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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文学的人性解放
2018-03-29 01:31 编辑：云彩间
作者：李怀宇
2011年6月7日，章培恒先生（1934-2011）逝世。
我早就听说章培恒先生有“古风”。在复旦大学见了贾植芳先生之后，我就特别想见章先生。章培恒虽是贾植芳的学生辈，近年身体却不大好，2007年7月3日我由吴中杰先生引见，赴章先生家访问时，他刚刚出院。我们谈话时，他只能斜躺，双脚平靠在小凳上，从容地回答问题。家中准备了丰盛的水果茶点招待，谈话过程中，小狗多次来凑热闹，章先生“劝说”无效时，只好请同座的吴中杰先生递过水果，边喂小狗边谈话。
吴中杰先生说，章先生谈起自己的病很通达，但在养病方面，却并不通达。有一次星期天下午3点钟，吴先生到章先生的办公室拜访他，章先生说：“对不起，我还没有吃中饭，我一边吃一边聊天吧。”吃的是面包夹奶酪，没有小菜。吴先生说：“你这么干，不要命啦？”据说，章培恒早年豪饮，最得意的是三胜以善饮闻名的何满子，病后却滴酒不沾。
十五岁的地下党员
章培恒生于绍兴，抗战期间在上海读书。回忆早年读书生活，章培恒对当时日本人要求中国学生读经的事情印象深刻，非常反感。
1949年5月，15岁的中学生章培恒做了中共地下党员。
章培恒回忆：“每年到了冬天，在马路上冻死了不少人，当时没有电视，但是有收音机，收音机里都有慈善机关做广告，希望大家捐钱、捐寒衣，捐去的钱有一部分就是用来买棺材。当时就买那种很差的棺材，把那些人埋掉。所以这种民生的困苦，再加上大家对民主自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到了上海解放前，大部分的学生都对国民党政府很反感。”
章培恒原来所学甚杂，转了不少专业，后来全国院系调整时进入复旦大学。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朱东润和贾植芳在学术上对章培恒影响颇深。1954年，章培恒毕业留校，后来曾任蒋天枢的助教。蒋天枢是陈寅恪的学生，要求扎扎实实地做学问，给章培恒订了四年读书计划，也具体指导他扩大知识面，继承王国维、陈寅恪那种学术上的探索。
章培恒认为：“陈寅恪先生的许多考证都带有新的史学观点，比如他对唐太宗、魏徵等人的研究，不是讲唐太宗政治如何英明，魏徵作为臣子如何了不起，他所说的是魏徵是唐太宗当时需要拉拢的政治集团的头领，唐太宗为了通过魏徵来拉拢这个集团，所以要对魏徵很优待，很看重。但是后来唐太宗的统治稳定了，这个集团用不着通过魏徵来拉拢了，所以关系就慢慢不好了。而且陈寅恪先生也说：如果魏徵死得迟的话，大概要被唐太宗杀掉。陈先生是从一种利益的角度来看政治，而不是旧的史学观点，皇帝好，再加上一帮贤臣，就把天下治理好了。”
受“胡风事件”牵连
1955年，章培恒由于“胡风事件”的牵连，成了审查对象，被定为“胡风影响分子”并开除出党后，从中文系调到图书馆工作。回顾“胡风事件”，章培恒说：“现在对胡风就看得比较清楚，当时接触的材料，比如说胡风有把刀，是蒋介石送的，刀上刻着"不成功，便成仁"，又说他参加国民党的什么组织，这些都是作为正式材料的。当时我也没意识到这是假的材料。有一篇文章，是胡风的老同学提供的情报，"反胡风"开始的时候就把他的老同学请回去，让他提供材料，许多莫名其妙的材料就出来了。那个老同学后来处境也不好，因为尽管提供了材料，还是跟胡风有关系。我当时看了就恍然大悟。”
章培恒从此不大敢研究现代文学，而埋首古代文学的研究。蒋天枢希望章培恒多念点书，蒋天枢年轻的时候写过《全谢山先生年谱》，所以章培恒也想写一本年谱的书，这便是他的成名作《洪昇年谱》。
“文革”期间，章培恒曾被安排去协助上海写作班子的注释工作。章培恒解释：“我不是去写文章，是去搞注释，当时大概是毛主席交给上海写作班子做的东西，他们要我们去注释，这都是临时打工，譬如临时要注什么东西，就把我们叫去，注释完毕就回来，都是几天的时间，也不是住在他们那里。这个注释也很危险，因为有一次我注的一篇东西竟然给毛主席批判，这个事情弄得我很紧张，幸而不是针对我的，所以写作班子出面作检讨，事情就过去了。我们注的那些东西，后来可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了。”
“五四精神”在萎缩
而对自己亲历历史的反思，章培恒说：“当年提倡读经的时候，有鲁迅一批人反对，五四的传统到1949年一直还是继续下来的。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先是批判五四的形式主义，说五四的形式主义就是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实际上也是把传统否定了；接下来批判民族虚无主义，那就是要恢复传统了；再下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于是五四那些资产阶级思想民主、人权都给批掉了。所以，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五四精神就是在逐渐地萎缩，"文革"当然是全盘否定了。现在，原来传统的东西要批没有批掉，越批越热，倒是五四的精神已经批掉很多了。如果要讲到"文革"的破坏，在这方面当然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章培恒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后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并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章培恒与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章培恒认为：“这本书是从人性发展的角度来谈中国文学的发展，这是对中国原来的文学史模式的一种突破，不再像原来从阶级斗争、从文学的政治性来谈，所以这是一种新的视角。接下来要出的增订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谈怎样逐渐向人性解放目标接近。中国古代文学和新文学之间并不是一个断裂的关系，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来就是在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所以五四新文学那一种人性解放的要求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只不过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它出现早了一点。”章培恒致力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发现人性解放的成分在中国古代文学里不断增加，到了《红楼梦》，这种人性解放的成分已经相当多了。
写了一个武侠小说开头
章培恒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二十多年前就撰文《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据说是大陆学者对金庸武侠小说给予高度评价的第一篇论文。章培恒说：“港台的武侠小说进入大陆以后，我就觉得很好。至于讲金庸写得比姚雪垠好，这个看法现在看来很平常，但是我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姚雪垠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地位很高，金庸的小说还是不入流的，这个话说得早一点，当时看来很新鲜。后来有一个年轻的学生批评我：姚雪垠跟金庸根本是不能比的，你为什么要拿他们两个人去比呢？”而对金庸一度公开表示对自己的武侠小说不是看得太高，章培恒认为：“我想这个倒是对的，因为他原来说他写武侠小说只是为了自娱娱人。我想一个文学作品能够做到自娱娱人，那已经是相当好了。娱人可以有不同的层次，觉得好看好玩是一种，写得惊心动魄也是一种。”
章培恒曾从学理上就侠文化和武侠小说的古今演变进行梳理，而谈到外国的文学理论对其研究的影响时，他举例：“如果用西方的后现代理论来看武侠小说的发展，也许我们能够把它说得清楚一点，一面可以说明武侠小说受欢迎的原因，另一面可能也能比较多地看出武侠小说的意义。”我问：“您自己想过写武侠小说？”他笑道：“那是好多年前了，曾经想过，但是终于没有做。写过一个开头，后来发现我还不是写武侠小说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