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腊生《新世纪农民工书写研究》：在焦虑与关怀中呐喊

2017年9月，江腊生教授的文学评论著作《新世纪农民工书写研究》入选第二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著作类优秀作品。同时，该书还获得江西省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托起这些名誉的，是本书所承载的厚重与深邃：它既有对当下农民工问题的突破性思考，也有对农民工历史的学术性回顾；既有前瞻性的总体研究视野，也有针对性的微观细读分析；既有不同文体书写的文本研究，也有多种文学媒介叙事的论述；一方面是焦虑理论的深入，一方面是人文精神的关怀。它们共同完成对农民工研究的美学探究。

一、关注底层：问题意识与历史观照

“啄木鸟杯”对《新世纪农民工书写研究》的专家推选意见是这样评价的：“该书专注于一个时代的独特文学现象，同时也关注了一个特殊群体的命运，具有填补空白的时代价值，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问题与思考，具有文学与社会学的双重意义。”这一评价说明，该书一个重要的研究价值就在于它敏锐地触及到当下的农民工问题，填补了该问题研究的空白。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开始他们新的工作和生活。那时，他们有一种逃脱农村的解脱感，也有进入城市的新鲜感，还有拿到工资的快乐感和满足感。然而，到了新世纪，他们经过十几年的辛苦努力，发现他们竟然无法真正进入城市，落入进不去城市也回不去或者说不愿回去农村的尴尬。于是，“他们有话要说，有苦要诉，有情要抒，有喜要乐，有歌要唱，有故事要讲”，“有一定文化的农民工有事要写”。在这些文本中，我们看到农民工有“生存焦虑、身份焦虑和精神层面上的焦虑”；当城市化的想象成为一个陷阱，“他们自卑、孤独、甚至仇恨”；当候鸟式的迁徙成为常态，“爱情的结晶成了一种奢侈”，“他们与幸福无缘，与传统无缘”，他们已经漂浮在无依无靠的孤岛上。他们从事低端、繁重的体力劳动，却无法享受公费医疗、养老保险、子女入学等一系列城里人的社会待遇，他们总游离于城市的边缘。当这些问题积蓄在一起，于是，“他们的精神诉求”也发生了“转型”。他们不再像早期那样易于满足，他们需要为孩子上学寻找关系，为无法获取的工资进行维权，为不平等的待遇据理力争。论著梳理了农民工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流变。这些问题和变化成为农民工的焦虑，也成了文学作者与评论家的焦虑，更成为社会的焦虑。因此，该书获得了社会学与文学的双重研究价值。

不仅如此，江腊生教授还把当下问题放到历史的维度中进行考察，防止了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评论认为，农民工书写的“热”与文学传统的“重农”思想，特别是“士人文化下的悯农精神及故土情怀”“一脉相承”；而平民文化中的“物欲意识无疑又是当今农民工书写表现的重要方面”。这些“文化传统和精神传统”到了现代，由于外来文化的入侵，农村的衰败，阶级的革命，农民工进城构成现代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的批判意识浓厚，特别是左翼文学，“他们的创作精神或隐或现地贯穿当代文学史，成为新世纪农民工书写的价值脉络”。到了延安文艺创作，关注农民成为“负载革命政治精神的符号”，十七年文学，人民成为“集体的政治概念”，新世纪的农民工小说透视出来的城乡不公情绪，“自然地与延安文艺以来农民寻求解放的抗争精神想通”。从漫长的历史文化文学中寻找新世纪农民工书写的历史渊源与精神脉络，不仅体现了一个评论家深厚的文学底蕴和宏阔的学术视野，更是一个评论家对现实问题负责任的历史意识的彰显。

立足新世纪的农民工书写，把当下问题意识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正是该书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从历史的视角考量，关注当下农民工文学和农民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现实问题的认知就有了一个尺度，对以后的农民工文学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坐标。

二、深化研究：宏观视野与微观探究

本书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对农民工文学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解读与研究。总体性的研究视野，突破了碎片化研究的不足，而文本细读又使宏观研究得到了支撑，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在宏观研究上，江腊生教授作了一次宏大的叙事研究。首先，在纵向上，该书对农民工书写的美学传统作了历史性的总结：从悯农精神、乡土意识到左翼精神、再到底层意识，构成中国农民工文学书写的历史流变，而这一流变为当今农民工文学的发展与研究提供了参照。其次，从横向看，该书对农民工书写的研究现状做了整体性思考：“文化”化、人文情怀、模式化；对农民工书写的叙事模式做了概括性的归纳：“恶有恶报”模式、“逼良为娼”模式、“弃妇哀吟”模式、“落魄书生”模式、“功成名就”模式。这些研究对农民工文学创作的模式做了宏观的梳理，对农民工文学写作模式的突破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再次，从文本看，该书在研究中不仅关注农民工书写的文本，也关注主流作家书写的文本，同时，不仅关注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文本，还关注其他的文学媒介，如网络文化、文学期刊、农民工影视作品等等。这种全方位的研究态势，大大丰富了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避免了单一评论产生的偏差，而这种平视的研究姿态，对提升农民工的文学创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微观研究上，江腊生教授把功夫放在文本细读研究上。一方面，评论直面打工作家的农民工书写。新世纪以来，农民工以文学的形式书写自己的打工生活体验和自己面临的问题，成为一个显著的农民工文学现象。因此，论著选取农民工作家王十月、王学忠、郑小琼等人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指出王十月的作品具有“原始欲求、仇恨、恐惧的心理书写”，“直面苦难的人性勘探”，叙事上的寓言与意象表达等特色；而王学忠表现出“底层焦虑与抒情伦理”，有“一种广博的悲悯情怀”渗透其中；郑小琼更多的是“亲历书写与个体之思”，诗歌充满主观情绪，也不乏“宏大话语”。他们的作品都直面底层，进行原生态的内心情感和焦虑书写，呈现“作品往往情绪化大于理性反思”的写作态势。另一方面，新世纪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也引起主流作家诸如孙惠芬、贾平凹等人的关注。评论认为，孙惠芬作品中的农民工爱情与城市生活是诗意化的，苦难被消解，而农民工对城市的现代化是质疑的，是一种乡村化的城市；贾平凹展示的是农民工的茫然与无奈，他们的底层爱情幻想，对城市认同的奢望，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左右摇摆”的叙事风格。他们的作品往往将打工生活更多地诗意化和幻想化。不同的作家身份，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写作空间，构成多姿多彩的农民工生活记录，文本细读勾勒出的正是农民工这一生活图景。

宏观地把握农民工书写的历史叙事脉络和整体化系统，拓展了研究的空间，延伸了研究的领域。微观地探究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精神，作品的特色，奠定了宏观研究的基础，强化了文本研究的价值。论著这种宏观和微观研究的结合，使研究树立了立体感，摆脱了研究片面化、表层化的弊端，深化了研究的情感体验，丰富了研究的学术内涵，对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三、升华价值：理论阐释与美学突破

本书认为，“近年来关于农民工书写的研究文本”，“表现出人道主义的精神力量，却少有深入的理性分析”，“较少关注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也“少有关注人性的内心世界”。运用心理学的焦虑叙事理论，关注人、关注作家、关注农民工，关注农民工的心理与精神世界，并析出其美学价值，成为这一理论著作又一突破性贡献。

论著从理论上阐述了焦虑叙事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关系，它“含有忧虑、不安、恐惧、紧张和苦恼的情绪状态”；而霍妮的焦虑是一种“孤立无援的情感”。它们一个注重生命内在“本能层面的焦虑，”一个重视“文化冲突下”外在因素“引起的个体内在世界的焦虑”。不难看出，这些焦虑理论与新世纪农民工的生活状态相契合，同时，焦虑也体现在农民工书写的作家与评论家的身上。就农民工而言，他们表现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焦虑。一方面，生活上，吃穿住行不容易，工作中，工资津贴难保障，处境上，漂泊的身份使得家庭、婚姻矛盾重重，而这一切与他们最初进城的城市化想象完全不同；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在他们身上同样有强烈的表现”，但是他们的价值标准不被城市认同，他们的道德理想在城市出现了失范。这种城乡之间的焦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不时出现的农民工暴力倾向。就作家而言，农民工作家几乎是“我手写我口”的原生态书写，他们在“乡愁、梦想、闯荡、志向”，兴奋与焦虑，理想与痛苦的自我镜像中表述城市神话与陷阱的怪圈，为底层、为自己的焦虑发声；主流作家则以想象性话语，将焦虑集中在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上，对底层的关怀带有“乌托邦冲动”，“拯救”成为他们道德的制高点，因此，他们的焦虑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虚幻与想象化的焦虑。对江腊生教授而言，乡村生活艰难的体验，不断奋争的精神疲惫，社会困境的痛苦突破，都让他的情感浸染着焦虑，并在乡村与城市的守望与激变中，与农民工的城乡生活焦虑产生碰撞，所以，他的评论也带有隐隐的焦虑，为农民工，也为自己，这种焦虑为他赢得了美学上的突破。

这种美学突破首先表现焦虑叙事上。江腊生教授认为，农民工作家真实记录了自己的血泪与悲欢，憧憬与希望，孤独和苦闷，内心的激愤与不满的物质与精神焦虑情绪，以及主流作家关注现实，关注底层，关注人物内心世界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和启蒙拯救意识。这层焦虑叙事突破了最初对农民工生活书写评论的隐忍，是文学审美的一次张扬。在人道主义关怀上，评论认为，当代作家的苦难叙事，“负载着作家的人道主义关怀”，农民工作家则为自己的打工苦难“发出不平则鸣的呐喊声”，“从而达到拯救底层命运的目的”。从灵魂深处拷问生存的欲望与挣扎，更是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当然，对人性复杂性的书写，也是一种美学突破。评论认为，仇恨与见义勇为，保守与宽容，冷静与狂热，理想与愤怒，公平与正义等人性的善恶、人性的困境、人性的劣根，在农民工作品中不时涌现，进而论著从更深广层面分析了历史的悯农精神与现实中“社会的不公，城市对农民的掠夺，文化的病态”等社会现象，将人文精神注入深厚的民本思想。同时，评论从“价值观混乱”、“历史感缺失”、“情绪性过于强烈”、“现实功利与消费底层”等几方面论述了农民工书写的美学缺失，这本身就是一次文学批评的审美提升。江腊生教授对农民工文学的人文关注，表现了一个学者的温暖情怀，我们从他对“农民工书写”的定位“重在对象主体层面，书写当下农民从乡村流向城市，谋取生存与致富的现实与精神状态等创作现象”，就可以看出他的底层悲悯情怀，他用自己的内心世界去丈量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其人文意义真切而温馨。

农民工叙事阐释的焦虑，是人性化的焦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情感温度的释放。江腊生教授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对农民工的悲悯同情，探入人性深处，关注人，关注人的精神世界，这种人文精神，提升了文学的审美内涵，扩大了人文意义研究的空间，赢得了人道主义的现实力量。

本书“展现了当下中国社会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的冲突”与阵痛，剖析了农民工城市想象与乡土情结的矛盾与冲突，探讨了人性的审美焦虑与叙事空间。在评论中，江腊生教授被农民工的苦难所感染，被他们的真情所感动，于是，他不自觉地为农民工的焦虑生活而呐喊，为改变他们的现实处境而大声疾呼，这也是一个优秀而敏锐的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使命感使然。在当今这个激烈转型的社会过程中，物质常常支配着精神，欲望常常支配着心灵，江腊生教授直抵被遮蔽的人性深处的真实状态，其“人性审美”“在文学陌生化的努力中获得了新的空间”。当然，我们更期盼他在今后的文学研究中有更多更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