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我们需要高贵的精神

　　一

　　这确实不易描述。困难不仅在于因缺乏体验导致的倾听困难，而在于人的气质离得太远。从取道到语言，传递是困难的。

　　是关于高贵的话题么？也可能它更接近“尊严”。反正这个范畴包含着一批汉语词汇，但是似乎个个都语感不足。

　　汉语特殊而丰富。或许是由于词汇富足得溢出，反而导致了份量的减弱？不知道。我经常体会到汉语的美感；但我也时时觉察到，似乎它存在着一种份量的平均化。

　　我需要一个——它处用则不宜、此处一字如钉的语词。哪个汉语单词最能传达这些含义呢？

　　是高贵？尊严？贵族气度？上品的资质？是不可冒犯的习惯？是一种天性中的优越感？

　　我选不出。没准，在这一类语词里，外语的选择会比中文好些。就象街上的老外，无论黑白，他们大步走来，表情明朗，眼睛直视。一般说来，比起东方来，他们不那么费猜和暧昧。

　　是愤怒的权利么？

　　不，最醒目的、穷国小民和列强国民的区别，往往是愤怒的表现权。我们经常看到列强的公民在签证处、在宾馆和飞机场、在一切服务业的前沿地带，大发雷霆大光其火。

　　而穷人不能那样。除非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穷人轮上浩劫也过上节日，那时可以表达愤怒，甚至可以恣情发泄。但是在平日里，穷人总是考虑退路，考虑不成之后的次之、再次之和最恶的可能。穷人不发怒。

　　是拒绝的勇气么？

　　在这个文化里，我们有拒绝的古典，罗列着一个个绝对的例子。许由对王位禅让的拒绝，陶渊明对五斗米俸禄的拒绝，关云长对上马金下马银的拒绝……只是，拒绝的人早已牺牲。面对不洁的利益，安享的人青春不误，购车置屋，成了人们艳羡的标的。——民族的精神，就是如此地分裂着。

　　或者，是歧视和自尊的矛盾么？满街的外省工人潮水般涌入城市，就如外籍打工者涌入美国和日本。北京话本来粗糙；居然还让“谢绝河南人”等标语贴满电杆。在白纸黑字的证明之下，歧视的癌，正在蔓延。

　　但我观察的，只是河南或哪里的打工者。

　　腐败的权贵不足为训。对我来说，唯底层如蚁的小民，唯他们的自尊与否，才有巨大的意义。

　　谁会为我们解说？饱暖或餍足是不够的，富裕或财富是不够的——确实还存在更高的形式。确实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活下去的同时，怎样做才能保住生的尊严；微渺的流水日子，怎样过才算有过生的高贵。

　　这是很暧昧的事；人的生存可以奢富至极，也可能穷窘潦倒，但在形容不出可是看得见的地方，有着一条不容侵犯的界限。

　　依然是一个精神的，关于人的气质的话题。

　　仍然是争论各方都无视的、民族精神的高贵与否的问题。是的，就是它，它比经济大势、比是非成败，更影响着我们的未来。

　　二

　　如今议论这些使人害臊。喘息挣扎在黏稠的人群，你自己先觉察到不合时宜。如今人只有在撒谎时才偶尔提及正义。如落后的标志、如墙上剥落的旧标语般的正义，正静静地被罚在一边。每一个路人瞟过的眼神，都含着一丝嘲意。时代已经改变，没有谁对它顶礼，也没有多少人为它守节。

　　更高的标准在别处；传说在那儿，有社会进步的方向。

　　从研究院到讨论会，从杂志到电视，从精英到蠹虫，从感觉到语言——这些地方都是当今智识阶级抢占的滩头。不仅在西方中心获得了理解，它们还正被渲染成第三世界的声音。

　　法农说，殖民地奴才喜欢偷窥主人的街区，他们的梦想就是拥有。真是如此。翻翻书，若干年来，中国文人不过一直在絮叨着如此的奴才梦。他们反复地写：我仇恨因为我没拥有，我伟大地拥有了，我甚至拥有主子的老婆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承认奇迹？为什么还不给我诺贝尔奖？

　　所谓高贵，就是不能忍受这种天一热就孪生的、苍蝇老鼠的道路。哪怕它接着轨，是全球化的道路。只要有一丝气在，人就不与苍蝇为伍。今天仍有这样的人，他们轻蔑地听着鼎沸人声，拒绝与这一边同路。

　　不平比比皆是，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大家虽然都喊叫着看见了，可就是不做动作。由于油滑，更由于压力和民族传统的教育。偶尔跳到街头的抗议，往往是滑稽的。慢慢地，大家都毕了业，学会了看客的轻松姿势。

　　所谓高贵的人，他们的怀里并没有多一把刀。他们的特殊之处，不过就是从卑鄙的旁观中愤怒地跳了出来，如电子街头的石秀。

　　高贵不仅是天性，也是修养的结果。本质的行走，会督促途中愈来愈认真的求学。象刀刃的蘸钢和打磨，刀的质地，要求摒绝浮躁和单薄。

　　这不是小说中伪造的贵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遇罗克启发的，是平民的尊严，是可能潜伏底层的高贵。同样，对遇罗克的忏悔，也决非干净的回想录，而是接续他与特权主义的对峙。我们对过去（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一环而已）的最彻底反省，就是对歧视人权的血统论的永不媾和的宣战。

　　高贵的精神所以难得，是因为在获得高贵认可的同时，人还必须承担责任。是的，在我们这个族群，在这个黄色的如巨流之浩荡的群众里，最难求的品格就是承担责任。

　　正因此不避难的谭嗣同才被怀念不已。奢谈什么大任于斯，人不一定都命定着——哪怕一抔一握的事业。并非什么机遇难逢，多数人都回避了——该他完成的那一件事。只剩下了谭嗣同；他们是百年一现的高贵之化身，不避一己的流血流言。他们注定要为历史承担责任。于是历史为之剧化，时代的巨钟，被一头撞响了。

　　三

　　街上流行什么？考据派利用资料、留洋、图书、圈子——所有都市的条件，用权威的口气为现实提供证据。海派则——他们迫不及待地呼唤着：到田野去呀，去发现百姓的秘密！

　　考据派和海派，都有着时髦的八十老者、贴“导师”标签的中年、如贼一般时刻窥探利害的新人。他们已是多层次、多学科的挖掘梯队，举着铲子镐头，对着文化的矿藏。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他们的讲解尤其恬不知耻。他们是新潮的特种部队，比美国电影的野战排还要凶恶。野战排不过杀人而已，他们却侵犯民众的内心！

　　还有另外的种种。

　　法农讽刺的，我们还看惯了——在帝国母鸡的院子里，“文化会议的桌子上，大讲着西欧价值的特殊及丰富。”这种桌子比法庭还具裁判的权威。中国的知识人的小算盘是：你尽可吹嘘你的价值高，而我要在这价钱更高的讲坛，宣传我的存货，它也特殊而丰富。我要强调：我正在为诗而受难，我已经有家难归，所以才漂泊在西欧北美！

　　在荒凉的此岸，在穷苦的故国，在真的苦难和诗共存的现场，牺牲已不知祭献了多少回，民众已不知经历了多少事。已经不知有多少——使青年和民众激动的诗，流行过，又消失，再出现——扮演英雄的诗人不敢说：在穷而无言的故国，诗从来没有绝迹。

　　生存永远比表演更难。在中国活着——这件事本身，就可能是一件尊严和高贵的行为。

　　当我也一只脚踩在那边，当我也坐在那些“文化桌子”边的时候，我看见了——伪装的苦难。我暗暗惊愕，终于不能忍住恶心，我拔回了自己的那只脚。不，连苦难都可以当做化妆，还谈什么高贵。

　　中国的文学和学术，它们的气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是历史的产物。在半殖民地，富足和教养属于少数买办。在全新时代，也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里有生存的规矩，在这条边界上无道德可言。自然，也没有留给高贵精神的多少余裕。

　　偏偏中国孔夫子又特别指出，要“行己知耻”。一年年地，见的多了，我总觉得孔圣人的这条遗训，简直是对中华文明的讽刺。太久了，在漫长的淘涮之后，已经不能追究——“无耻”的起源。

　　四

　　我也奇怪，自己怎么就成了中国人。现在不管我怎么躲闪，不管我怎么化妆，人们一眼就把我的尾巴看见，到处有人揭发我“危险的”胡人本质。

　　无奈体验的件件事情，大多只是一些象征。议论的深浅，手段的下流，都不足为道。我们不过想摸索——文明在危难时的姿态，不过想寻找——第三世界的、高贵的文化表达方式。虽然它只象一丝沙漠中的声音，掠耳消逝了——它曾带着我们，向着一种人的理想跋涉过。何况还有具体的努力，它们也并非那么不具意味——我们对自己设定了的原则，实行了知识分子的自律。在他们醉生梦死时，我们在探究文明的阐释权，在尽力学习多种专业知识。目的是一种呓语么，我们企图打破——书斋学术对文明主人的话语压迫。如同一群步行的吉诃德，虽然连瘦马和名号都没有，赤着手，缺乏一支锈矛，但我们幻想着大战风车。

　　鲁迅的一句不相干的话象个谶语：胡风鲠直。一条鱼似的，那骨头其实根本不能和强权一碰，却偏偏天生笔直且刺人。欧洲人爱学孔雀，总炫耀自己的上品高贵。可是，身在中国，人就不能逃出悖论：鱼骨头也是高贵的吗？

　　可能对每个不同的人，所谓高贵和责任都将有所不同。也许做为基本气质的高贵精神，在中国已然变成了幽灵。它徘徊不定，若有若无，跳闪在路左路右，不知愿意为谁显现，也不知它究竟会显现几分。

　　但我又感到——只有沦为中国人，才能感到的尊严。如果我不仅敢于走完独木桥，而且敢于只说一种“桌子”那边听不见的、自己的话。

　　是的，本质的两侧，隔着一套语言。语言如火焰熊熊的大海，浓烈而灼人。当取道的决意下定以后，语言就如涌泉出，给人以洗礼般的新鲜和快意。

　　那一侧，是百年的优势语言，西方精英心领神会的语言。所以，也是通俗的语言——说到底，它使人失去精神的独立。而这一边呢，不过是些心里话。

　　我眺望着语言，久久陷在难言的感动里。

　　骑着自行车我倒腾着新到的邮件。我喜欢在这样的顺路上解决邮件问题。慢慢的边走边看，在一个个垃圾筒旁停住。先扔掉不用拆开的无聊邮件，再扔掉浏览过的杂志。然后一封封把信看完，随手留下要回复的，其余的扔掉。到家后，我马上处理掉那几页回信。

　　剩在案头的是要藏好留存的信——虽有多少的例外，但差不多每一次，宝贝般收好的，都是些甘青新、西海固、老蒙古。昨天我忍不住在自行车上笑了起来，这回的来信居然满纸波斯国的蝌蚪文，讨论苏菲诗歌里“dilbar（单数） /dilbaran （复数）”、也就是“情人和恋人”的区别。

　　不，我已经不打算自救。回忆着我微型的语言史，我庆幸自己被恩惠的往事，庆幸自己危险的倾倒。我不由笑了。读着，与人讨论着神秘的诗句，满纸抄着波斯或维吾尔的dilbar 、dilbaran，我窥见了自己的倾向。

　　时至如今我已经可以自信了：不管过得多么荒唐，我只会忠于自己的气质。无论是做为文章的我，还是做为人的我。

　　处理一己是容易的。而大家的问题，则是大家共有的。没有任何必要杞人忧天，一切都遵循神秘的规律。高贵的遗产，或许已经湮没了，高贵的未来，也许还刚刚在新生。

　　（编辑：白俊贤）

注：本网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凡本网转载的文章、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资料，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

查看更多>>
上一篇：迟子建：灯祭 下一篇：阎连科：一个人的三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