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抒情”小说：另一种当代中国都市书写

王方晨的小说创作，始自20世纪80年代。漫长创作生涯中，他建构了“塔镇”乡土世界。进入新世纪，王方晨“中年变法”，不断探索艺术道路，发表了“老实街”系列短篇作品（结集为长篇小说《老实街》），引起文坛广泛关注。他以全国拆迁大潮为背景，创造了一种“文人抒情”式的都市书写笔法，将现实批判与人性书写相联结。小说不以情节取胜，笔法留白舒朗，善于运用意象，注重营造意境。这些作品既是抒情传统在当代小说中的继承，又对其有所发展创新，反映了“中国故事”主体性思维在城市题材上的成熟。

第一、突破“单向度的城”：弥补中国城市题材作品的缺陷。

理查德•利罕揭示都市与文学发展的奇妙互文性关系：“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都市与文学的互动，更多呈现为“都市→文学”形态。在利罕看来，城市兴起、市民意识形成与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有割不断的联系。假如“都市→文学”的介质是现代性物质内涵，那么“都市←文学”形态，其介质便是在文学作品（主要是叙事性作品）与都市时空中流淌的现代都市意识。这种“都市文学文体”必能表现出当代都市生活的某些本质性体验。很多研究者认为，中国都市文学顶峰是以施蛰存、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此后很长时间中国大陆文学，在“革命”星空下拥抱“乡土”，对“城市”怀有本能怀疑。20世纪80年代，“工业题材文学”和“改革文学”出现短暂兴盛，但依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意义“现代都市”。进入90年代，都市小说基本分化为三个类型：一是世俗日常写作，以琐碎情感关系作为日常都市生活替代物。比如，池莉、张欣的创作；另一类是欲望化写作，将都市情感夸张为纵欲的性爱故事与金钱堕落的罪恶故事，比如，卫慧、绵绵的新人类故事与邱华栋的《时装人》《城市战车》等；第三类表现都市迁徙，反映底层、农民工等特定漂泊人群的体验，如很多“底层文学”或“迁徙文学”都表现都市与乡土二元对立意识，如贾平凹的《高兴》、尤凤伟的《泥鳅》。

这些类型虽为读者创造了阅读奇观效应，但面对越来越发达的现代都市关系，它们的格局和视域越来越表现出“单向度”的局限性。这种“单向度”是由于我们的都市书写无法突破西方文学的都市想象制囿，展现独特的中国都市性所致。陈晓明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历数了那么多的城市文学作品，事实上，它们只是涉及到城市，只是写到城市里的生活。我们依然无法确立一种类型，一种题材，一种主题可以完完全全称之为‘城市文学’。‘城市文学’只是一种永远的他者，只是我们需要的涌动着欲望和身体的他者而已。”这个难度背后，恰是“都市⇔文学”的双向尴尬，即文学难以深度表现都市，都市也难以深刻影响文学。这些文本大多模仿西方都市文学腔调，描述都市某些被“他者化”和“概念化”的体验，如欲望与道德的冲突，乡土与城市的冲突，无根漂泊感，情感背叛等已被“约定俗成”的都市体验。他们的语言和文体缺乏个性，也缺乏独特辨识度。只有作家创作主体真正“内在于”城市，血脉精魂融入城市文化，并根植于本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才能写出城市经验与自我的碰撞和反思。很多所谓都市文学，大都只是“城市故事”，缺乏独特体验，也缺乏独特“都市文体”，更无法成为真正的“中国故事”。

另一个角度讲，都市书写的主体性匮乏，也是当下文学未能摆脱西方影响，未能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反映都市现实情况所致。很多“城市与乡土”理论预设，都蕴含西方的强势文化定位，以及对其他都市文明形态（如中国东方都市文化传统）的遮蔽。雷蒙威廉斯认为，所谓“城市与乡村”价值对立想象，也是一种“历史性”产物：“我们不仅要问一个时期当中关于乡村和城市的观点有了什么发展，也要问这些观点在更广泛的结构之中同哪些观点有联系……16世纪和17世纪的城市想象与金钱与法律稳定联系在一起，18世纪则联系财富和奢侈、暴徒与群众，19世纪和20世纪则与流动性和孤独联系在一起。”。相应地，乡土也曾在不同时代被想象为“朴实的成长”与“孤立的大自然”等不同含义。因此，并不天然地存在“城市与乡土”价值对立合法性。现代都市发展之中，不同文明形态，包括西方文明，也对过分都市物质化、缺乏文化个性的情况，提出了不同应对方案。中国的都市文化发展，既受到西方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思维的影响，又有着千百年来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中国都市特质，无疑被当下写作所忽视。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的都市书写依然延续90年代城市文学基本格局与叙事模式，但也不乏突破性进展，比如，承接自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的海派传统，金宇澄以沪上方言为基础，以上海都市传统文化韵味为基调，塑造了一个妖娆多姿的“繁花”世界，写尽了上海的风流蕴籍，也写足了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情感张力。王方晨则承接刘鹗的《老残游记》、老舍的散文等“济南叙事”，由复杂的乡野经验出发，结合自己的现代城市生活体验，独调别弹，致力于“北方都市”书写。与金宇澄的书写方式显然不同，王方晨表达现代化转型都市带有道德意味的人情之美，展现都市空间的神秘幽微，也彰显出人性的宽容与反思。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人抒情笔调与情感节奏，典雅华瞻，并创造出了于独具魅力的“老实街”艺术空间。

第二、“抒情济南”：“文人抒情小说”都市题材新探索。

抒情小说作为小说类型变异，表现为“诗化”与“散文化”的外在表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在介绍爱罗先珂《马尔加的梦》与库普林的《晚间来客》时，曾最早将抒情诗与小说联系在一起，意指那些抒情味道浓，脱离了叙事情节性的局限，重在传情，而非讲故事的小说。这里所谓“散文性”和“诗性”，都大意是指不再注重叙事情节性，而注重其情感特质的小说形态，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势，用杨义的话说，散文小说和诗化小说，都是抒情小说发展的不同倾向，情节淡化与叙事疏散，则称之为散文化；谈到语言，意境，情调，情感节奏，浓郁的主观情感，象征隐喻内涵，则将之归结为“诗的艺术的渗入”。从陈世骧、高友工到普实克、王德威，很多海外学者都谈及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影响。陈世骧标举“兴与怨”的抒情功用，认为是中国文学的又一个道统。普实克在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之中“诗与史”的结构张力。高友工提出“中国美典”说法，将抒情上升为中国文学本质论高度。王德威则标示“有情的历史”，王德威认为，“在革命、启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国文学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体建构的又一面向”。而这里所说的文人抒情小说，则特指在文人趣味观照之下的“抒情小说”。其实认真考察，中国现代以来的抒情小说，大多带有文人味道，比如，汪曾祺在《受戒》之中展示出的苏北水乡风貌，沈从文的边城世界，中国文人以传统的审美情趣，应对现代性的剧烈转型，从而展现出“中国化”的抒情味道，少了峻急的批判，抽象反思，多了情感介入和应对，少了叙事严整和宏大理性世界，多了传统趣味的审美气息，也就形成了对现代性的反拨。

可是，考察新时期以来的城市书写，叙事性压倒抒情性，意识形态化话语建构将都市刻意与现代化物质性链接，排斥诗性抒情。陆文夫式“小巷文学”被认为是传统中国“当代遗韵”，作为“价值补充”自然是风韵多姿，但不足为中国现代都市书写的标识性符号。为此，范伯群教授提出“都市的乡土文学”说法，反思现代都市书写过分注重物质性、遮蔽抒情性，认定其为熔铸民俗风情、稳定地域传承与市民消费心理的独特文学样貌：“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却以描叙都市民间生活为其主要内容，擅写独特而浓郁的都市民风民俗，构成了一道‘都市乡土小说’的风景线。”这种“都市乡土”概念，说明中国城市发展的独特性，即城市美学与乡土美学有颇深渊源和关联。施战军说：“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其实是‘城市性’的”。何平谈论“我城”如何“文学”的问题时也提到，“中国作家的乡村想象其实是可以借鉴的。作家应像对‘乡’一样将自己的灵魂灌注进‘城’。”城市与乡村之间有千丝万缕联系，这在中国几千年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形态里表现得非常突出。所谓“都市民俗”，其实是某种乡土习性与心理定势的延续，它们深深地影响了中国都市的发展。中国与西方在都市的起源与发展不同。西方都市是工业革命产物，商业繁荣推动都市的发展，与乡村相对立，“自由在中世纪是与一个城市的公民资格不可分割的属性”。中国都市有悠久的农业历史传承，形成多出于政治需要，大都呈现为封闭状态，经济依靠赋税维持，“中国传统都市文化基本上呈现出乡村文化特色。近代以降，情况虽有所改变，但并没有根本性变化，传统的以农为本的国情，使现代中国都市很大程度上仍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

同时，乡土影响都市的一大特征，就是“抒情性”的表现。抒情小说对都市题材的介入，也是“中国故事”独特表现途径的有效探索。王方晨的老实街系列小说，就是带有都市乡土气息的文人抒情小说。王方晨将老实街建筑在老济南，与现实的“道德街”“宽厚所里街”相呼应，极具市井气息与地域色彩。“宽厚所里宽厚人，老实街上老实人”，延续千年的传统作为文化基因深入每个居民骨髓。他们从出生之日起就学老实，比老实，已成为他们必备的人生训练与生存法则。王春林甚至认为，“与其把《大马士革剃刀》理解为城市小说，倒不如把它视为乡村小说的一种变体更具合理性。我更愿意把王方晨的‘老实街’与他的‘塔镇’视为同种性质的表现对象。”不论乡村还是城市，王方晨努力的方向都是以文学方式表现生存的时空，在本质上都是表现人的生活。他关心济南城，挖掘其中的传统文化内涵，关注民风民俗，使得他能高度还原济南韵味，描绘出一幅市民生活图景。

济南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它既是史前文明龙山文化发祥地，也有北魏灵岩寺，隋代四门塔，齐长城等名胜古迹。文化而言，它养育过李清照、辛弃疾等著名文学家。近代以来，济南作为山东省府非常繁盛，一直是山东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中心，也形成了宽厚养德、舒适散淡的市民文化。“老实街”系列小说也给我们提供了隐喻抽象的“济南时空”。老济南有小街胡同，温润泉水、护城河、明媚垂柳、秀丽大明湖和连绵的小山，还有咸甜沫、把子肉、心里美萝卜，及忠厚安逸的老派市民。老实街既有莫家大院、黄家大院，穆家大宅这样的高门深宅，也有竹器匠一家人这样的普通小户。王方晨笔下的济南，正经历中国城市飞速发展导致的巨大裂变，很多美好的市民文化习性正在消失或转变，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大都市理性逻辑。如何留住美好城市记忆，传承悠久城市文明，继而在现代化语境下，重新焕发都市文化生机，形成中国特色都市，是王方晨一直考虑的事。王方晨书写了从市井济南到现代济南裂变的痛苦。在现代性冲击下，老实街市民一方面自由率真，另一方面又受到旧有文化与伦理道德约束，表现出各种与时代潮流既相合，又相悖的复杂情感。这不仅是文化转型，且是一个城市面对现代化的挣扎、呻吟和抵抗。《竹器店》写鹅面对老实街被拆时的沧桑情景：“她猛地想起什么来，忙又跑出去，看到店门旁的墙壁上的确只是写着个白色的‘拆’字。老实街上，已有很多这样的‘拆’字，无不涂画着个白色大圈。‘也就这样了。’她小声叹了口气，轻轻说一句，然后将竹器店的门一掩，就去了正屋。跟许多老实街居民一样，她也一夜未眠。躺在老编竹匠留下的竹榻，像男人似得抱着自己。”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第三、老实街：文人抒情小说的审美空间。

具体而言，王方晨通过“老实街”写“大济南”。王方晨将“老实街”构筑在这座古城的中心，地处旧军门巷与狮子口街之间，并设以“涤心泉”，这一地理位置建构赋予了“老实街”浓厚文化底蕴，使得老实街成为城市文化性格的隐喻。他通过都市乡土味的“人情之美”的道德魅力，都市人性的宽容与反思，都市深处诗性的“神秘幽微”气息的展现，写活了一个神奇的“抒情济南”。“老实”成为内涵复杂的符号能指，悖论般地包含很多“不老实”因素。它既可以是真诚，也可以是伪装的虚伪；既有“道德坚守”的褒扬，也有“懦弱颟顸”的批判；既可指传统的人品方正，也可理解为现代的讲信用；既可是卑微的无奈抗争，也可是自我的生命绽放。王方晨选择这样一个带有“土味”的词汇，却形象精准地表现了现代大潮冲击下北方都市普通市民丰富复杂的生活形态与情感世界。

首先，“人情之美”的道德魅力，表现老实街居民互帮互助，相濡以沫的美德，也表现他们对道德底线的坚守，对尊严与正义的抗争。《大马士革剃刀》中，左门鼻是老实街的道德标杆，他严格恪守古风遗训，面对莫大律师相赠的大宅子始终不肯据为己有，默默等待律师的归来，面对“外来者”陈玉伋，不吝对于其高超技艺的赞赏，并两次相赠剃刀，传统文化道德的风尚在左门鼻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八百米下水声大作》中能听八百米地下水声的“小耳朵”是老实街公认的神异之人，他能靠听觉找到各种不知所踪的遗失物，对于老实街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但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立场，绝不干奸淫偷盗之事。《鹅》《花事了》《世界的幽微》等作品之中，都不断出现一个叫“鹅”的女性。她却是一个“不老实”，甚至有些奇怪的女子。她未婚产子，却不见悲戚愤怒。她喜欢和不同男性交往，却不求婚嫁。这样一个“太不老实”的女子，却成了老实街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她独特的生命光彩，为老实街的道德魅力，赋予了更大的情感容量与道德阐释纬度。小说中有一个高潮，鹅让她的私生子喊每个情人“爸爸”。在那一声声理直气壮的呼唤中，鹅实现了一个女人最大的生命抗争。同样，《歪脖子病不好治》，朱大头的女儿，电视台女记者小葵，为了维护老实街的利益，和权贵做斗争，被撤了栏目和政协委员职务，直到最后失踪，依然坚持道德底线，无怨无悔。《弃的烟火》之中，为了伸张正义，也为了爱情，小葵的男友，排爆警察邰浩，不顾人身威胁，执着地寻找小葵，并破获了爆炸案，将权贵绳之以法。

其次，王方晨不仅展现了老实街的道德魅力，也展现了这种文化结构之下的“反讽”。他以不动声色的细节，展现人性的复杂，既宽容人性的多变，也批判人性的阴暗。这也就使得他的写作，其抒情味道不仅是牧歌式的赞美，也有着深切的现代理性反思。《大马士革剃刀》的左门鼻与陈玉伋是一对颇有意味的人物。左家开杂货铺，陈家是理发铺，俩人遭遇类似：都是老鳏夫，都有一个女儿，甚至脾气秉性都类似：都以老实著称。一把剃刀成就了俩人友谊的佳话，也结下了心结。互相推让本是传统美德，但美德一旦有了虚名负担，则成了“較劲”。小说高潮，左家的老猫“瓜”，不知被谁剃光了毛，羞愤投水而死。一只畜生的死，是左和陈友谊破裂的见证，也寄寓作家对传统文化的反讽思考。左、陈两人，看似相同，实则性格有差异，却都有要面子、爱虚荣的传统性格弱点，又在更高层面，统一于老济南文化的浸润。那把锋利名贵的大马士革剃刀，在你推我让之中，最终没了用武之地，只能被深深地埋于地下。这无疑也隐喻中国传统道德含蓄太过的弱点。《八百米下水声大作》的奇人小耳朵，因为街坊邻居的妒忌，被儿子剪了耳朵。《花事了》中的花老头，在古道热肠的背后，隐藏着龌龊的心思。他背叛了老实街，第一个领了拆迁款，并对鹅怀着欲念。《世界的幽微》中的暴发户高杰，为了暴利，逼迫老实街搬迁，用心险恶。《大宴》中的苗家大院的厅级干部张树，最后为了私利，也悄悄地搬走了，甚至不通知邻居。在王方晨含蓄幽默的反讽之中，透露着他的道德义愤和对人性自私的无奈与伤感。

再次，王方晨为我们塑造了“神奇幽微”的老实街人物群像。“神奇”是指这些人物，看似并不起眼，却各怀本领，各有特异之处；幽微则是指这些人物的性格丰富复杂。《歪脖子病不好治》中，芈芝圃老先生反复强调“一动不如一静”处世哲学，“多年了，老先生不大走远。磕着，碰着，都是大事。我们敢说，他出了老实街就得迷路。”“别说芈老先生不喜走远，大伙儿也都不喜。走得再远，也总要想法回来。”这种封闭却怡然自得的生活态度颇有老庄哲学意味。老实街系列作品，人物有“对称”的和谐结构美，往往是“一对对”出现，却尽显奇人奇事的神秘气息。比如，《大马士革剃刀》的左门鼻与陈玉伋。《阿基米德的一天》的“阿基”与“米德”。他们虽住在老实街，却从来不和街道打交道。他们是大律师穆先生遗弃的孩子。兄弟俩互相护持，过着隐士般生活。最后，兄弟俩死在一处，屋子却意外冒出清泉。这两兄弟不是《大马士革剃刀》陈左的对立结构，而是复调式的“反复加强”结构。他们的精神世界神秘复杂，也成就了市井文化独特魅力。“成对”的人物，也包括男女，如小葵与小邰，还有着墨颇多的“鹅”与“高杰”。鹅是叛逆女性，未婚生子，与多个男人有暧昧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她坚守做人原则，不出卖街坊利益。高杰是临街的“逆子”。他成为富豪后，回到故里，却为房地产利益，拆掉老实街。他是老实街的终结者。他喜欢鹅，却不娶她。他以冷酷的资本意志，打碎了老实街的爱情镜像。配角小人物，也各有令人过目不忘的光彩。如嚷着“无敌”的摄影师白无敌，喜欢谈论别人是非的马二奶奶，斯文精细、手艺绝伦的老锁匠卢大头，急躁鲁莽的小丰，豪爽痴情的老干部老常，善解人意的老邰，幽默冷酷的机关领导张树，洞察世事的老寿星芈芝圃，都有鲜明个性。这些凡尘俗世的小人物，有喜怒哀乐，也有稀奇古怪的脾气秉性。阿基和米德兄弟，足不出户，坐井观天，在孤独自闭中维持神秘高人形象。左门鼻与陈玉伋，一对老鳏夫，以保持忠厚老实为荣，心底却有着阴暗角落。畸人艾小脚，身为五尺男儿，却喜欢扮女装，尤其喜欢裹脚。奇人小耳朵，有异常聪敏的耳朵，能听到地下八百米的水位。

第四、悲欣交集：独树一帜的小说审美风格。

对照普实克“抒情”与“史诗”的论述，王方晨的老实街系列区别于茅盾以广阔城市社会为描述中心的“史诗”叙事，虽然拆迁作为标志性历史事件，始终贯穿故事，但却是作为背景存在，重点在于表现人的情感。王方晨形成了“悲欣交集”的“王氏文人抒情”的短篇小说美学风格。这种风格既继承了相关文学传统，又表现“以短篇连缀而成长篇”手法的微妙之处。这里说的短篇抒情“传统”，一是《聊斋》等古典文人短篇小说传统，能在平中见奇，凡中显神；二是来自沈从文、汪曾祺、孙犁的现代文化抒情小说传统。他的抒情小说，将文化反思与思想再造结合，将现实批判与人性真善美追求结合，既悲伤于人性的残酷与冷漠，也赞叹于人性的美好，他将之巧妙地统一到了艺术世界的逻辑之中。

具体而言，首先，意象与意境的营造。王方晨善于运用意象，注重营造意境，在语言上富含诗意而又表现得精炼准确。老实街系列讲述市民社会，展现市井人物平凡人生，这样的题材很容易由于太写实而显得粘滞，王方晨以对已逝老实街追忆为开篇，有温度的回忆笔调使小说充满诗意氛围。他在《世界的幽微》对鹅这样描写，“但我们知道第二天她把花草簪了满头，一个人在她家那些旧竹椅上蹦来跳去，就像一脚蹦进了趵突泉，又一脚跳进了大明湖。一脚泉一脚湖，一脚湖一脚泉，很多人都从街上听到那些竹椅在她脚下吱哇作响。”一个活灵活现充满生活情趣的少女立马映入眼帘。他善于选用有审美意蕴的意象为内核展开故事叙述。他运用“街道”这一意象，将其命名为“老实街”。如同上海书写中的弄堂代表着上海的生命，北京书写中的胡同传递着北京的文化，老实街则承载着济南城的精神文化内涵，深居其中的居民们从出生之日起就学老实，比老实，世代以老实自居，传承着这种传统道德风尚。除街道之外，贯穿全文的意象还有“涤心泉”与“青石板路”。济南以泉闻名，涤心泉不仅是全街老少生活的源泉，更是他们心灵的寄托。“青石板路”是老实街发生的大事小情的见证者，它不言不语，却洞察一切，似乎是旁观者而存在。另外，王方晨在单个篇章中还设有各种意象，《大马士革剃刀》的剃刀是贯穿全文的意象，它是左门鼻与陈玉伋友谊的见证，也是撕破了老实街道德外衣的工具。另外几篇如《化燕记》《世界的幽微》《弃的烟火》，主题意象到文章的最后才正式出场。《化燕记》结尾两只燕子扑簌凌空而去，象征石头跟随搓澡工暂时脱离了老实街的束缚，获得片刻自由。《世界的幽微》中，“幽微”这一意象迟迟没有出场，但自始至终都在包裹着老实街，一方面高杰作为幽微的化身一点点吞噬了老实街；另一方面“幽微”也代表现代化进程对于传统的冲击，整篇文章都在为“幽微”的出场积蓄力量，最后终于爆发。《弃的烟火》以那漫天的烟火象征复仇，同时，小葵也如同这烟火一般烟消云散了。

其次，留白与节制。留白是中国古典绘画中常用手法，极具中国美学特征，在许多领域也都有所运用。汪曾祺曾提出，“中国画讲究‘留白’,‘计白当黑’。小说也要‘留白’，不能写得太满。”王方晨将“留白”的手法运用到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好的审美效果。他特别注重语言精炼，善用短句，惜字如金，没有一字多余，也没一字欠缺，该说到的，字字打要害，精准至极；该含糊的，处处留白，处处悬念，既藕断丝连，又收拢劲儿，处处透着含蓄蕴藉，处处显现着一股独特的文风、思想和气度，力求在简洁节制的语言中准确表达出意思。小说故事性不强，不以情节取胜，显得含蓄内敛。王方晨选取相对简单的情节，使文本有更大空间融入丰富道德文化内涵。《大马士革剃刀》讲述左门鼻与陈玉伋关于剃刀的“两赠两还”，整篇文章以此为中心展开，一方面左门鼻与陈玉伋的交往传为老实街的美谈，彰显了老实街“老实”的美德，另一方面又引出“虐猫事件”，简洁节制的故事蕴含着复杂情感。同时，简单的故事还有对情节的淡化及对于关键点的隐藏，给予读者无限想象空间。《化燕记》中，全篇围绕石头对于火车的痴迷展开叙述，对于石头如何跑去火车站，又为什么执着于看火车都没有详细描述，重点是弥漫于整篇文章的氛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其实石头的出生本身就是对于老实街所谓“老实”信条的挑战，他的存在如同幻影，打破了老实街的道德桎梏。《大马士革剃刀》中，关于“虐猫事件”的真凶始终没有明确交代，是陈玉伋？还是左门鼻？亦或另有其人？文章没有直指凶手，真正的意图是隐藏在事件背后的东西，不论谁剃了猫毛，发生在老实街的虐猫事件本身，就已表明老实街的道德开始崩塌，至于事实真相是什么，已不重要了。他在叙述中设置这种“空白”，给读者留有想象余地，同时也更增加了小说的表达空间。在人物刻画上，他采取白描手法，少有心理描写，在平淡叙述中将人物形象传达出来，在情感的表达上较内敛，显现其节制性。王方晨对世界恶的一面始终怀着悲悯之心，因此他的愤怒也是节制的，有着理性的一面。这也使他的作品暗含黑色幽默，在不动声色中迸发出来。

再次，“悲欣交集”的艺术风格。苍凉温润的抒情和不动声色的反讽并存在这组小说之中，形成了“悲喜交集”的独特风格，既悲人物之苦难与卑鄙，又喜人物之可爱与善良，既悲且喜，就是命运的“无常”之感了。王方晨不仅写老济南“老实”的温厚淳朴，也写这种文化的内在缺陷，以及面对现代大潮冲击下的衰落。他写街道的命运，更写的是城市的命运，人的命运。老实街的每个人看似悠然自得，但各自有内心隐痛和创伤，怀抱不为人知的隐秘心结，各自活在大时代变迁的角落。在王方晨而言，所谓“文人抒情”，不仅是雅致含蓄的语言，抒情的笔调，更是一种对世间万人万物不动声色的“大爱”。只有节制的抒情，感悟了人生沧桑后的抒情，才能将理性与感性结合一体。这种有情的“大爱”也连接着对人生命运的“大感悟”，爱恨情仇，对错曲直，高贵与猥琐，卑微与成功，丑恶与善良，都被作家真实又节制地表现了出来。《鹅》中的鹅，和老实街很多男人相好，但没有一个男人实心实意地娶她为妻。《八百米下水声大作》的居民，听说“小耳朵”“听宝”的本领，千方百计地引诱“小耳朵”给自家发财，他的老爹甚至藏起他的儿子。《阿基米德的一天》的老实街居民，出于自私愿望，阻止阿基的儿子寻找生父。《花事了》的老花头，表面是保媒拉纤的老鳏夫，内心却涌动着对鹅的欲望。小说结尾，老花头趴在鹅遗弃的旧竹床上，黑暗中尽情释放自己对鹅的爱欲。这个出人意料的小细节，暴露了人性的复杂和多变。小说也写了现代化社会对老实街的冲击。比如，《歪脖子病不好治》里敢于追求正义的小葵，被电视台解聘。她和防爆警察小邰的爱情，也成了悲剧。《世界的幽微》的高杰，当年追求鹅未果远走他乡。多年后，他功成名就，占有了鹅，却想彻底拆掉老实街。小说以“野人幽微”来象征高杰彻底失控的欲望。

王方晨的这组小说，大多在开端或结尾为我们奠定了悲欣交集的艺术风格，展现出不动声色，又暗含大悲悯的叙事旋律感。如《大马士革剃刀》开头：“我们这些老实街的孩子，如今都已风流云散了” ，一下子就将沧桑蕴藉的味道表现了出来。《化燕记》结尾写两只燕子：“影影绰绰，我们看那远未燃尽的夕阳里，两只燕子扑簌簌凌空而去。”以燕子写出卑微生活中，孤独的孩子和智障中年搓澡工的感人友谊。《弃的烟火》结尾也以烟火象征小葵的复仇：“数日前，于此地，其曾与一无名女子委弃一地的残肢断体……而今漫天起烟火，如同盛大节日，整个济南城都看得到。” 这组小说最后一篇《大宴》，也是一曲悲怆的挽歌。老实街的居民，善良地以为被赶出了地盘，地产商会在高档餐厅宴请他们，但这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辛酸笑话。王方晨满怀悲悯地以卢大头这个技艺精湛的老锁匠，完成了对老实街最后的哀悼。老锁匠送了每个居民一把老式锁。“锁”隐喻着老街的封闭保守，也隐喻着他们的安稳本分，更显示了他们的尊严与骄傲。小说结尾写了卢大头仰卧泉水看星空的感受：“于是，从古今幽明，从天上人间，我们一起目光炯炯地看着一个正派人，仿佛了去了一桩大心事，拽动渐趋衰懈支离之躯，夜幕下踽踽行去，一步步离开了最终发现自己无比卑微的幸许之地。” 总体而言，这组小说以“剃刀”开头，以“大宴”结束，开头明为赞美，实是暗含讽刺，结尾却表面写大宴的热闹，实写曲终人散的荒凉，正反相合，阴阳相融，对错交织，无不包蕴着“悲欣交集”式中国传统的，含有佛教思想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文人都市抒情小说美学的建构。

对新世纪小说创作来说，王方晨不仅意味着汪曾祺一脉抒情传统的继承发扬，也意味着以传统手法写当下都市生活的可能性。他在简单与繁复之间闪展腾挪，匠心独运，让老实街各色人等从纸面走出，展现了一个丰富无比、又精细幽微的艺术世界。王方晨笔下的老实街居民，是一群凡夫俗子，却又有“不同凡俗”之处。这些各自怀七情六欲、无奈和孤独的人们，这些在平凡中隐藏秘密的普通人，让我们想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和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老实街作为市井济南的缩影，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意义，为我们讲述了变迁的人与城，展示了一幅市民社会图景。王方晨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将诗意与生活融合，以文人抒情的手法表达出来，建构了一方专属的文学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