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眠者严歌苓：写作每天都是在走向未知

　　严歌苓，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57年出生于中国上海，自小生活在书香世家。祖父留学美国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厦门大学教书，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严歌苓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是中国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等。她的作品常被翻译成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代表作品有《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扶桑》、《穗子物语》、《陆犯焉识》、《天浴》、《寄居者》、《金陵十三钗》《人寰》、《白蛇》等。2016年1月22日，严歌苓入选2015“当当年度影响力作家”评选小说家榜前五名。

　　获得过海外9项文学大奖，小说《扶桑》2001年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2002年当代文学出版社出版7卷一套《严歌苓文集》，由她编剧的电影《少女小渔》获“亚太地区国际电视节最佳影片奖”，与陈冲合作的电影《天浴》获台湾金马奖七项大奖并独得编剧奖。

　　写作每天都是在写向未知

　　她打造出无数灵魂，集卑微与高尚于一身，尖刻而宽容地活着，沉重而慈悲地爱。她的职业与造物者相类似。她曾经通宵达旦地失眠，最长一次34天不能入睡。痊愈后她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牺牲了一个文学成功者的可能性，而成为一个健康和正常的妻子和女儿。”

　　她当过13年士兵上过前线，她做过舞蹈演员至今身材仍然挺拔，她1989年赴美生活，现为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可是，她心里最深刻最鲜明的痕迹，仍是几十年前冬天里的一堆透明糖纸。这个痕迹决定了她从此之后必须写作，也决定了她的终生主题。

　　她认同评论者如此说自己“你有的时候是向东方阐述一个西方，有的时候向西方阐述一个东方，有时候是向当代人阐述一个文革，你是一个阐述者。”

　　她是严歌苓，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失眠症痊愈者。

　　作家严歌苓：一个作家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妓女，一个强盗，一个死囚，一个总统

　　某个黄昏，旧金山的街头。

　　严歌苓与身后的少年交错而过，双方姿态如舞姿般优美，不留心几乎看不出这是一场抢劫。

　　少年抓住严歌苓项链用力拽脱，衣服拉链锯破她胸口皮肤。少年狂奔逃去。严歌苓神情恍惚伫立，没有尖叫，她沉迷于自己迅速搭建起的故事里，“我设想他的心理，他文质彬彬的气质和他的举止实在太不符合。所有人都说你怎么还去走黑路，还是有那么多好奇心，当时他要有一把刀不就捅了你嘛——好像在被捅掉之前，好奇心永远不会死灭。”

　　这个亲身经历变成她的一篇小说《抢劫犯查理和我》。

　　“我是一个像猫一样好奇的人，到现在还有许多好奇心没有落实，包括我对妓女，死囚犯等。一个作家身上应该有社会上各种人物的缩影，他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妓女，一个强盗，一个死囚，一个总统。”

　　“作家就是最典型的多重人格，他写任何人物都能绝对站在这个人物的立场上，用他的情感去为他的人物辩护，哪怕是最最罪恶的行为。作家不应该有绝对的道德判断，任何一件事如果它有审美价值对作家就足够了。”

　　不论好坏，只问美丑。这是她的人性主义的立场，也是严歌苓小说鲜明的色彩基调。

　　这些话，由朴实甚至有些木衲的严歌苓静静说出，总会有一种奇特的反差：这样的人，怎么会创造出那样多的面孔，那么多心脏深处藏着风暴、眼睛里边生着惊雷的灵魂，那么多孤高绝望的心灵，是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心灵才会源源不断地诉说这一切？

　　“我的童年啊，文革看到父亲被折磨，那个十年，和后来12岁我到部队到25岁退伍，这个阶段使我看到人性的各种各样的表演。”

　　她是作家的女儿，从小在音乐、艺术里熏陶长大，这样的聪慧和易碎，文革10年对她的影响可想而知。

　　“我是形象记忆和色彩记忆很强的人，我记得一对老年夫妻爬到很高的楼上，他们吃光了半年发的糖果，然后跳楼自杀了，地上被砸出了两个坑。他们剩下很多透明的糖纸，很多天后，糖纸还在那个楼的附近飞，这是我7、8岁时见到的，印象非常深刻。”

　　几十年后，说起这些，严歌苓声音矜持，面容淡漠。然而记忆里飘着的彩色糖纸，这么多年都忘不掉，恐怕终生也就忘不掉了。于是成为她终生写作最深的母题，和她书写大洋彼岸的移民生活的小说遥相呼应，组织出一个生于50年代者凄烈的一生。

　　12岁当兵，舞蹈演员。25岁退伍时她已经是一名军队作家。

　　“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可以写东西？”

　　“好像是一夜之间。”

　　是中越自卫反击战。在成都军区的严歌苓申请去做前线通讯员，因为她好奇。“到前线后发现战争是这样的，一夜之间可以抬下来一千多名伤兵。”

　　从此以后就可以写了。

　　局外人严歌苓：我非常满足现在我的边缘人的状态。

　　作家娜斯在旧金山的餐馆见过严歌苓。当时她是就餐者，她是女侍者。严歌苓挥手冲队伍尾巴的娜斯大声说：“过来，不用排队！”

　　——说的是中文，又大声，旁边的美国人都看傻了。

　　他们不知道给自己端盘子的是多么出色的作家。

　　迁徙从童年开始。

　　她的童年在上海、安徽两地往返。“我从小就有一种边缘人的状态，到了上海说普通话，到了安徽就说上海话。我总是希望我是一个局外人，外来客，不至完全融入当地文化。”

　　生命里最重要的城市是成都，喜欢当地人的幽默，喜欢四川到西藏一路的绮丽山水，上海那种小里弄她是瞧不上的，她喜欢大山大水，浓墨重彩的景色，是不是这样人的心里，注定会有大起大落的感情需要宣泄？

　　“到芝加哥时我30岁，那儿是我上学，打工，吃过很多苦的地方，一个让你吃过很多苦的地方，总是会让你有亲切感。人总是这样，爱和恨是一起来的。”

　　上海—芝加哥—旧金山—北京……她的文学是迁徙文学，候鸟文学。

　　不单是她写了移民才是移民小说，而是因为，她写中国，是站在大洋彼岸；写美国，是用一个在中国成长了20多年的人的心态和眼光，她的心态、立场永远在漂浮。

　　“我希望自己是个边缘人，在中国作家群里，美国作家群里，我都不是一个随大流的，我根本瞧不起任何一地的主旋律。对任何一个国家，我都很国际化。”

　　这样她和任何一个中国的、美国的作家比起来，始终都有她自己的一个格局。

　　当她写一时一地的文化风俗人情之时，她会去考察，但会将资料统统“化”掉，打上鲜明的“严歌苓制造”的标志。“我理解的深不深，透不透是另一回事，但我是这样一个立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将我化掉。”

　　在新书《花儿与少年》的后记里，她写到纳博科夫：“把没有选择的流亡变成了有选择的“自我流放”，使无所归属的不适，甚至痛苦反过来营养他的感情和语言。”——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做她自己的表述。

　　而定居的国家却让她有巨大的幻灭，这幻灭不因为她在那里结婚、有不错的收入、出过几本畅销书就可以抵消，因为，“作为一个追求精神高贵的人，他不是物质生活就可以让他满足，就能让他消停了。最主要的是理想主义啊。我们所有的追求都是在寻找一种高于物质的信念。”

　　这个时候，你能清楚地听到这个女人的年龄，她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不合适宜的痛苦与倔强。

　　“美国出兵伊拉克的前夜，我连着几夜拿着蜡烛在街上跟人一起游行，他们都说我很天真，这么大岁数还去参加学生们的行为，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永远以为我微小的举动可以影响到一个大的举措。

　　巴黎比较好，你能看到公园里，一个老太太在满是鸽子粪的长椅上读一本厚厚的托斯妥也夫斯基，晃动的地铁里，有人在读诗集——这是一种趣味。这时候你能想到，美国不是这样的国家。欧洲是的。”

　　欧洲是的。严歌苓也是的。她终生都在寻找一种趣味、一种审美。惟一不能忍受的是：活得没劲。

　　失眠者严歌苓：夜晚奇遇记

　　“他是个像我一样的著书者；那种对自己潜力、才华期望过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终从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伟大声名的一类人。”（严歌苓《失眠者的艳遇》）

　　严歌苓有严重失眠症，最长一次长达34天，“思维就这么短，一下又冒出来别的想法，一下一下的。视觉形象也不准确，全都是非常夸张的，东西到你面前，快很多倍，哗一下就到了你面前，哗一下就消失了。”

　　“《白蛇》是1998年的作品，也是在极度失眠的状态下创作的——好象我的作品都能追溯到我的失眠程度——那种病态的敏感、激情是非常痛苦的，你觉得自己已经是最后一口气来写这个东西。晚上就完全靠安眠药，昏过去几个钟头，然后又醒来，接着写，写完觉得很失败。”

　　直到台湾和美国的评论掌声如雷，他们赞扬这个女人写这种细腻的、如诗一般的小说竟是大师手笔，严歌苓才想，或许在最病态的状态、最垂死的状态下写出来的东西未必就是垃圾，相反，它可能是最好的。

　　“通过这个作品，我想任何一种深沉的庄严的感情我都是尊敬的。”

　　可以想象，在美国大都会的所有灯火都依次熄灭之后，严歌苓房间的灯仍恼火地亮着、无奈而委屈地亮着，那么多的夜晚，那么多多出来的时间，足够她把人生和自己都更清楚地看一遍。那样的世界，是垂死然而精彩的。

　　“失眠让你看到一些超于现实的东西，那个阶段，我对世界的认识就像毕加索的画，是多维空间的。现在我治好了，但我希望能找到那种魔幻的、夸张的状态——但这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我希望有健康和正常的寿命，不愿意为文学牺牲这些。

　　很多小说家都是婚姻和人生的失败者、文学的成功者，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牺牲了一个文学成功者的可能性，而成为一个健康和正常的妻子和女儿。”

　　“　　医生跟我说了，（治好了）可能会失去你最敏感的东西，你愿不愿意为这个付出代价，我说：愿。”

　　她笑脸盈盈地回答，仿佛有所庆幸。然而，你不能肯定她心里没有遗憾。

　　她掩饰的很好，你看不出。

　　小妇人严歌苓：除了我的笔，我的一切都是可预期的。

　　严歌苓的先生刚刚回美国外交部复职，2004年他将去非洲某国任参赞。他说，严歌苓是一个最容易预期，最让人没有惊讶的人，每天她就干这几件事：遛狗，喝咖啡，写作。

　　“刚刚结婚不多久，我们吵架，我说我要去汽车旅馆，他说不安全呀，天太晚了，我开车送你吧——中国男人在这种情况下会说，这么晚你去哪儿啊，闭嘴，别胡闹了——而他真的是打算开车送你去。你就觉得自己撞了个墙，那个墙是橡皮的。

　　后来渐渐发觉，有不快你最好表达出来，不要用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最好用语言告诉他，而且不要带情绪，摔摔打打的。现在我会直接跟他说任何想法。”

　　从最初的男女矛盾、文化矛盾引起的误会与争论，到如今，白皮肤蓝眼睛的先生已经被她感染着看完了英文《红楼梦》，正在看中文版。这当中的磨合之道，严歌苓说来无非一句话：“宽容宽容再宽容，妥协妥协再妥协。”

　　“生活中，我不太善于社交，包括媒体。我烧菜特别好……只要是一个人工作的事，我就很擅长。或者是跟某个人结为朋友，我就非常依赖她们，但泛泛之交，我就觉得非常吃力。”

　　或许所有的天才都是如此，在不需要和别人配合的时刻，总能获得许多欢乐愉悦。张爱玲、三毛……这个名单里，你还可以添上许多。

　　“我不是一个很定性的人，有很多不切实际的主意：想做一个很好的厨师，开一个小餐厅，只给朋友来吃；想制作一部绝对不妥协的，我自己的电影；到法国、日本去住一两年，养一群斑马……”

　　是，她依然有这么多的好奇心，每一个好奇，都是向生活发出的一次询问：生命还有没有更大的、更多的可能性？而生活里她原来是这样平凡普通的小妇人，写作、看书，晚上做饭，夜晚看一部好电影，做为对自己一天的犒劳。

　　可是她不觉得生命乏味。因为，“写作每天都是在写向未知啊。特别是小说写到一半，根本不是你左右他，而是他在左右你，他们要干什么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时候非常痛快。

　　我的笔是每天都不能预期的。除了这个，我的一切都可以预期。”

　　她的书房，她的电脑，她的铅笔，就是她向未来飞去的羽毛。

　　这么多年，从未停止。

　　相关评价：

　　陈晓明

　　我以为中国文坛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严歌苓的写作，这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彩。她的小说艺术实在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她的作品思想丰厚，她笔下的二战，写出战争暴力对人的伤害，生命经历的磨砺被她写得如此深切而又纯净。——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陈晓明

　　雷达

　　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著名评论家雷达

　　中国式伦理文化中的“恕”与“亲”，被创作惯性遮蔽了近百年，却被《小姨多鹤》这部作品艺术地激活，并赋予恤暖与柔情的光晕，带有我们久违了的经典文品。

　　严歌苓有如此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长篇小说，是我们今天对汉语文学持有坚定信心的理由。—— 著名评论家雷达

　　梁晓声

　　与我们的一些作家经验式的写作不同，严歌苓的语言里有一种“脱口秀”，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著名作家梁晓声

　　贺绍俊

　　严歌苓为人物设计了基调，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意志，走了自己的路，这种未知是阅读中最有魅力的。——著名评论家贺绍俊

　　纽约时报书评

　　一段跨世纪的对话，对人心善恶的不可预知做了一场巧妙的探索。——《纽约时报书评》

　　泰晤士报

　　严歌苓

　　一位不凡的女作家，一个令人惊奇的故事。——《泰晤士报》

　　旧金山纪事报

　　借着平易但有力的文章，严歌苓描绘了令人震惊的暴行与感官欲望。——《旧金山纪事报》

　　哈金

　　严歌苓是一位杰出的中国旅外作家……这是一本充满野心、情感丰富，且独特的小说。——哈金

　　Abby Pollak

　　严歌苓擅长观察社会百态，她的文字时而让人大笑，时而让人陷入卡夫卡的噩梦里。《赴宴者》既是荒谬的身份错乱闹剧，也是尖锐的社会评论。——Abby Pollak

　　Boey Ping Ping

　　严歌苓的文字美得像诗，在她笔下，无论是食物或水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有了生命。她生动的描述和精彩的故事是绝佳的组合。——Boey Ping Ping

　　（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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