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小说《黑色星辰》：笔尖上的人性对决

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反腐成果累累，人们拍手称快，也不乏“一声叹息”。比起反腐败斗争的丰富性生动性复杂性，当下反腐题材创作并不相称。究其原因，在于一些作品过分纠缠在腐败案件本身，以事件代替了文学的人性勘探，切入点也相对单一。尽管在“文学是人学”这句话面前，人们可以像对待任何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学定义一样提出种种挑剔，但毕竟还得承认是它一语道破了文学的本质。一部文学发展史，正如丹纳所说的，就是一部不断地向人类精神深度开掘的历史。文学价值等级的每一级，都等于人性开掘的等级。如何使反腐题材的创作渐入佳境，在人性上探幽抉微，是摆在作家面前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方面有时能够从军旅创作获得一些借鉴。军旅创作，新时期如有突破的话，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大胆触及军内矛盾，像《高山下的花环》，大胆写了边疆战争打响后，上头却要将高干子弟赵蒙生调出作战部队，牺牲的只有梁三喜、靳开来等“高粱花子”农村出身军人，军内矛盾这种尺度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就是对军人的人性刻画。《西线轶事》之所以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在于细致描写了战争中的女性美，就连写越南女兵也没有脸谱化。这两个方面的突破使军旅文学在新时期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反腐题材，开始大家都在比“尺度”，腐败分子写到什么级别，从省部级到副国级，甚至更高，不能说这样的写作不需要，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宏大叙事。写办案人员纪检干部，和对立面的腐败分子，从人性的角度挥洒笔墨者却寥寥无几。读了阿满的这篇小说，引发我这方面一些感想，就是反腐小说要想拓宽空间，要想增强文学性，向哪个方面去努力？小说给出了一个较满意的回答，也是小说的成功之处。

小说中的主人公苏梅，一个基层纪检干部，在“黑色星辰”行动中，她的侦察对象是常务副市长李明涛。苏梅和李明涛以及李的老婆杨兰三人都是一个村一块长大的，这种不同于一般的办案人员和腐败分子关系的设计，为小说深入到人性描写提供了空间。李明涛在乡里的时候曾经是个学习优秀的学生，凭本事考上北大，还是个大孝子。年轻时苏梅对他不仅是崇拜，而且希望和他成为恋爱关系，后来没有走到一起，但是阴差阳错的又到了一个单位。小说特别写了苏梅在办案过程中回了一趟老家，亲见李明涛勤劳节俭以及对父亲的孝敬等，苏梅就一直在想为什么这样的人也会腐败？小说的主线可以说就是苏梅的内心活动。以往一些作品很少有写办案人员内心矛盾的。小说结尾，侦察基本结束，李明涛被拘，苏梅的儿子居然还和李明涛最喜欢的女儿结为了夫妻，苏梅还特别喜欢李明涛的女儿。这些人物关系的设计反映了腐败与反腐斗争的原生态和全部复杂性，因此小说非常有质感。

李明涛这个人物也不是扁平的。他因在农村苦干和成为学霸，最后顺利走上仕途，也有政绩。他之所以最后走向反面，小说写的是因为他看到市长受贿，他被“启发”，恰好爱女在美国生病缺钱，于是咬了商人张老板的鱼饵，张老板为他女儿在美国治病上学付费等等，他跳进黑色利益链当中一发不可收拾，包括养情人的费用，都是通过权力出租获得。他内心防线步步失守的过程小说展现得也比较清晰，不乏一个贪官内心的彷徨。他不安，也讨厌张老板，读者看到的这个腐败分子，不仅有腐败行动的轨迹还有人性异化的轨迹。从而，作品的主题能够从一般的政治性的主题，上升为从人性高度解读腐败，从权力制约的角度警示读者。小说虽未选择宏大叙事，但确实对于反腐败小说的空间是个拓宽，使反腐败小说真正走在文学的路上，防止成为一般概念的政治小说。没有大尺度，都是日常腐败，同样触目惊心。

人性描写的深度，在于写出了马克思说的“作为禀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他身上存在的”人类本性的“本质力量”。当然作者阿满把握住了政治小说的底线，黑白是分明的。反腐也是战场。被称为人性刻画经典的美国作家梅勒的《裸者与死者》，前苏联拉普列涅夫的《第四十一》都写了战场上敌我双方人性的较量，而不仅仅是武器的较量，但主题无一不是对人性和精神的救赎。反腐小说要想往深处挖掘，也离不开人性描写的深度，文学对于人物复杂的心理机制如果无所作为，就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由是观之，反腐永远在路上，反腐创作刚刚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