念和现实政治中根深蒂固的“反智”倾向，使求知和求真的科学活动始终缺乏必要的合法性和独立性，权力统摄、意识形态禁锢、道德规约等多管齐下，文化不断走向歧途。即不是如培根所言“力图按照宇宙的尺度”而是“按照人的尺度”来看待世界以及科学活动本身，这里的“人”是强权者的代名词，换言之，客观性被主观性，而且是极端狭隘和武断的主观性所取代，踯躅于歧途的是已经或多或少失去了个体自我之“尺度”的知识分子。

历史观

王小波在作品中注入的历史观念与“—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王小波徜徉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肆意遨游，目的并非寻找什么大道或背离主旨，相反，他在体道适性，以求“有智、有性、有超”。而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个人情感与主体精神一以贯之。

在建构历史故事过程中，王小波并非泥古不化，处处以史料的真实性为依归，执着地向着那个已逝时代的本来面貌复归，力图全景式展现一个时代的风貌，寻求一种纯粹意义上的真实。相反，他始终以—个现代人的视角、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和主体立场来重构历史，在历史建构中实现对现代性、现代精神的复归。因而作者笔下的人物与其说是历史人物，不如说是现代人，他们所具有的是现代人才具有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与生命状态。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融入文本，以寓言、戏谩、反讽的修辞方式以反神话的写作进行到底。

王小波的这种描绘，事实上是对思想领域内“规训与惩罚”现象的生动描摹，是对福柯“权力制造知识”这一命题的审美性再现。与其说作者在写未来，不如说是在写现实、写历史。写历史上形形色色的、造成千百万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创伤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当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种种清规戒律与思想钳制。实际上，王小波对限制个体发展、钳制个人思想行径的反感与抨击是一贯的，他曾说：“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王小波杂文中的大量篇章都是在怀疑、反叛、攻击这种权力话语对个体、尤其是对自由知识分子的压制，表达的是对完整生命和高度自由的追求与向往。这种对个体自我形象的展示、深入心灵世界的拓展，以一种戏谑与近似黑色幽默的笔触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而激烈难平的忧愤、高度深沉的压抑、飞扬跳动的生命激情饱蕴其中。

罗素的自由主义思想对王小波的思想和行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小波在文本中追求与张扬的即是这种自由主义的精神，他以自由主义思想来书写文本，以自由主义思想来统领文本中的历史世界。以自由主义思想来与笔下人物和已逝历史进行对话，以自由主义思想对—切非自由、非理性的存在进行抨击与反讽。因此王小波笔下的历史又都是自由主义思想史。

死亡叙事

王小波对刑场、刑罚进行了如醉如痴的、欢笑的、别开生面的叙述。这种贯穿他创作始终的死亡叙事非常奇妙地反映了他反抗奴役的人生哲学，阴阳两界冲突的精神结构，刻骨铭心的生命情感记忆及别具一格的审美时尚。王小波的死亡叙事在诸种叙事动机的推动下，越来越表现出一种狂欢节式的亵神表演，越来越传达出作家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对探究死亡的浓厚兴趣以及他的嗜死情节与生命执念的矛盾统一。王小植对死亡的理性与非理性、拒斥与迷恋、残愚与欲望、悲观与好奇的展示，成了他的深广诡异的想象力的一种原动力。死亡叙事的种种悼念层面，死刑游戏和狂欢化诗学是王小波小说引人人胜的魅力所在。

他的死亡叙事明白无误地指向对强权、暴力的批判和控诉。王小波《青铜时代》在小说叙事艺术的探索上往纵深发展，他的死亡记亿也从时间隧道里浮现出来，具有了历史的深广度。《寻找无双》中的车裂之刑，是王小披死亡叙事中最惨烈的场面描写。王小波的狂欢化诗学更典型更突出表现在他的刑场上的死亡游戏上，具有全民性、广场化、仪式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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