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另一面：戏称写文章为“放毒”

2018-07-13 12:48 编辑：通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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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手稿

身在辽远的莫斯科，也经常听到这里的中国知识青年谈起早已作古的小说家王小波。往事如烟，在这里，在八千公里之外，他的名字虽然已经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样响亮，也不像在北京时那么耳熟能详，可是又有人好像要故意勾起我的记忆。前一阵，不少人都问我关于王小波的故事，一位上海朋友从圣彼得堡来，问我：“你读过《黄金时代》吗？这个人特别逗吧？我们都快要乐死了！”还有一位是沃龙涅什国立大学文学系的陕西女孩，一到莫斯科就给我打来电话，弄得我哑口无言：“你说，王小波最近还写新书吗？我们那儿有些中国留学生在读他的书。你知道他的近况吗？”我觉得，不能怪罪这位文学青年，因为在俄罗斯，关于中国的资讯当然是要少些，而且一些信息比国内要慢些。但是，毕竟是信息时代了，了解一些情况还是很容易的。至少大家都在选择自己要读的书，并在思考。

王小波身后，出来讲话或者写文章人已经很多了。把崭露头角的人铸成一尊神像的现象，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排场热烈的活动和溢美之词的堆砌，会令王小波和大家在心理上产生疏远感。因为，他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是大家的王小波，又是一个普通的王小波。

在西单初见王小波

我原来住在北京海淀的大学区，认识当地一批摆书摊儿的。他们说话糙，因为文化低，可是这帮人做买卖特会闻味儿，就拿我认识的这个摆书摊儿的来说，就极有市场眼光。我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他把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从摊位下面的纸盒子里拿给我，说：“我瞧完了，最后一本儿，拿走吧，写得真牛。”

我看完了，觉得摆书摊儿的说得没错。职业习惯告诉我这个叫王小波的文字很有功力，我当时所在的杂志社正缺一个擅长杂文和小品文的作者，正四处托人寻访。我心里兜不住事儿，逮着一个能说上话的就叨咕两句王小波。我有一个朋友，叫张动，是京城有名的记者，整天抱着照相机在全国顶风冒雨拍名人。我跟他一说《黄金时代》，再一提作者王小波，他说：“哎哟，这人不会是我中学同学吧？”我赶紧把那本《黄金时代》拿给他看。

第二天一大早，张动就给我打来电话，声音特亢奋：“哥们，就是他，我们班的，整个一书虫，里边写的线条，是我们班的一个比较有姿色的女生，连外号都是我们班人给起的，哈哈，王小波他真能想像，其实他跟那女孩什么事儿也没有！”

张动把王小波约出来给我认识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和张动是在西单的鸿宾楼请王小波吃饭。那年月，鸿宾楼是北京一流的饭馆，文化人都说，那是郭沫若经常光顾的地方。记得是一九九六年六月份的一天中午，大约十二点前后，那天刚下完雨，我和张动早早来到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南角等王小波。不一会儿，张动捅捅我说：“嗳，他来啦。”我远远望去，有个个子挺高的穿了一件花衬衫和大裤衩的男人，从民族宫方向趟着水过了马路，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他就是王小波。”张动说。

王小波走到近前，张动介绍我们认识，王小波也不喜形于色，很矜持地握手，礼貌地讲话。他个子很高，头发很乱，嘴大唇厚，颜色深。特别是，他脚上灰色的人造革凉鞋给我印象很深，又脏又湿，脚趾又粗又大。

落座之后，气氛活跃一些了，王小波讲话也多了些，他说起有趣的事，特别是他和张动共同的青春时代，还有那年月的点滴趣事，会发出轻轻地笑声，正如他讲话的时候如蜻蜓点水，声音小得几乎是在呢喃细语，那种情况与他一米八几的身高，在气势上完全不相匹配。

用餐期间，我们聊的几乎全是《黄金时代》出版的事儿。王小波说，记得华夏出版社出书的时候还有一番磨难（比起王小波病故之后，花城出版社大张旗鼓地高调出书的时候要难多了）。王小波告诉我们，他的书是责编全力推荐，到了二审也是绿灯，就是最后一道关口有麻烦。后来，趁主编还是社长出差在外的空当，副主编一签字就发了，书一出就火了，一火就惹事了，一惹事出版社就倒霉了。不过书毕竟还是出来了，而且普遍看好。说到此，他的脸上满是得意之色。

餐后，我们来到马路上，刚下完雨，到处都是水洼，王小波的脚又踩到水里，我又注意到他脚上穿的那灰色凉鞋和装在里面的大脚趾。我嘱咐张动给王小波拍几张照片，因为刚才吃饭的时候，他已经答应给我的杂志写稿子，而我的刊物是要把文章和作者照片同时发表的。于是，张动开始发挥自己的专长，把王小波按在西单路口一家单位或是公司的灰墙上，大拍特拍，我在一边直喊别拍到王小波的裤衩。那时还没有数码相机，张动用的是不错的一款尼康胶片机，就是有自动对焦镜头的那种。那天一下子拍了三十多张照片，后来照片洗出来，有一张我记得特别清楚，照片里身穿花衬衫的王小波，脑袋旁边有一个挺大的门牌号码，我老觉得这个号码有某种意义，似乎在预示什么——不过，不知为什么，我在杂志上发的那张没有门牌号码。

戏称写文章为“放毒”

后来，王小波开始给我工作的杂志供稿。那个时候，他对写文章的叫法就比较特别，不说是写文章或写稿，而是“放毒”，当然，他这样说也是因为我们后来比较熟悉了，说话也就比较随便。其实，他在很多杂志和报纸上“放毒”，并不是只在我这一家。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我那儿“放毒”比较随便和自如，让他觉得自由。后来，他给我写的《樱桃红》等一系列文章就是在那样的气氛和环境中“炮制出笼”的。另外，他之所以愿意给我写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刊物从不拖欠稿费。

那时候电子邮件不发达，王小波就把文稿拷在磁盘里，或托人带来或邮寄给我。但是，他只要一有空，就自己跑到编辑部送给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他自己过来的时候居多。那时，我们就坐在编辑部北屋的会客室聊一会儿，他会一边抽着烟，一边轻轻地跟我聊天，这样的时光总是悠悠的，我们像在思想的秋千上荡漾，很惬意。

王小波的稿子也并不是总令人满意。有一次，他给我写了一篇杂文，我忘了是什么题目。不到两千字的文章居然出现了几十处“狗屎”字样。主编跟我跳脚，都急赤白脸了：“你从哪弄来这么一篇臭烘烘的东西？”我只好硬着头皮说，“狗屎”是文章的创意需要，既然是创意，就可以商榷。回过头来，我赶紧给王小波打电话，问他能修改吗？他回答挺爽快的，就做了字句上的调整。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忆犹新。有一回，王小波给我写了一篇文章，主题好像是讲演员表演何必真体验，最后竟然写到了麦当娜分娩的事情，还有大量妇产科临床细节的文字。他把稿子发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删改不可，否则采用的可能性不大。通篇看过，遣词造句和所写情节也有大过之处。

没容我多想，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就追过来一个电话，她说：“你可千万别发啊，我这儿直说他瞎写，这样的稿子哪能发呀！”最终，这篇稿子没有在我刊发表。但是，我还是有心抢救它，觉得既然写出来了，就投到别处试试吧。于是，我就寄给一家周末报纸。几天以后，周末报的主编给我打电话，他轻轻地说：“给我这篇稿子，你啥意思啊？想毁我你就直说行吗？”

记得是一九九六年的春天，我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做电影互动节目的策划人，约王小波上节目，他欣然而来。我们在北京广播学院棚里实拍之前，导演要求我找一对电影人，他们必须来一场唇枪舌剑的对话，淋漓尽致地表现电影观念上的冲突。最后我选择了王小波和一个当时颇有名气的导演对阵。

现场一喊开拍，王小波就特认真地谈起在美国看电影的故事，他说，他在美国看了上千部片子，最认可的只有伍迪·艾伦的作品。说到中国电影时，他几乎嗤之以鼻，他对中国电影的评论特别不屑。于是，他就和那位电影导演真的顶起牛来：王小波眼睛也不看对方，自说自话好莱坞，就跟在一个什么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似的。后来，他还提了好几个问题，把那个导演噎得够呛，最后都插不上嘴，干脆不说话了，弄得全场特尴尬，节目也无法正常拍摄了。

电视台的导演赶紧把我叫到后台，问我那人是谁，我说王小波，他说，没听说过。导演跟我说，下次换个有名的人来，这类无名鼠辈就是爱故弄玄虚地出风头！我很真诚地对导演说，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有名啊，他冲我喊道：“名人不这么说话！”然后悻悻而去。事后很久，那位被王小波噎过的导演还满处打听：“那天跟我对阵的人是谁呀？”

我还介绍王小波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过一档文化访谈节目，他风格依旧，妙语连珠。然而，主持人也不买账，事后埋怨我说，你介绍的王小波在我们节目里讲话“阴阳怪气”。

王小波生活简单不讲究

不久，王小波就告诉我说，他在给导演张元写电影剧本，是他一直热衷表现的同性恋题材，就是后来在海外得奖的影片《东宫，西宫》。不过，客观上讲，依我看这部电影拍得还是比较粗糙，无论从故事的构架还是人物对白上看都比较简陋且程式化。很难说作为编剧的王小波该不该回避剧本写作的整体水准问题（据说在拍摄方面，还有可以谅解的制作经费紧张等问题）。

看完这部片子后，我经常想，如果当时这部影片拍出来，并且也在王小波的评价之列，不知他该如何发言。后来，我把这部片子的影碟带到莫斯科，华人知识界看了之后，反映也比较平淡。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我和王小波的一个故事。一九九六年下半年，北京影视界剧本匮乏，企业有钱，斥巨资找人写本子。大概是当年年底，或是一九九七年初，当时剧本在北京市面价格最高到了每集人民币两万元，连初出茅庐的写手的稿费，每集也有八千元之巨。我认识的一个影视投资商要找人写电视剧本，题材极度无聊，是描写郊区女工为支持城里供应大白菜而忘我劳动的故事。我给王小波打了电话：“你想跟投资商谈谈吗？”王小波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只能用笔名写，并且叮嘱了我好几次。当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桩买卖没有谈下去。

不过，我记得那天从北京电影制片厂出来，王小波突然问我：“你说我有点闲钱，是买车还是买房？”记得我们当时议论了很久买车的事情，王小波问得很仔细，因为他好像要在轻骑摩托车和北京212系列吉普车之间做选择。但是后来我听说，他既没有买轻骑摩托，也没有买212吉普。至于他后来病故在顺义的那幢房子，是不是那次我们见面之后做的决定，我不得而知。

整体上看，王小波的生活简单，不讲究。我有一回应邀到他北洼路的家做客，他正开洗衣机，挽着裤腿，穿一双拖鞋，摆在门厅的洗衣机（似乎是特简单的那种）轰隆隆地转，下水管子伸进厕所，水哗啦啦地流。他家南屋会客，进门左手是一书柜，柜下一条沙发，接着是放着数台电脑的写字台（一部是袖珍笔记本式的，一部老款台式的）；右手是一排书柜，还有彩电和录像机什么的，都是那种最简单的款式。

他给我沏了一杯茶，用的是一搪瓷缸子，就跟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工宣队师傅使的茶缸差不多，茶缸里面一圈黑乎乎的茶碱，我觉得他真的没拿我当外人。抽烟一般是美国骆驼，跟别人分享也不怎么在乎。说到这些的时候，我常常想起王小波不讲究的衣着，以及我们共同的光荣的七十年代。还有我们在一起时的话题：谁谁又出了什么书，又在放什么“毒”。当然有的时候是宋明理学和罗素。他讲话时的轻柔和时常释放出来的浅浅的笑声，确实无论如何让人觉得和他一米八多的身材不匹配。但，这的确就是他。

那年春天，还是早春的时候，因为北京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抢劫银行大案，我因为要采访主犯的情人，特地跑到延庆女子监狱，回来后要写稿子，还给王小波打电话，和他讨论了一个情与法的问题。他跟我聊了一会儿，说：“我给你一个电话，你去找个人，他可以帮你，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你千万别说是我介绍你来的。”我当时因为忙于稿子，也就没有多问个中原因。

一九九七年春天，我和王小波最后一次通话一周之后，王小波突然病逝。他离去的方式，竟然与我的好友，俄罗斯诗人、俄罗斯笔会秘书长特卡琴科的溘然逝世别无二致——孤独地、甚至是隔绝地死去，死在自己的书桌前。我最后与他告别的地点在八宝山灵堂。王小波躺在那里，人造革拖鞋、稿件磁盘和骆驼香烟都没有了，我怅然若失——从相识到变成永恒的时间实在短暂，一切来得太快，走得匆匆，我还没有缓过神来。事后很久，转念一想，天尊既然召唤他，他就是幸福的，只是不知道天尊让不让他尽情地“放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