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德彬:不被时代改变

2018-07-11 23:52 编辑:闻如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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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德彬十几年前就有了联系。那时他还在校,已经开始试着写作。此后几年联系不多,倒是常看见他的文章。我毕业两三年后,到报社工作,编一个充斥着父亲母亲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文学副刊,而德彬那时刚走出校门不久,正面对人生的选择。我们在论坛上认识,后来加了QQ。其实我们的经历极为相似,都不善于考试,都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都是来自普通家庭,通用的几种游戏规则对我们来说都已闭合,困顿可想而知,这也让我们都沾染了不同程度的偏激,对人与事抱有怀疑和警惕。现在想来,偏激或许更能抵达真相,这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种认知方式。而和稀泥式的理性,终归显得无聊且油腻。

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现在想来,还有什么能比谋生更让人疲惫?越陌度阡,穿街越巷,去为生计奔走。刚毕业时,德彬在某局给领导写材料,属于“编外人员”——这种有年代感的词汇,将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显得愈发荒唐。在这种处境之下,德彬见识到了前所未有的悖谬。出力最多,却拿着最微薄的工资,而且这还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现实早就超出了一个年轻人的想象。稍有点头脑的人,都会问一句为什么,没有答案,很多人也从来不想这个问题,循着惯性,默默向前行进,就这样,一生很快就会过去。

像德彬这样的人当然不会甘心。有些问题,是环境所迫、进而想明白的,而他靠自身的聪明,也能想到未来是什么,然而,“目的是有,道路却无”,他所面临的困惑,也正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困惑。如果不是大学扩招,我们这种学渣也许不会出来上学,心也不会这么高,或许在村里早早就结婚生子,重复父辈的命运。但我们也会感谢这种际遇,如果不出来,我们也不会知道,人生还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活法。想要抵达不同的活法,却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愿景,我眼见着许多人在挣扎,但没多久就放弃了。

那时我们唯一的爱好就是写作,德彬有时写到深夜,在绝望中的抵抗。在他早年的作品中,散文占了多数,一两千字的短章已经显现出不俗的面貌。他不求全,偏向于“断章取义”,截取横断面,把那些肌理呈现给读者看。他在细节上的驾驭能力,已让他完成了写作的原始积累。

后来,德彬辞职,远走深圳,先是考研,随后在深圳的报社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已专事写作。我辞职写作的时间比他稍早一些,据说他是受到了我的蛊惑。听说在辞职后,他父亲还抱怨他不该去考研,“还是给局长写材料有前途。”德彬委婉表达了自己的处境,父亲却说:“熬着,熬着就能转正。”这种观念在鲁国故地很有代表性,老父亲怎会知道,他笃信而又恪守的东西,已经是陈迹,而德彬只能选择默不作声。这些年来,我们只在北京有过匆匆一面,而后他又回到南方,陆续传来他在南方的消息。

毫无疑问,他面对社会是节节败退的,我也一样。在工业时代,人人都成为社会机器的零部件,个性面临着湮没的危机,想要保留自己的个性,那必然是个不合格的零件,从这个角度来说,头上长角,身上有鳞,不如人家顺溜,败得也无话可说。

最终退无可退,我们各自退回家宅之中,向壁而战。这让我想起了佩索阿的失败,这个来自里斯本的会计,一生都是失败的,我在一篇随笔里说佩索阿是“办公室隔断里的项羽”,他的一生毫无世俗意义上的功业可言,只有默默领受着失败,他虽败犹荣。

在读到欧阳德彬的散文集《城市边缘的漫步》时,我在文本中看到了一个初到城市的年轻人形象,他在巨大的钢铁交通工具驮载下,缓缓停靠在目的地。透过车窗外丛林般的吊车臂,他望见了这座恢弘的城市,震惊之余,他茫然若失。那一刻,他所携带的乡土经验仿佛轰然塌陷。为了进入城市,初来乍到者必须先进行痛苦的身份剥离,恍若重回孩提时代。他在书中写到了这种感受:“这是一座精巧的城市,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只晓得团簇的路灯如含苞欲放的牡丹,橙红的灯光辉映着行人和车辆的脸,我忘记了来这里的初衷,来这里的时间,所有的规则开始模糊不清。”这种“模糊不清”的精神体验,就像万物初生之时的混沌,就像宇宙大爆炸的“奇点”,一切都不确定,又都满怀新生的喜悦。他是逃离而来,逃离旧日按部就班的沉闷生活,逃离麻木而又荒唐的人群。重新开始的焦虑,也已被闯入新世界的兴奋所冲淡。

德彬的中短篇小说也多以城市为背景。他笔下的地名“鸟城”频频出现,还有穷学生张潮、王姝,大学教授老茂等人物出场。应该说,张潮的身上有德彬的影子,他把自身的遭际投射到小说里。在小说《纸蝴蝶》中,鸟城大学的教授出口成章,“每一句话都带一两个专业词汇”,看上去煞是厉害。这教授刚刚还在课堂上卖弄高雅,下了课就和女学生王姝去开房了,像这类道貌岸然的人物,德彬从来不留情的。张潮喜欢用自制的陶罐封存蝴蝶标本,这似乎是对往昔记忆的祭奠。后来王姝说在老家捕到了一只蝴蝶,要做成标本寄给张潮,张潮收到的蝴蝶,却是一张鲜红的蝴蝶剪纸。张潮将这只蝴蝶封存在陶罐中,残酷而又不乏旖旎的往昔岁月隐入黑暗,他和王姝的感情也是无疾而终。而在《夜茫茫》中,张潮和王姝又成了同一个单位的同事,他们的感情还在城市的暴雨中扑朔迷离,他们两人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德彬的小说中,王姝出现又消失,名字虽一样,却已是另有其人,而张潮却还是那个张潮。在王姝的身上,叠加了若干女性的影子,她们不乏对生活的美好希冀,却又被体制标准和物欲所包裹。这些情节,应该是德彬早年情感生活的投射,为时代做了密密麻麻的注脚。

他对权威、规矩、标准……这些东西漠不关心,并非不通世故,而是通彻之后的自觉疏离。他已经不像个山东人了,他的还乡之路,已然关闭,背离桑梓是时代的流动和纷乱,也是个体的精神选择。

而且,他对套公式般的小说也是嗤之以鼻的。试想,有哪个写作者会在写小说之前摆开姿态,像个气功师一样开始运气——“我这篇小说要探究人性的深度”、“我这篇小说要关注一下底层”,恐怕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写作并不是一件高雅体面的事,如果他不写作,他将不知所措。像我们这种人,脸皮太薄了,很难流里流气、嬉皮笑脸地去混世。应该说,德彬和我一样,都该感谢写作,是写作保护了我们人格的独立,让我们退回到了自己的内心,不必去迎合任何人。在这个令人目眩的时代,还不至于迷失。一个人守着一张桌子,还可以安安静静地独处,自己给自己做主,这应该是最为惬意的。写作的意义真有这么大?只有失败者才会这么想。在这样的时代里,失败也不那么可耻,到处通吃的赢家才是最可耻的。

好在我们的抵抗都有了不大不小的结果,日子也并没有因为漂泊而止歇,生活仍在继续。我想,德彬有信心将写作进行到底,在那座城里,德彬有自己的工作室,每天他都要从住处到工作室去,穿过南方的阔叶花木,开始一天的写作。

他的写作也不想改变这个时代,他能做到的,就是不被时代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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