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海的两位姐姐

作者：顾骧

一

　　近两年，我每去上海，都让我的外甥女孙品与外甥婿江晓汇，请来我的两位姐姐，他们的母亲顾宝筠、江萍，到她们位于淀山湖西岸昆山地界的别墅小聚盘桓。两位姐姐是童年时的同学，如今儿女亲家。

　　我的家乡阜宁，原是苏北一个偏僻的古老的小县城。在我五岁那年，家人认为我应开蒙念书了，请来了我的表叔孙福来，设馆任教。在我家前院外客厅楼上，辟了三间房，一间作为老师居室，两间作为书房。学生只有我和我姐姐宝筠两人。我胞姐长我三岁。读了不到两年，一套“蒙学丛书”都念完了，什么《声律启蒙》《笠翁对韵》，也都顺口溜似的念了一通。习字，从描红到临帖，临完了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到柳公权的《玄秘塔》碑。这时该上正规学校，进“洋学堂”了，我姐姐带着我上学，为了好照顾我，就一道进入城中女子小学。城中女小是完小，分高小、初小两部分。五六年级高小，只收女孩；四年级以下初小，男女孩子兼收。我姐十岁，进入高小五年级；我七岁，则进入初小三年级。

　　江萍姐原名江媛枢，与我们家有点亲戚关系，住县城射阳河边，每天早晨穿过县城南门，走南门大街，到了我家，约我姐一道上学。我们家仆人都熟识这位江家二小姐。我叫我家宝筠姐为大姐，称江萍姐为二姐。江萍姐与我大姐同龄，都为十岁，也是同级五年级。她们都穿着阴丹士林布短旗袍，似乎是校服，在家里她们并不总是穿这样衣服。

　　出我家后门，经一条短巷，迎面是一条小河，沿河向北不远，过一座小石桥，是一幢粉墙乌瓦小筑，一个院落，门口挂着蓝字校牌：“阜宁县立城中女子小学”。两个姐姐在前面走，我像一条小尾巴，跟在她们身后。她们两人有说不完的话，跟我没有多少好说，只是不时掉过头来招呼我，不让我走远了。傍晚放学，是我一天最快乐的时光。姐姐不太认真管我了。夕阳余辉，我在小河边观水中游鱼，看草丛青蛙。捡起一块瓦片，打水漂漂，任一圈圈涟漪漾向远处。姐姐们唱着：“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殘，夕阳山外山。”这时抗战的烽烟在北方已经燃起，小县城也已感到动荡的生活即将来临，国难日蹙。我们也唱着激越的古曲“满江红”，哀怨的“松花江上”。

二

　　在小学念了一年书，战事爆发。打着腥红太阳旗的日寇践踏恬静小城，阜宁沦陷，城垣遭轰毁。日军过境后，回家所见，县城西门外乱坟岗上遭日军杀戮浅埋的同胞尸体，野狗争相刨食。我第一次见到人类兽性的罪恶，幼小的心灵为之震慄。之后，我们全家避居乡间，四处逃难。在那数年，作为诗礼之家，每到一地安顿下来，都要延师设塾课读。读了《昭明文选》《古文观止》；也读唐宋诗词，读近现代文学作品，读梁启超，读冰心、黄庐隐，读鲁迅、郁达夫。嗅到了一些“五四”新文化气息。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渡江北上，与由黄克诚统率的从冀鲁豫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在我家乡会师，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代军长陈毅盐城誓师，通电就职，决心抗战到底，聚我吴楚豪杰，独擎东南半壁，重开华中抗战新局面，人心为之大奋。正如陈毅诗所状：“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下。”平原沸腾了，水乡沸腾了，大地觉醒了，人民觉醒了，我在抗大式的抗日中学联二中读了一年书后，毅然从戎投军，参加新四军苏北文工团。那年十四岁。此事在亲友间引发广泛议论。人们传告：“桐大太太家孙子当兵了。”“桐大太太”是我祖母。我祖父名顾汝桐，早逝，祖母当家。作为阜宁首富，桐大太太家颇有点名气。我母亲对我参军一事，更是伤心、惊惧，竭力劝阻。一条很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你年纪还小，还应该念书”。而我，报国的民族激情，无法遏止。硬着心肠抛家辞母，义无返顾。

三

　　岁月滔滔。少年时光，伴着战争，伴着地下斗争流逝了。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打跑了日本人，又经历了内战。到了1949年的春天，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春节甫过，淮海战役结束后，来不及休整的华野部队，便漫径遍野的南移集结，饮马长江。解放战争最后一场大仗渡江战役快要打响了。大战前夕，气氛紧张而宁静。乡村农舍墙壁刷着擘窠大字标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人们心情处于高度兴奋状态。那时我们驻扎在长江边上集训，等待渡江。新组建了“华中新专文工团”，担负过江后江南新区的宣传任务，排演大型秧歌剧《王贵与李香香》，建制划归解放后的无锡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剧组筹建的动员会上，宣布了演员名单，令我惊喜的是主角李香香，竟然是我的江二姐江媛枢。那时我完全不认得她了，她已经改了名字（其实我也改了名字）。黄毛丫头十八变，她已由一个十岁女孩出落为一名婷婷玉立的女战士。虽说，我们是苏北文工团战友，但苏北文工团是由原九支文工团整编、合并组成。原来我们各自在分团活动，互不相识。在这个戏里，我扮演李香香的父亲李德瑞李大爷，我们在戏中成了一家人。江萍姐就像那时许多女文工团员一样，一顶军帽，微微斜在头上，露出一缕乌发，一身土黄军装，系一条束腰皮带，打着结实的绑腿，英姿飒爽，走在路上，从那风度，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那是文工团出来的。

　　十年战乱，十年重聚。

　　百万大军，长江横渡。

　　我们在解放后的江南无锡，将满溢黄土高原气息的秧歌剧奉献给新解放的人民，在中山公园的人民剧场连演十场，场场爆满。五月江南，榴花似火。

　　这一年秋天，江南多雨。潇潇细雨中，满街红旗，满街锣鼓，满街鞭炮硝烟，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那时，在新生的祖国，在每一个人生命历程中，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绚丽的朝霞。那年我年未及冠。诗人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首长诗，题目是“时间开始了！”这真是神来之笔，这样诗的语言，堪称千古绝唱。还有什么语言能如此道出那个时代精神的诗意？能如此道出人们内心诗的激情？

　　可是“娜拉走出以后”呢？

　　有多少人思考了《娜拉走后怎样》（鲁迅）这个命题呢？包括写出“时间开始了！”的诗人胡风，也许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仅隔五年以后，以他领衔的牵连上千人的开国第一文坛冤案，劈头盖脸地降落了下来。

　　我们在江南短暂相聚后，各自奔向了新的征程。江萍姐已结婚，姐夫江华是位老牌红色特工，他们由江苏省公安厅转到上海，后来在统战、政协战线工作。我的生死与共的战友，地下斗争的顶头上司张璧，在“潘杨事件”后，黄赤波由江苏省公安厅厅长调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亦随同去沪，仍继续他那红色特工生涯。我由江苏省教育厅奉调晋京，到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工作。

四

　　流光荏苒。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又是三十年过去了。“十年一觉邯郸梦。”在那黑暗的大疯狂、大动乱年代结束之后，人们进入一个反思年代，全民族的反思年代。一位伟人说：“不改革死路一条”，斩钉截铁。

　　1982年，我母亲在上海病逝。我母亲和我姐姐一起生活。我姐姐一直在上海。我姐姐幼时，我们祖母在世，曾与我大姑母有约：将我姐许配给我的一位表哥，俗说所谓“娃娃亲”。但那时兵慌马乱，关山阻隔，此话也是一说而已。但我大姑母在战事起时，还是派人将我姐接往上海读书，在一所德国人办的医校学医。我姐姐打小起就觉得有照看我这个弟弟的义务与责任。1948年，我在上海短暂避居，生活无着，我姐姐用实习打工的收入接济我。待我得到组织上通知，听从地下交通安排，立即撤回华中解放区时，无法与她联系；对我这个弟弟突然失踪，姐姐多方打听，到处寻找，坐卧无宁。直到隔年上海解放后的一天，一个青年军人，她的弟弟，出现在她面前时，一时间，悲喜交集。

　　我母亲病逝前后，我请假在沪，病榻侍奉，医院护理。办完丧事，好友李子云接待我在沪休息。一天，江萍姐看我时谈起：我大姐对我说，你在上海文化界熟识人多，留意谁家有合适的孩子，给外甥女孙品介绍一位对象。我外甥女品貌端方，对传统伦理文化精华，泳涵优深，事母至孝。而且我母亲在世时，她对外婆更是敬爱有加。我很喜欢这位外甥女。此事使江萍姐心动；她与她爱子晓汇询起，也使晓汇心动。缘份前定，由我撮合，她们两人情投意合，遂结成连理，成就了一对美满姻缘。如今快三十年，他们事业有成，生活美满。我的两位姐姐，童年的“发小”，如今成了儿女亲家。不幸的是我两位姐夫，先后弃世，两位姐姐往来更亲密，而对于我则有了更多与她们谈起前尘往事的机缘。

五

　　午夜梦迴，我总是萦怀于心的是，我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地下斗争的顶头上司张璧，而江华姐夫则是张璧的顶头上司。南方策反工作是敌工部这条线派遣的。江华兄去世只留下一本《太湖剿匪记》，还是在报纸上连载的，而他把一肚子故事，一个老牌红色特工的生涯带走了。现在有幸从江萍姐那儿知道了更多往事，也知道了我想知道的张璧兄牺牲的细节。

　　我亲姑父裴康仲民国年间一直在京沪等地任法官，在司法界名气颇旺，人脉很广。沦陷时期可能有点问题，后居上海愚园路，但在司法界影响仍很大。华中工委敌工部了解到我有这重要社会关系，以为在国统区合法斗争还是有用的人物，遂派遣我前往策反。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会做什么策反工作？无非是要我联络、沟通；进一步工作将会另派人进行。作为身份掩护，安排我到扬州何家花园内的同仁中学读书，自会有人与我联系。完全没有料到与我联系的领导人竟是张璧，曾经的大学长。

　　张璧清癯白晳，双目有神，工书法，善弄箫，一副斯文模样。他的父亲张旭光便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张校长清华大学毕业，曾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幕僚，还谊兼同乡。谁都知道，顾祝同是蒋介石十分信任的肱股之臣，所以张校长在军界，与国民党高级军官有广泛的人事关系，是敌工工作一个极其重要的策反对象。张校长对于与原配夫人所生之子、早年留在家、现称当小学教师从“匪区”来的张璧抱有警惕，老于世故的张校长，对这位长子将信将疑。然而对于自己的亲生骨肉，本能地持保护态度。1948年夏秋之交，国民党扬州驻军换防，原驻军黄百韬兵团，调任苏鲁交界的东海。张旭光校长与驻地司令黄百韬私交甚笃，所以一个时期我们在扬感到相对平安。黄兵团一动，特务系统没有了顾忌，马上动手在所必然。张校长通知张璧，他已失去了保护能力，快扛不住了。张璧与我毫不迟疑，立即离校。张璧去徐州，指示我去上海，留下联络处所与联络方法。

　　在上海，在一位友好人士协助介绍下，入浦东金家桥（听说现在叫“金桥开发区”）陆行中学就读。由黄浦江乘轮渡过江，到浦东高桥码头登岸，乘一段窄轨小火车，到金家桥站下。路边有几排平房，便是陆行中学。金家桥只是几十户人家的小镇，前几年我曾前往寻旧，陆行中学还在，可是在繁华热闹的市区，面前一条宽阔的大马路，原来的地形地貌已不复见。

　　在陆行中学时间很短，应该说我是犯了违背纪律的错误。那年秋天，上海中小学教师举行“总请假”。你说罢工、罢课、罢教不容许，那就叫“总请假”。我脑子一热，参加了学生“后援会”，这是不该的。策反工作与学运系统是两条线，互不发生关系；应该隐蔽精干，而不抛头露面。没隔几天，我宿舍被搜查，显然被人盯上了：这一次，我处理得干净利索，一得到消息，西过黄浦江，走得无影无踪，再没有回来。后与闸北大统路一家杂货铺姓刘的小老板联系上，得到命令，立即潜回华中解放区，由地下交通安排，经扬州、泰州，通过封锁线，平安到达华中社会部（敌工部改）报到，那已是淮海大战前夕，遂迅即全力投入支前工作。苏南解放，我与张璧兄“地上”重逢，真有隔世之感。

　　“文革”后，听说张璧兄“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被迫害”是“文革”中成千上万死于非命的人通常说法。究竟是如何被迫害的，失之笼统。从江萍姐处方知，他是在“文革”初期，即惨遭谋杀。“文革”后查证落实，追认为烈士。他死得好惨。

　　“文革”一开始，黄赤波便受到江青“青睐”，说上海整了她的“黑材料”，黄赤波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张璧在公安局被批斗升级。我问：张璧的罪名是什么？江萍姐说：叛徒、特务。据说，曾到苏北当地组织原领导人处外调，而被一口咬定，他们未曾派遣张璧到他父亲处从事策反工作。这样，当他编造的一套蒙骗敌人的说词，似乎都被证实为是“叛徒自供状”。江萍姐说：派遣策反工作直接由敌工部系统领导，不经过当地党组织，他们当然不知道。我说：江华兄为何不站出来作证呢？“江华那时也被关起来批斗了，他没有说话的机会。”“江华是什么罪名呢？”“说他是帮会头子。”“江华与帮会有关系吗？”“有啊，他的确是安青帮的一个头目，一点不假。他摆过香堂，拜过师，收过徒。”我愕然。其实这一点不奇怪，也不新鲜。1942年，中共中央曾下发两个开展帮会工作的文件。在河西还办了两期训练班。安青帮原是以运河船工为主的秘密组织，新四军敌工部和地方党组织敌工部门，大量打入，并在伪军中大量发展成员，作为对敌工作的一块跳板。在抗日中起了很好的统战作用。这一段有价值的革命历史，竟成了“反动”罪行，在造反派那里哪还管这一套？

　　张璧被造反派毒打致死，从三楼推下，伪称“畏罪自杀”。他能够躲过毛人凤的魔掌，却无法幸免于张春桥的黑手！此事，我每一念及总有背部发凉之感。张璧一案，出之运动初期。张璧一死线索中断，要不然循此追查下去，作为我的顶头上司，单线直接领导人是“特务、叛徒”，我能安然逃脱？当然，不管如何，“文革”后，假若还活着，会亲眼见到平反昭雪。然而，那十年究竟会发生什么事，谁能料知？

　　前几年我接到美国某大学一位教授来函，她自称是张璧的女儿，名叫张迅，她读了我发表的悼念她父亲的文章，知道一些事。她“文革”后在华东师大外语系读书，与一位意大利籍教师结婚，现双双在美国教书。她说，她爸爸去世时她年纪还小，现又在西方生活多年，对她爸爸、对我们这一代人发生的事，她都无法理解，她希望有机会来北京作一席谈。

　　可是，我们这些从历史中走过的人能说出什么来呢？谁能告诉我……

六

　　2012年深秋的一天，我与两位耄耋高龄的姐姐，在淀山湖边漫步。孙品一手挽着她母亲我大姐宝筠，一手挽着她婆母我二姐江萍。这一带湖水清净、平缓，夕阳镀在水面，显得温暖。岸边树木露着苍翠色彩。我大姐满首皓雪。孙品打趣她妈妈：“老娘银色气质，越是高雅了。”她另一边婆母，身体健朗，行动舒展，乌云覆额。我似乎从她身上找到六十多年前舞台上名噪江南的李香香的倩影。策杖附骥，是我这皤然一叟的弟弟。

　　岁月太遥远了，太漫长了！遥远漫长得像一场飘渺的梦，恍惚在那平静小县城，沿着小溪，前面走着两位身着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十岁女孩，低唱着：“……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后面是她们甩不掉的小尾巴的七岁弟弟。

　　潸然泪下。

　　好像是龚定庵的一个诗句涌现在我心头：“荣枯过处皆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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