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苏珊·桑塔格：文字的良心

译：黄灿然

　　苏珊·桑塔格，1933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93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她是美国声名卓著的“公共知识分子”，与西蒙娜·波伏瓦、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2000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01年获耶路撒冷文学奖，2003年获德国图书大奖——德国书业和平奖。2004年12月28日病逝于纽约。

　　以下这篇《文字的良心》是苏珊·桑塔格获耶路撒冷文学奖之后，于2001年5月9日在耶路撒冷发表的演说。

　　我们为文字苦恼，我们这些作家，文字有所表。文字有所指。文字是箭。插在现实厚皮上的箭，文字愈有影响力，愈普遍，就愈像一个个房间或一条条隧道。它们可以扩张，或塌陷。它们可以充满霉味。它们会时常提醒我们，其他房间，我们更愿意住在或以为我们已经住在那些其他房间，可能存在着一些我们丧失居住的艺术或居住的智慧的空间。最终，那些充满精神涵义的容量，由于我们再也不知道如何去居住，于是被弃置，用木板钉上、关闭。

　　例如，我们所说的“和平”是指什么？是指没有斗争吗？是指遗忘吗？是指原谅吗？或是指一种无比的倦意、一种疲劳、一种积怨的彻底排泄？

　　我觉得，大多数人所说的“和平”，是指胜利。胜利在他们那边。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和平”；而对其他人来说，和平则是指失败。

　　原则上，和平是大家所渴望的，但是，如是和平需要放弃合法权利，如是这种不可接受的观念为大家所接受，那么最貌似有理的做法将是诉诸少于全部手段的战争。这样一来，呼吁和平就会让人觉得如果不是欺骗性的，也肯定是不成熟的。和平变成一个人们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居住的空间。和平必须再移居，再开拓殖民地……

　　而我们所说的“荣誉”又是指什么呢？

　　荣誉作为检验个人行为的严厉标准，似乎已发球某个遥远的年代。但是授予荣誉的习惯——讨好我们自己和讨好彼此——却继续盛行。

　　授予某个荣誉，意味着确认某个被视为获普遍认同的标准。接受一个荣誉意味着片刻相信这是一个人应得的。（一个人最应说的合乎礼仪的话，是自己配不上。）拒绝人家给予的荣誉，则似乎是粗鲁、孤僻和虚伪的。

　　通过历年来选择授予哪些人，一个奖会积累荣誉——以及积累授予荣誉的能力。

　　不妨根据这个标准，考虑一下其名字备受争议的“耶路撒冷奖”，它在相对短的历史中，曾授予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些最好的作家。虽然根据任何明显的标准，这个奖都是一个文学奖，但它却不叫做“耶路撒冷文学奖”，而叫做“耶路撒冷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奖”。

　　获得这个奖的所有作家都曾真正致力于“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吗？这就是他们——我现在必须说“我们”——的共同点吗？

　　我不这样想。

　　他们代表着一个覆盖面很大的政治意见的领域，不仅如此，他们之中有些人几乎未曾碰过这些“大字”：自由、个人、社会……

　　但是，一个作家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作家是什么。

　　作家们——我指的是文学界的成员们——是坚守个人视域的象征，也是个人视域的必要性的象征。

　　我更愿意把“个人”当成形容词来使用，而不是名词。

　　我们的时代对“个人”的无休止的宣传，在我看来似乎颇值得怀疑，因为“个性”本身已愈来愈变成自私的同义词。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赞扬“个性”和“自由”，是有其既得利益的。“个性”和“自由”可能只不过是意味着无限扩大自我的权利，以及逛商店、采购、花钱、消费、丢弃过时东西的自由。

　　我不相信在自我的培养中存在任何固有的价值。我还觉得，任何文化（就这个词的规范意义而言）都有一个利他主义的标准，一个关心别人的标准。我倒是相信这样一种固有的价值，也即扩大我们对一个人类生命应是什么的认识。如果文学作为一个计划吸引了我（先是读者，继而是作家），那是因为它扩大我对别的自我、别的范围、别的梦想、别的文字、别的关注领域的同情。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文学的创造者，我既是叙述者又是反复思考者。各种理念牵动我。但长篇小说不是由理念而是由形式构成的。语言的各种形式。表述的各种形式。我未有形式之前，脑中是没有故事的。（诚如纳博科夫所言：“事物的样式先于事物。”）还有——不言明或默认——长篇小说是由作家对文学是什么或可以是什么的认识构成的。

　　每个作家的作品，每种文学行为，都是或等于是对文学本身的阐述。捍卫文学已成为作家的主要题材之一。但是，诚如王尔德所说，“艺术中的真实是，其对立面也同样真实。”我想套用王尔德这句话说：文学的真实是，其反面也同样真实。

　　因此，文学——我是用约定俗成的说法，而不单是描述性的说法——是自觉、怀疑、顾忌、挑剔。它还是——再次，既是约定俗成的说法，又是描述性的说法——歌唱、自发、颂扬、祝福。

　　有关文学的各种理念——与有关譬如爱的理念不同——几乎问题在对别人的理念作出反应时才提出来。它们是反应性的理念。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有这个印象，也即你们——或大多数人——是这样说的。

　　因此我想让出一个空间，给一种更大的热情或不同的实践。理念发出许可——而我想许可一种不同的感情或实践。

　　我说这而你们说那，不仅因为作家们有时是专业抬杠者。不仅要纠正难以避免的不平衡或一边倒或任何具有制度性质的实践——文学也是一种制度——还因为文学是一种根植于各种素来爱反驳的强烈愿望的实践。

　　我的观点是，对文学作出任何单一的定义，都是不真实的——也即简化的；只不过爱争辩罢了。要真实地谈文学，就必须矛盾地谈。

　　因此：每一部有意义的文学作品，配得上文学这个名字的文学作品，都体现一种独一无二的理想，独一无二的声音。但文学是一种积累，它体现一种对于多元性、多样性、混杂性的理想。

　　我们可以想到的每一个文学概念——作为社会参与的文学、作为追求私人精神强度的文学、民族文学、世界文学——都是，或有可能变成，一种精神满足或虚荣和自我恭喜的形式。

　　文学是一个由各种标准、各种抱负、各种忠诚构成的制度——一个多元制度文学的道德功能之一，是使人懂得多样性的价值。

　　当然，文学必须在一些界限内运作。（就像所有人类活动。惟一没有界限的活动是死亡。）问题是，大多数人想划分的界限，会窒息文学的自由：成为它可以成为的东西的自由，以其一切创造性和能力令人流动不安的自由。

　　我们生活在一种致力于使贪婪一致化的文化里，而在世界广阔而灿烂的多样性语言中，有一种语言——我讲和写的语言——现已成为主导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以及在世界众多国家数量庞大的人口中，英语扮演了拉丁语在中世纪欧洲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随着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全球化、跨国界的文化中，我们也陷于真正的群体或刚自命的群体日益分化的要求中。

　　那些古老的人文理念——文学共和国、世界文学——正到处遭受攻击。对某些人来说，它们似乎太天真了，还受到它们的源头的玷污。该源头正是欧洲那个关于普遍价值的伟大理想——某些人会说是欧洲中心论的理想。

　　近年来，“自由”和“权利”的概念已遭到触目惊心的降级。在很多社会中，集团权利获得了比个人权利更大的重量。

　　在这方面，文学的创造者所做的，绝对可以提高议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可信性。即使当文学的创造者把他们的作品用于服务他们所属的群体或社会，他们作为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也有赖于超越这个目标。

　　使某一作家变得有价值或令人赞赏的那些品质，都可以在该作家独一无二的声音中找到。

　　但是这种独一无二是私自培养的，又是在长期反省和孤独中训练出来的，因此它会不断受到作家被感召去扮演的社会角色的考验。

　　我不质疑作家参与公共问题辩论，与其他志趣相投者追求共同目标和团结一致的权利。

　　我也不觉得这种活动会使作家远离产生文学的那个隐遁、不合常规的内在场所。同样地，几乎所有构成过丰盛人生的其他活动，也都无可非议。

　　但是，受良心或举的必要性驱使，自愿去参与公共辩论和公共行动是一回事，按需要制造意见——被截取片言只语播放出来的说教——则是另一回事。

　　不是：在那儿，做那个。而是：支持这，反对那。

　　但是一个作家不应成为生产意见的机器。诚如我国一位黑人诗人被其他美国黑人责备其诗作不抨击可恨的种族主义时所说的：“作家不是投币式自动唱机。”

　　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文学是一座细微差别和相反意见的屋子，而不是简化的声音的屋子。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抢掠者。作家的职责是让我们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充满各种不同的要求、区域和经验。

　　作家的职责是描绘各种现实：各种恶臭的现实、各种狂喜的现实。文学提供的智慧之本质（文学成就之多元性）乃是帮助我们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永远有一些别的事情在继续着。

　　我被“别的事情”困扰着。

　　我被我所珍视的各种权利的冲突和各种价值的冲突困扰着。例如——有时候——讲出真相并不会深化正义。再如——有时候——正义的深化可能需要压制颇大部分的真相。

　　二十世纪最瞩目的作家，有很多在充当公共声音的活动中，为了深化他们认为是（在很多情况下曾经是）正义的事业，而成为压制真相的同谋。

　　我自己的观点是，如果我必须在真相与正义之间作出选择——当然，我不想选择——我会选择真相。

　　当然，我相信正当的行动。但作家是那个行动的人吗？

　　有三样不同的东西：讲，也即我此刻正在做的；写，也即使我获得这个无与伦比的奖的东西，不管我是否有资格；以及做人，也即做一个相信要积极地与其他人团结一致的人。

　　就像罗兰·巴特曾经说过的：“……讲的人不是写的人，写的人不是那个人自己。”

　　当然，我有各种意见，各种政治意见，其中一些是在阅读和讨论以及反省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来自直接经验。让我跟你们分享我的两个意见——鉴于我对某些我有一定直接见闻的问题所持的公开立场，因此我这两个意见是颇可预料的。

　　我认为，集体责任这一信条，用作集体惩罚的逻辑依据，绝不是正当理由，无论是军事上或首先上。我指的是对平民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器；拆掉他们的房屋和摧毁他们的果园或果林；剥夺他们的生计和他们就业、读书、医疗服务、不受妨碍地进入邻近城镇和社区的权利……全都是为了惩罚也许是甚至也许不是发生于这些平民周遭的敌意军事活动。

　　我还认为，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而不是推迟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

　　我敢说，我这两个意见获得这个大厅里很多人士的认同。我怀疑——用美国一句老话——我是在对教堂唱诗班布道。（泽注：意为多此一举。）

　　但我是作为一位作家持这些意见吗？抑或我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然后利用我的作家身份，为持相同意见的其他声音添上我的声音？一位作家所能产生的影响纯粹是附加的。它如今已成为名人文化的一个方面。

　　就一个人未直接广泛体验过的问题散播公开意见，是粗俗的。如果我讲的是我所不知道或匆促知道的，那我只是在兜售意见罢了。

　　回到开头，我这样说是基于一种荣誉。文学的荣誉。这是一项拥有个人声音的事业。严肃的作家们，文学的创造者们，都不应只是表达不同于大众传媒的霸权论述的意见。他们应反对新闻广播和脱口秀的集体噪音。

　　舆论的问题在于，你会紧跟着它。而无论作家何时行使职责，作为作家他们永远看到……更多。

　　无论是什么，总有更多的东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总有别的事情在继续发生。

　　如果文学本身，如果这项进行了（在我们视野范围内）近三千年的伟大事业体现一种智慧——而我认为它是智慧的体现，也是我们赋予文学重要性的原因——那么这种智慧就是通过提示我们私人和集体命运的多元本质来体现的。它将提醒我们，在我们最珍视的各种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着互相矛盾，有时会有无法克服的冲突。（这就是“悲剧”的意思。）它会提醒我们“还有”和“别的事情”。

　　文学的智慧与表达意见是颇为对立的。“我说的有关任何事情的话都不是我最后的话。”亨利·詹姆斯说。提供意见，甚至改正意见——无论什么时候被要求——都会使小说家和诗人的看家本领变得廉价，他们的看家本领是省思，是感受复杂性。

　　资讯永远不能取代启迪。但是有些听起来像是资讯的东西（如果不是比资讯更好的东西）却是作家公开表达意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我指的是被告知消息的条件，我指的是具体、详细，具有历史厚度、亲身体验的知识。让其他人，那些名人和政客，居高临下对我们说话吧；让他们撒谎吧。如果既做一位作家又做一个公共的声音可以带来任何好处的话，那就是作家会把确切表达意见和判断视为一项困难的责任。

　　舆论的另一个问题。舆论是自我固定化的中介。作家要做的，则应是使我们摆脱束缚，激励我们。打开同情和新举的场所。提醒我们，我们也许，只是也许，希望使自己变得跟现在不同或比现在更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改变。

　　就像红衣主教纽曼所说的：“在一个更高的世界，那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我们这下面，要活着就要改变，要完善就要经常改变。”

　　我所说的“完美”又是指的什么？我不想尝试解释，只想说，完美让我笑。我必须立即补充，这不是讽刺，而是怀着喜悦。

　　我很高兴能够获得“耶路撒冷奖”。我接受它，是把它当成给予所有那些致力于文学事业的人士的荣誉。我接受它，是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有争取创造由独一无二的声音和多重性的真相构成的文学的作家和读者致敬。我接受这个奖，是以受伤和受惊的人民的和平与和解的名义。必要的和平。必要的让步和新安排。必要地放弃陈规俗套。必要地坚持对话。我接受这个奖——这个国际奖，由一个国际书展赞助——是把它当成一次尤其是向文学国际共和国表示敬意的活动。

　　（编辑：王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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