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罗斯：获诺奖呼声最高的美国作家

菲利普·罗斯。摄影：Richard Drew

　　今年83岁的菲利普·罗斯当属美国声誉最高的在世作家。2005年，《纽约时报》书评版请两百多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推举过去25年间出版的最佳美国小说。得票最多的前20部小说中，菲利普·罗斯的作品占了6部。

　　菲利普·罗斯曾两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四次获得笔会奖，并获得过包括弗兰克·卡夫卡奖、国际布克奖、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在内的众多国际文学大奖。此外，他还是第三位在世时作品就被收入“美国文库”的作家（前两位分别是索尔·贝娄和尤多拉·韦尔蒂）。多年来，他也一直是获诺奖呼声最高的美国作家。

　　那么，菲利普·罗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呢？

　　创作之初即争议不断

　　1933年，罗斯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父母是祖籍东欧的第一代移民。罗斯一家人所在的威夸依克地区是一个犹太人聚集区，在他成长的时代，这里90%的居民为犹太人，这一地区的人情风貌，此后在他的小说中一再出现。

　　17岁时，罗斯进入位于宾州的巴克内尔大学读英语专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前辈犹太作家索尔·贝娄。芝加哥大学1950年代中期浓厚的文学和学术氛围给罗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增加了他从事写作的动力。

　　1959年，罗斯以中短篇小说集《再见，哥伦布》出道。在这个收入了6篇作品的小说集中，罗斯以机智老练的笔法描述了美国中产阶级犹太人的生活，对固守传统的犹太人及其价值观加以深刻的嘲讽与反思。索尔·贝娄因此对年轻的罗斯褒奖有加，称赞“罗斯先生一出场，指甲、毛发、牙齿都已长齐。他说话流利，技巧娴熟，机智幽默，富有生气，具有名家风范”。《再见，哥伦布》于1960年摘得美国国家图书奖。那一年，罗斯才27岁。

年轻时的菲利普·罗斯

　　不过，让罗斯获得全美乃至国际声誉的，是他的第四本小说《波特诺的怨诉》。小说的主人公是30岁出头的民权律师波特诺。波特诺用狂暴、直露、愤怒，有时是迷惑和混乱的语言，向他的心理医生剖析自己的困扰，比如从青春斯开始的无法餍足的性欲望和无休止的自慰行为，其中不乏被看作“变态”的举动——用姐姐的内裤和冰箱里的牛肝作辅助工具。

　　与波特诺的性困扰交杂的，是他对自己犹太身份的困惑与反思。父亲的偏执焦虑、母亲的溺爱唠叨，都带给波特诺很多烦恼，而普通美国犹太家庭内部的纷争，又与犹太人几千年来颠沛流离的命运和大屠杀的历史、犹太人的身份焦虑难解难分。在这部小说中，未经自我审查的狂放语言和真切的自嘲，制造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全文充满语言能量。

　　《波特诺的怨诉》出版后获得广泛关注，罗斯一举成为百万富翁，名利双收。但同时，它也引发了巨大争议。许多读者对书中的性变态描写感到震惊和反感，一些人将此书当作罗斯本人小说化的自传。在美国的犹太人群体中，《波特诺的怨诉》也引发了争议。

　　事实上，自《再见，哥伦布》一书开始，罗斯就遭到了美国犹太群体内部的猛烈批评。许多人认为罗斯丑化了犹太人的形象，批评他为“自我憎恨的犹太人”，认为这些小说可能助长反犹主义。这种批评到《波特诺的怨诉》时进一步激化，批评者不但包括秉持传统犹太教价值观的拉比和社区领袖，也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作家欧文·豪和评论家戴安娜 ·特里林（文学批评泰斗莱昂内尔·特里林之妻）。对性和犹太身份的处理不当，也成为追随罗斯整个创作生涯的主要指控。

　　“发明”祖克曼：核心主题开始出现

　　1970年代，罗斯在创作的形式与主题上做了不少实验，写下了讽刺小说《我们这一帮》（Our Gang）、《伟大的美国小说》（The Great American Novel)，以及卡夫卡式的荒诞寓言体小说《乳房》。

　　不过，开启罗斯创作生涯中第一个真正高峰的，是1974年的《我作为男人的一生》。在这部小说中，罗斯虚构了作家内森·祖克曼（作家的分身），以及祖克曼笔下的虚构人物、文学教授彼得·特诺普（分身的分身）。从这本书开始，作家与其作品的关系、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就成为罗斯作品的一个核心主题。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罗斯写下了一系列以内森·祖克曼为主角的小说，包括《鬼作家》《被释放的祖克曼》《解剖课》《布拉格狂欢》。在《鬼作家》中，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祖克曼，怀着朝圣的心情去拜访隐居新英格兰乡间的避世作家E.I.洛诺夫，希望认其为自己“文学上的父亲”（在这里，满怀文学野心的犹太儿子与其现实中平庸世俗的父亲的冲突再一次出现）。在《被释放的祖克曼》中，祖克曼因第四本小说《卡诺夫斯基》一举成名，成为家喻户晓的当红作家，和女明星出双入对，但他的生活也陷入混乱和危机——小说《卡诺夫斯基》被当作“半自体传”解读，让祖克曼的家人深受困扰……家庭纠纷在祖克曼的父亲去世时被推向高潮。在《解剖课》中，父母双亡、已和弟弟决裂的祖克曼被一种突如其来的神秘肩痛所折磨，四处寻医而无方，不得不放弃写作。绝望中，祖克曼开始考虑放弃让他被家族抛弃、受犹太同胞猛烈攻击的文学事业，成为一名帮助女性分娩的妇产科医生——在这里，写作的“分娩”与生理的“分娩”、小说家作为人性“解剖者”与医生作为生理“解剖者”的对应关系，耐人寻味。

　　内森·祖克曼，这一罗斯到彼时为止最机智的“发明”，成了小说家本人以假乱真、虚实难辩的代言人。有评论者认为，祖克曼的发明是罗斯对世人对其小说（尤其是《波特诺的怨诉》）自传性解读的嘲讽与报复。

　　在经历上，内森·祖克曼与菲利普·罗斯有着高度重合，却也有时而明显时而微妙的不同。在同与不同之间，罗斯赋予了祖克曼众多层次的声音与使命——作为自我捍卫者，他与自己在文学上和犹太身份问题上的劲敌米尔顿·阿佩尔激烈抗辩（阿佩尔与其现实中的欧文·豪有着强烈对应关系）；作为反抗者、越轨者，他坚定地捍卫自己在欲望领地的实践和书写自由；作为自白者，他在自己和家人关系的问题上作了深切的反思与忏悔——不过，尽管对与家人的冲突与疏离感到反悔和遗憾，祖克曼对自己作为作家的艺术自由和道德立场却是不怀歉意，并毫不放松的。

　　从“祖克曼”时期开始，罗斯的小说开始呈现出系统化倾向。《鬼作家》《被释放的祖克曼》《解剖课》《布拉格狂欢》被结集出版，命名“被缚的祖克曼”，给人一种史诗式的联想。著名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被缚的祖克曼”接近悲喜剧的最高美学境界，并认为部分原因是，作为整体，它的效果超越了局部。

罗斯作品：“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

　　布鲁姆认为，将整个祖克曼“苦刑”（布鲁姆认为它不能被称作史诗）结集在一起的美学收获之一，是它让读者体会到一种智慧上的逐步加速：从《鬼作家》一种和缓的契诃夫式怅惘、《被释放的祖克曼》中对荒诞的果戈里式呈现，到《解剖课》中纳撒尼尔·韦斯特式的狂暴闹剧，再到《布拉格狂欢》中卡夫卡式的冷酷超现实主义。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被缚的祖克曼”系列是罗斯最高的文学成就之一。

　　“厌女症”患者？

　　1970-1980年代，菲利普·罗斯的另一个“分身”是“欲望教授”大卫·凯普什。凯普什先是在1972年的超现实寓言体小说《乳房》中出现——经常在情欲上受挫的凯普什，变形为一只155磅重的巨大乳房。不过，1977年出版的《欲望教授》回到了现实主义风格，故事则是《乳房》的前身：凯普什的成年生活以年轻时的狂放迷失和婚姻生活的乏味失败为分野，他在欲望与幸福之间苦苦周旋，却常常发现两者之间令人困厄的不可调和。

　　“欲望”主题当然不仅为“欲望教授”所独有，而是统摄了几乎所有罗斯男性主人公的核心主题之一。它常常是他们被阻绝的自我的象征，或是他们的反抗手段。但就像厄普代克常常被批评过分沉迷于性主题一样（在厄普代克的作品中，性成为基督教徒对教条与日常生活的反抗手段），罗斯对性主题的执迷也常为人诟病。评论者认为，在罗斯和厄普代克的作品中，对性的过度征用使其失去了反抗性，往往变得乏味而平庸。

　　对欲望，尤其是对男性欲望、男性力比多的反复书写，也使罗斯成为一些女权主义者猛烈攻击的对象。一些人批评罗斯对女性的描写是扭曲的、不公正的，甚至是丑化的，不少人甚至猛烈攻击他是一个“厌女症”患者。批评者认为，在罗斯的小说中，女性往往被客体化为男性实现欲望的对象（或障碍），缺乏主体性，缺乏层次和深度。但捍卫者则认为，在罗斯的小说中，女性角色和男性角色同样丰富，有好人，有恶人，有高贵者，有低俗者，有引诱者，有被引诱者，其中不乏伟大的女性角色。罗斯的朋友、爱尔兰小说家埃德娜·布莱恩就是其中一位捍卫者。

　　对几十年来加诸其身的“厌女症”指摘，罗斯本人则不以为然，认为它不过是“政治正确”运动大潮中又一宽泛任性的武器。在2014年的一个回顾性访谈中，罗斯称，“厌女症”一词，已经和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者对“共产党”一词的使用一样宽泛。最后他颇为罗斯式地宣称：“至于我是什么样的作家——我是我不假装自己是的那个人。”

　　事实上，罗斯的整个写作生涯很大程度上是被某种“对抗性”所界定的——与正派、诫条、拉比、女权先锋对抗。被普遍认为是罗斯杰作的《撒巴斯的剧场》（Sabbath’s Theater，1995。Sabbath本意为犹太教的安息日，反讽之意明显），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其中的性主题被推向极致。但评论者认为，在其中，“性”再次恢复了反抗性和哲学张力。

　　“美国三部曲”：讽刺政治正确

罗斯作品：“美国三部曲”

　　1990年代到21世纪初，罗斯偏离了他惯常的对个人生活的内省式考察，将目光转向外部、集体和历史，写下了著名的“美国三部曲”，包括《美国牧歌》《我嫁给了一个共产党员》《人性的污秽》。“美国三部曲”处理了二十世纪下半页塑造美国性格的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时刻：在《美国牧歌》中，是1960年代和越南战争。在《我嫁给了一个共产党员》中，是麦卡锡主义。在《人性的污秽》中，是种族主义。

　　除了叙事人均是作家内森·祖克曼，三本小说在人物和主题上并无直接关联，而是批判性地处理美国历史的不同侧面，考察个人命运如何与宏大历史纠结，如何被后者所塑造。在《美国牧歌》中，恪守美国主流价值观的犹太人利沃夫事业有成，成为“美国梦”的化身，但他钟爱的女儿却在越战期间成为反战激进分子，使家庭陷入危机。在《我嫁给了一个共产党员》中，在麦卡锡主义深刻影响美国的1950年代，主人公被当演员的妻子污陷为苏联间谍。在《人性的污秽》中，黑白混血的古典学教授为避免种族歧视隐瞒身份，却因一句无心玩笑被指控为种族主义者，进而被大学解职——这个故事发生在克林顿婚外情事件闹得凶猛的1990年代末期，罗斯将种族歧视、清教徒式的政治正确运动和公共话语联系起来，讽刺政治正确批判话语的严苛与伪善。

　　“美国三部曲”推出后大受好评，罗斯的声誉被再次推向高峰。

　　“与写作的较量已经结束了”

　　2000年以后，七十高龄的罗斯依然笔耕不辍。在10年间，他高频率地推出了《垂死的肉身》《反美阴谋》《凡人》《退场的鬼魂》《愤慨》（Indignation)《怯场》(The Humbling)和《天谴》(Nemesis)。其中，《垂死的肉身》和《退场的鬼魂》分别为“凯普什”和“祖克曼”系列小说做了终结，《凡人》《愤慨》《怯场》和《天谴》四部短小说则结集为“天谴”四部曲。

　　在这些小说中，进入暮年的作家，思考的主要是衰老、病痛、丧失和死亡的主题。

　　这十年也是罗斯获诺奖呼声最高的十年。几乎每年诺奖开奖时，英美媒体上都会对瑞典学院再次错过承认罗斯怨声一片。2012年，年届八十的罗斯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宣布封笔。似乎是为了提醒自己对“退休”决定的严肃性，他在纽约公寓的电脑上贴上纸条：“与写作的较量已经结束了。”

　　在决定封笔的几年前，罗斯曾系统重读自己的所有作品，看自己“选择写作是否是浪费时间”。当被问及他的结论时，罗斯说，“我对我所拥有的（才华）物尽其用了。”

　　至于瑞典学院意下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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