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其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汪曾祺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作家简介
汪曾祺出生江苏高邮城镇旧式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和艺术的熏陶,中学时代就读于高邮县中学和江阴南菁中学,表现出强烈的爱好文学的倾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颇为沈从文器重,他的第一篇小说《灯下》经沈先生指导并推荐发表,即后来成为名篇的《异秉》,从 1949年春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起,汪曾祺先后有20多本小说、散文专著问世,还出版了《汪曾祺文集》和《汪曾祺全集》,汪曾祺作品中写高邮旧生活的小说、散文颇具特色,最具思想性和艺术价值,奠定了他在当今中国文坛不可替代的地位。他写的反映家乡旧生活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成了蜚声海内外的名篇。自己满意亦为评论界、读者称道的作品有《陈小手》,反映光明生活的《职业》,表现下放张家口劳动的《葡萄月令》和京剧《沙家浜》等,可谓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汪曾祺于1939年离开故乡出外求学,直到1981年10月才回到久别的高邮,此后又于1986年10月、1991年9、10月间再次回邮讲学探亲。魂萦故乡、情系故乡,对家乡的文化建设事业和社会发展表现了极大的热忱和关爱,家乡人的心目中,汪曾祺为人为文,确实是“文章秋水芙蓉,处世和蔼可亲,无意雕言琢句,有益世道人心。”
自述语录和自述诗
1、“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
2、自述诗
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全诗如下: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手稿《羊舍一夕》;《汪曾祺:文与画》;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京剧:《范进中举》;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说卷》《散文卷》《文论卷》《戏曲剧本卷》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说卷》《散文卷》《戏剧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汪曾祺》(共五卷,《说戏》《五味》《谈师友》《文与画》《人间草木》,山东画报出版社)。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 ”,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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