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周瘦鹃情事二则

2018-03-29 10:12 编辑:云彩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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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子善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的新诗人朱湘(一九○四—— 一九三三)给远在万里之外的夫人刘霓君写了第一封信。其时朱湘已与霓君结合三载,爱情结晶也已有了两个,因此信中除了“霓妹,我的爱妻”这样的亲热称谓,并没有多少甜言蜜语,并没有卿卿我我,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关照叮咛,夫妻间的体贴呵护,至今读来仍使人倍感温暖和亲切。此后朱湘致霓君的“情书”源源不断,每信均郑重其事地编了号。至翌年八月,共得一○六封,成为朱湘与霓君亲密而又有点苦涩的情感生活的重要见证。

  谁能料到,仅仅五年之后,已经回国并曾任安徽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的朱湘,因失业和家庭关系日益紧张等复杂原因,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清晨在安徽采石矶附近投江自沉。寒江冷月葬诗魂。朱湘之死,成为当时中国文坛轰动一时的悲剧事件。

  朱湘不到三十岁就撒手人寰,是继徐志摩“云游”之后中国新诗坛又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新月诗派”的又一个不幸。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朱湘到底是不是“新月诗派”(注意,是“新月诗派”,不是“新月社”,“新月诗派”是更为宽泛的)成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不少朱湘研究者,包括亡友吴方兄在内,都为朱湘正名,认为朱湘曾与徐志摩交恶,也没有在《新月》杂志发表作品,并非“新月派”诗人。但我觉得,既然朱湘几乎毕生致力于新诗格律的创建,一直与闻一多互为呼应,既然朱湘曾在徐志摩、闻一多为主的《晨报副镌?诗镌》上发表了其名作《采莲曲》等诗文,既然朱湘又为“新月诗派”后期机关刊物《诗刊》撰诗包括十四行诗《悼徐志摩》,既然闻一多“高足”陈梦家主编的《新月诗选》也选收了朱湘的佳作(“新月诗派”名家荟萃,似无必要再硬拉朱湘充数),就不应把朱湘排除在“新月诗派”之外。可惜吴方兄英年早逝,我已无法再与他讨论求教了。

  朱湘之死,开了中国现代新诗人自杀的先河,引起当时文坛的深切悼念和一场大讨论。他的诗朋文友纷纷撰文指责社会的冷漠和不公,到了九十年代初,我的朋友秦贤次和王宏志还编了一部厚厚的《朱湘怀念集》在台湾出版。然而,朱湘是特别的,他的特别不仅仅在于在清华学校求学期间就与“校规”格格不入,不仅仅在于他负笈美利坚并不以文凭、学位为重,更在于他孤傲、偏激、敏感,为人处世决不苟且,一言不合就拂袖而去。生活潦倒固然对诗人造成很大的戕害,但“个性即命运”,朱湘这种狷介不阿,孤高自赏,既不见容于当时,如果他活到今天,恐怕也不能见容于当下。朱湘早年同学梁实秋甚至认为,朱湘之死“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起大部分责任,社会之‘冷酷’负小部分责任”(《悼朱湘先生》)。

  然而,朱湘的离去毕竟使人万分痛惜。他是有才的,不是一般的有才,是奇才,也是畸才!他的诗,他的文,他的翻译,乃至他的特立独行,无一不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为了纪念朱湘,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朱湘致刘霓君这一○六封“情书”,书名定为《海外寄霓君》。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致陆小曼的《爱眉小札》,郁达夫致王映霞的《达夫书简》,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湘行书简》,都被视为现代“情书”文学的“经典”,虽然作者的风格各异,鲁迅的冷静,徐志摩的缠绵,郁达夫的热烈,沈从文的深沉,均各擅胜场。朱湘这部《海外寄霓君》是可与他们媲美。朱湘生前并不打算公开这些“情书”,因此,我们今天“偷窥”,一个真实的不加伪饰的、感情丰富细腻对爱人百般疼爱的朱湘活现眼前。时至今日,这种委婉动人的古典式的“情书”已成绝响矣。

  到了一九三六年三月,由朱湘好友罗念生编订的《朱湘书信集》由天津人生与文学社推出,初版只印一千册,印版即绝版。朱湘“谈笑有鸿儒”,在致当时几位有文名的如彭基相、汪静之、梁宗岱、曹葆华、戴望舒、吕蓬尊、徐霞村、赵景深、柳无忌、罗皑岚、罗念生、孙大雨等诗友的信中(书中还收入四篇《海外寄霓君》未收的致刘霓君函),他探讨人生、切磋诗艺、感悟人物、指点文事,一以贯之的率性而言,坦诚而不虚伪,狂放而又严肃。这些信既是朱湘率直心灵的自然流露,更是研究当时作家创作史、生活史和交游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我八十年代与汪静之、赵景深、罗念生、孙大雨四位收信人有过交往,遗憾的是,当时未及向他们请教关于朱湘的点点滴滴,否则,我这篇小文也许不至于这样杂乱无章了。

  近年来,随着闻一多、徐志摩、林徽因、陈梦家等“新月诗派”大家的全集陆续问世,朱湘的名字反而差不多被遗忘了,这实在不公平。朱湘的全集何时也能与世人见面呢?我现在编行了新的朱湘书信集《孤傲的情怀》,书中收入《海外寄霓君》、《朱湘书信集》和这些年陆续搜集到的朱湘集外佚简数通,算是投石问路,也算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这位坎坷薄命的天才诗人的怀念。

  朱湘其人其诗其文包括其“情书”,是不该被遗忘的。

  周瘦鹃的紫罗兰情结

  记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个星期天,父亲带我去“走亲戚”,看望我的一位婆婆,即我外公的妹妹周吟萍。那时我才读小学五年级,少不更事,只依稀记得这位婆婆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仍眉清目秀,风韵犹存,于和蔼可亲、谈吐不俗中显出大家闺秀的风范。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婆婆的住所是现已拆除的乌鲁木齐北路上的一幢小洋房,她住在二楼,底层好像住着以写《黎明的河边》著名的小说家峻青先生一家。大人间的谈话,小孩一般不会感兴趣,所以我就好奇地观察婆婆家古色古香的考究摆设,直至今日仍留有印象。就在这次拜访后不久,婆婆从上海迁居北京,我再也没有见过面。

  二十多年之后,我已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父亲才告诉我,这位我只有一面之缘的婆婆周吟萍,正是中国“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周瘦鹃的初恋情人,要不是当年我外公家竭力反对这门自由恋爱的亲事,周瘦鹃很可能就成了我的公公了。

  周瘦鹃一八九五——一九六八年是江苏吴县人,原名国贤,瘦鹃是他的号。周瘦鹃六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靠做针线活,才将他抚养成人。周瘦鹃天资聪颖,一九一二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当时上海有名的民立中学,被留校执教。一年之后,因为已发表了不少作品,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遂辞去教职,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职业写作生涯,用今天的时髦话说,就是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

  对后来以号为名,周瘦鹃自己解释:“最带苦相的要算是我的‘瘦鹃’两字。杜鹃已是天地间的苦鸟,常在夜半啼血的,如今加上个‘瘦’字,分明是一头啼血啼瘦的杜鹃。这个苦岂不是十足的苦么?”由此可见,周瘦鹃以“苦”为号为名,既有永记早年贫苦生活之意,更有今后卖文维生不辞辛苦的深意在。

  正是在中学求学期间,周瘦鹃去观看上海务本女子中学的联欢演出,见到一位名叫周吟萍的秀丽女生,台上表演生动活泼,台下应对也端庄大方,从此一见倾心,热烈追求。两人情书往还频繁,山盟海誓,情意绵绵。谁知有情人难成眷属,我外公家数代经商,家道殷实,很看不起周瘦鹃这个穷学生,认为门不当,户不对,强行拆散这对恋人,将周吟萍另行婚配了。

  初恋的惨败给周瘦鹃打击极大,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与今天的年轻人一样,当时的中学生已流行取洋名,周吟萍的英文名叫Violet紫罗兰。失恋之后,周瘦鹃就爱紫罗兰成癖,不但案头清供紫罗兰花盆,朝夕相对,而且每天早晚两次浇水必定躬亲。他写文章写信也都用紫罗兰色墨水,实在是浪漫得可以。他主编的“鸯鸯蝴蝶派”文学杂志两度取名《紫罗兰》也就是在四十年代的《紫罗兰》上,周瘦鹃慧眼识宝,发表了张爱玲的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促成了一颗文学新星冉冉升起,还主编了《紫兰花片》、《紫罗兰言情丛刊》等刊。他结集自己的作品以紫罗兰为书名的也竟有《紫罗兰集》、《紫罗兰外集》、《紫罗兰庵小品》、《紫兰小语》、《紫兰芽》等五种之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段刻骨伤心的恋史,以后二十余年间,不知费了多少笔墨。”“我的那些如泣如诉的抒情作品中,始终贯串着紫罗兰这一条线,字里行间,往往隐藏着一个人的影子。”

  作为“鸳鸯蝴蝶派”的杰出代表,早期周瘦鹃的文学成就包括了小说创作、翻译和编辑,在这三方面他都有相当出色的表现。他的小说创作不但数量可观,而且以“哀情”为其主要特色,这当然与他的性格和经历有关。另一位“鸳鸯蝴蝶派”名作家陈小蝶就有诗云:“弥天际地只情字,如此钟情世所稀。我怪周郎一枝笔,如何只会写相思。”

  周瘦鹃的文学翻译在当时也有不小的影响,他是向国人介绍苏俄大文豪高尔基的第一人,他翻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受到“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的高度评价,鲁迅以“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鹤鸣”来形容周瘦鹃的译笔。特别是周瘦鹃所主编的《礼拜六》和《申报?自由谈》,不但是“鸳鸯蝴蝶派”的重镇,也是新文学阵营向“鸳鸯蝴蝶派”发难的主要对象“鸳鸯蝴蝶派”因此又被称为“礼拜六派”。他还主编过《半月》、《游戏世界》、《乐观》、《申报?春秋》等鸳鸯蝴蝶派重要刊物,甚至《良友画报》也一度请他主持笔政。正是因为周瘦鹃在“鸳鸯蝴蝶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中国文艺界人士联合发表抗日御侮宣言,周瘦鹃和张恨水两人就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列名其中,可谓名实相符。

  一九三五年,周瘦鹃在苏州购地自建园林,命名“紫罗兰庵”,又名“紫兰小筑”。园内遍植四时奇花异卉,并特别将紫罗兰花辟成一专区,精心栽植,以寄托他不尽的相思。也就是在此前后,周瘦鹃开始了从文学家、编辑家向园艺家、盆景家的过渡,从小说家向散文家的过渡。后期周瘦鹃以擅长莳花散文著称。五十年代以后,周瘦鹃出版了《花前琐记》、《花前续记》、《花花草草》、《行云集》……等散文小品集。他爱花,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这些莳花散文倾注着他对花卉不仅仅是紫罗兰的一往情深,知识、趣味与抒情兼备,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写作开辟了一条咏物散文的新路。

  晚年的周瘦娟本可在他的紫罗兰庵里莳花撰文,安享清福,不料祸从天降。因为他这所精致奇趣的“紫罗兰庵”远近闻名,成为苏州一景,朱德、陈毅等中共领导人曾经亲临且有诗咏之,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周瘦鹃就难逃这一劫了。他的花园被夷为废墟,书画诗文流离失散。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被批为“玩物丧志”的“牛鬼蛇神”周瘦鹃,不堪红卫兵凌辱,在紫罗兰庵里投井自尽。

  周吟萍遇人不淑,离异后一直独身,直至晚年才找到好归宿,一九八八年在北京去世。我八十年代多次进京,现在后悔由于自己的矜持,没能找机会向婆婆当面请教她当年与周瘦鹃相恋的始末婆婆的老伴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生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要职,这也是近代文学史料啊。只是后来好友陈建华兄在哈佛大学撰写研究周瘦鹃的博士论文,我请父亲检出婆婆晚年风韵犹存的一张照片相赠,将来建华兄的博士论文出版,也许会刊用的。我经常在想,当周瘦鹃和我婆婆在天国相聚时,他们之间会说些什么呢?至少有一点,我这位紫罗兰婆婆应该为有周瘦鹃这样的痴情知己而感到欣慰和自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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