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与乡村边缘游走：肖江虹小说人物的存在境遇

肖江虹善于通过民俗叙事展开对人的存在困境的追问。在他的《百鸟朝凤》《喊魂》《蛊镇》《悬棺》《傩面》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中，肖江虹描绘出了一幅幅质朴而神秘的民俗画面，画面中流淌着的是传统的伦理和人情。不过，民俗生活的呈现并不是肖江虹小说的目的，虽然这是他已有创作的明显特色。从肖江虹的作品来看，民俗书写只是他的手段，其目的在于追问现代性进程中人的命运。现代性的进程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重要表现是城市生活的扩张，与之对应的是乡村生活的萎缩和失落。现代城市的崛起和传统乡村的瓦解处于同一个相互纠缠的进程中，肖江虹显然看到了这一进程中人的生存处境的尴尬之处。如果说古老的乡村代表着农耕文明时代的价值存在，那么新兴的城市则是工业文明价值高扬的舞台，在隆隆的机器声中，破旧的楼房不断坍塌，鸡鸣狗吠的村落不断消失，在泥土上生长的一切作物和关系都被拆除。这是当下中国大部分人正在经历的触目惊心的改变。依托于民俗，肖江虹的小说在城市/乡村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中捕捉到的正是这一生存图景，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物命运的困窘与错位。

一、走不进的城市

通观肖江虹十年来的创作，对城市的拒绝是其小说的一贯立场。把肖江虹的小说与城市联系起来的是这样一种人：进城务工的农民。在肖江虹的笔下，城市是一个魔鬼般的存在，像一面镜子，映射出的是他饱含同情地书写出的种种人物的痛苦遭遇。那些朴实本分的农村人，随着他们踏上进城打工列车的那一刻，他们的命运就开始扭曲，城市的巨嘴吞噬他们身体的同时也吞噬了他们的灵魂。站在城市的十字街头，这些人无所适从，像迷途的羔羊，陷入了孤独痛苦的病态命运之中。

肖江虹创作初期发表的短篇《求你和我说说话》（2008年），就体现出了这种拒绝城市的态度与立场。在这篇小说中，城市的房子浓缩为一个桥洞，城市的生活围绕着捡破烂展开，城市的亲情是对充气娃娃之爱。小说的主角叫王甲乙，在塌顶的煤窑里伤了脑袋之后，飘荡到城市里捡破烂为生，住在一个立交桥下的桥洞里，有一次捡到一个充气娃娃，王甲乙给其取名王说说，每日在幻想中和她说话，在一次见义勇为的行动中，王甲乙被劫匪杀伤，彻底丧失了说话的能力。这是个简单的故事，一个关于说话的故事，然而却也是个失语的故事，一个沉默的故事。城市作为迫害者的场域显现出来，城市的冷漠剥夺了王甲乙说话的权利，碾碎了他说话的所有可能性。这个住在立交桥下的男人，这个“路人”，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他无家可归。

这种对城市里迷途之人的命运的叙写，在肖江虹2010年发表的中篇《喊魂》中，得到了更细致的揭示。故事描写一个叫马义的农村青年漂泊到城市，在拆迁公司以当打手为业，在一次拆迁事故中却被打成了植物人，像王甲乙一样变成了一个“失语者”。马义被送回老家，其家人认为马义的魂掉了，请了喊魂师要把马义的魂喊回来。这个故事的隐喻并不复杂：进城务工的马义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生活，反而把魂都丢了，乡村这时候作为城市的对立面出现，要把马义丢掉的“魂”给喊回来。但是，真能喊回来么？叙述人对喊魂仪式进行了一番浓墨重彩的描述之后，发了这么一段议论：“喊魂结束了，村庄忽然变得疲惫不堪，像一个陷入淤泥的人，挣扎了好久依旧徒劳无功后，只有沉默和绝望了。”而作品中的“我”，“看着田埂上呵呵笑着奔跑的马义，我不知道他的魂到底是不是丢了，或者原本就丢了，现在才是真的回来了。”面对强大的城市，古老的乡村有多大的抗衡力量？《喊魂》的意义不在揭示，更在于这种追问，对人的异化存在困境的追问。关于这篇小说，肖江虹曾说：

从乡村走进城市的马义们，都怀揣着理想，都有一套实现理想的逻辑。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这场世纪对峙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作为资本链条上的一环，他们只能在不知不觉中被异化。

其实，被异化的何止是马义们。……我相信，在一个资本和财富异化的时代，我们谁都劫数难逃。

肖江虹的书写是自觉的。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乡村和城市被抛入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对峙之中，城市，并不一定让生活更美好，从乡村走进城市的王甲乙和马义们，一次次地陷入了精神的迷途，甚至丧失了维系存在的意识。这些前赴后继的马义们，前途就是迷途，归途满是岔路，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城市里的底层人、多余人、异乡人、边缘人、流浪汉、正在消失的人，如何改变他们这种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困窘命运，是一个急需回答的问题。但是，如果时代的异化是普遍的，“我们谁都劫数难逃”，那么，命运如何能够改变？

在肖江虹最具影响的《百鸟朝凤》（2009年）和“民俗三部曲”《蛊镇》（2013年）、《悬棺》（2014年）、《傩面》（2016年）中，城市也是这样一种异化存在，不过，作者给予城市的笔墨不多，更多时候，城市只是作为一个影响人物命运的背景、一个不可摆脱的现代性梦魇而存在。城市的魔鬼性和罪恶性被肖江虹作了抽象化和类型化的处理。

在《百鸟朝凤》中，唢呐匠们的生活改变和现代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城市生活等一步步蚕食并摧毁了唢呐匠们立身其间的乡土传统。四乡八里红白喜事不可或缺的唢呐匠们，在城市里成了可有可无的务工者，他们在城市里挣扎，在城市里受伤，陌生的城市并不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就像唢呐师傅焦三爷一样，他们沦为了城市的看门人，门内，是一个他们走不进也不了解的世界，门外熟悉的乡土世界又渐行渐远。在《蛊镇》中，老实本分的庄稼汉王四维进城打工后就堕落了，找了个情人，最后于失魂落魄中死于非命。《悬棺》则直接描写了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正面冲突。燕子峡是蛊镇人放置棺材的地方，是赴死之所，城市却把它的手肆无忌惮地延伸到了这里，张牙舞爪的资本把这神圣之所开发成了观光之地。《傩面》中的返乡女子颜素容带着灯红酒绿后的一身疲惫，绝望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焦三爷、王四维、颜素容，以不同的手势，承接着王甲乙和马义们的命运。

显然，肖江虹以一种坚定的批判立场，直指现代城市生活对人的身心的伤害。不过，整体而言，肖江虹对城市的书写是比较单薄的，城市在他的笔下往往符号化为一个堕落之所，一面扭曲美好乡村的哈哈镜。从目前发表的作品来看，肖江虹擅长书写的领域是乡村，在他的笔下，乡土人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得到了比较立体的呈现。

二、回不去的乡村

肖江虹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介入当下的社会生活，在城市/乡村二元对立的叙事中揭示出现代性进程中人的生存困境，从而对各种异化问题展开了追问。在肖江虹的作品中，和城市书写的类型化比较而言，乡村的书写无疑饱满细致得多。不管是对家族谱系和养生送死的描述，还是借助民俗对乡土人情伦理的呈现，肖江虹的笔法都灵活多变、游刃有余，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也灵动有趣，鲜活感跃然纸上。显然，乡土是肖江虹笔墨生长之处，也是肖江虹文墨泼洒之处。面对乡土温暖的伦理人情，肖江虹看到了其脆弱的地方，也看到了其对人的精神的安抚，这种安抚对于在城市里遭遇异化生存的灵魂来说，有着根本性的疗救作用。但是，我们还能回去么？

乡土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法特点，宗法制不仅是维系乡村生活秩序的核心传统，更重要的是，由宗法制延伸出来的祖先崇拜让人的灵魂找到了归家之途。人的生生死死总要有个根，有个归宿，然而，现代性的祛魅在抹除自然的神秘之时，也抹掉了人的神圣性，人变成了资源，变成了工具，变成了现代化建设大军中的螺丝钉，但最关键的是，人变成了脱离谱系的孤零零的个体。在中国乡村的传统生活中，最重要的谱系当然是家谱，家谱是一个人的根，是一个灵魂的归宿。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肖江虹2009年的短篇《家谱》，小说的意图就显而易见了。故事讲述了“我”发现一个叫许东生的人在家谱里只有个名字而没有谱系情况的记载，带着困惑，“我”逐渐知道了这个名字背后的不被家里长辈们讲述的故事：许东生是个流氓，被乡人打死，所以家谱耻于对其作家族关系的介绍。这种去谱系化的做法就是对许东生的最大惩罚。家谱是神圣的，也是威严的，一个生前作恶的人，将可能被如椽巨笔直接钉死在家谱之中，成为一个去谱系化的孤魂野鬼。《家谱》揭示的就是这种力量，一种个人生死与家族谱系的内在关系。

《百鸟朝凤》揭示了另外一种谱系——师徒关系的谱系。师徒关系的谱系和家族谱系具有同样的力量，俗言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者的父化呈现的就是这种力量。在小说中，焦三爷作为唢呐匠艺人，需要把艺业传承下去，游天鸣拜焦三爷为师，在继承了焦三爷出神入化的唢呐绝艺的同时也把师傅的焦家班继承了过来，改名叫游家班。这种技艺传承中的谱系作为宗法谱系的变形，对于维持乡土传统和伦理关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游家班的解体意味着谱系的中断，也意味着维系乡土关系的伦理的破碎。小说中有一个情节：焦三爷的另一个弟子蓝玉进城后成了蓝厂长，焦三爷变成了蓝厂长的门卫。师徒传承的伦理关系被老板与职员的市场关系取代，在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中，没有了父子，没有了师徒，除了老板和职员的关系外，大家都变成了同事。蓝玉是一个很快适应现代生活转变的人，但是，传统伦理向现代伦理的转型却不是开个工厂就能完事的，蓝玉在城市生活中寻找着自己的新的角色，焦三爷却只能在城市的广告牌下吹奏一曲随风而逝的断魂之曲。

民俗背后的力量被肖江虹不断发掘出来。《喊魂》中的场景，那“魂兮归来”的呼唤是对所有现代人的召唤，那去谱系化的人，是孤零零的人，是失魂落魄的人。城市吞噬了我们的灵魂，乡土则是灵魂回归之处。在《蛊镇》中，蛊师王昌林连哄带骗要细崽跟他学习制蛊，这不仅仅是技艺传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以“蛊”维系蛊镇的人心与关系。但是，蛊镇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赵景秀想用情蛊收回在城里打工的丈夫的心，却用药过猛，导致丈夫死亡；细崽似乎是最具天分的能继承蛊师技艺的人，但是，这个魔幻般的孩子却是个预言，对衰败的预言，对终结的预言，却不是对开端与新生的预言。细崽死时，王昌林给他种了幻蛊，细崽的快乐飞升为古老的蛊镇划下了最后的句号。

谱系中的生存是时间中的生存，时间的碎片化意味着谱系的打破。在《悬棺》中，“我”在十四岁时有了自己的棺材，并且有了一个教“我”攀岩的引路师傅。首先，预制棺材在乡村是老年人的一种传统习惯，而在这篇小说中，预制棺材却是一种成人礼。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了他的死，并且安排了他的死，死不是结束，而是和祖先团聚的开始。《家谱》中个人生死与家族谱系的关系在《悬棺》中以这种方式得以展开。其次，攀岩是把悬棺送入悬崖山洞中的技艺，是一种“送死”的能力，然而，随着旅游公司的开发，攀岩成了表演，成了一种谋利的技术，“我”虽然攀岩艺成，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资本战胜了传统，市场颠覆了乡村，物质利益摧毁了精神的棺椁，那个做了一对翅膀从悬崖上飞身跃下的二祖公，成了小说中唯一荒诞而悲情的理想主义者。《傩面》叙写了傩师秦安顺和回村女子颜素容面对死亡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秦安顺一生侍奉傩神，在死神来临之际，他戴上傩面，一遍遍温习自己父母从相亲到结婚到生下他的情景，傩面带着他穿越了自己的生与死，最后安然走向死亡；返乡女子颜素容以一种孤傲、决绝的姿态自绝于乡亲乡情而等着死亡的来临。在这些出生入死的各种场景描写中，傩的神秘似乎既是死的通道，也是生的安抚。在城里患了绝症的颜素容，这个返乡的游魂，最后接手了秦安顺的傩面，但她真能理解秦安顺么？当她把那乌黑的傩面戴在脸上的时候，她又能洞悉到多少生与死的秘密？傩面下的神秘最终能召回她迷失在霓虹灯下的游魂么？

肖江虹笔下的乡村是温暖的，也是悲情的，那些挽歌式的技艺，那些殉道式的人物，在现代化的压路机下，做着最后的必然失败的坚守。那么多祖祖辈辈生生死死于黄土地上的乡民，既走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村，游走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成了他们当下正在经历的尴尬命运。

三、民俗作为手段

民俗书写已然构成肖江虹小说的显著特色，但是，对民俗生活的书写不是肖江虹小说的目的，民俗，在肖江虹的叙事中往往只是一种批判现代性的手段。也许是过于自觉地把民俗作为解构现代生活的手段，导致肖江虹的小说叙事滑入了城市/乡村、现代/传统的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叙事之中，城市和乡村都被类型化了，浪漫的想象取代了历史与现实的激烈碰撞，神秘的故事掩盖了对生活暗流复杂性的揭示，有时难免会给人“隔”的感觉。对民俗生活的重视和现代性的发展是有内在关联的，民俗世界的变迁和现代化的历史相互缠绕，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对抗性关系。

民俗世界获得自觉关注的历史可追溯到十九世纪。一般认为，民俗（Folklore）一词是威廉·汤姆斯（Willian Thoms）1846年给《雅典娜神庙》杂志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威廉·汤姆斯试图用这个“撒克逊语的合成词”来表示“民众的知识学问”，比如“被忽略的风俗习惯”、“正在消失的传说”及“片段的歌谣”等。对民俗的重视和当时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内在的联系，作为《雅典娜神殿》主要撰稿人的施勒格尔兄弟和施莱尔马赫，响应了诺瓦里斯对世界浪漫化的诗性追求，以此对抗理性主义对世界的整饬。“民众知识”（Folklore）这种来自民间的智慧不仅是民族身份的标志，同时也是对抗无差异化地抹平世界的现代理性的重要资源。

如果要作一个简单的划分，民俗/乡村/传统是一边，科学/城市/现代是另一边。前者代表着古老农耕文明的生活场域，后者代表着当下工业文明的生活场域。站在乡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立场，反对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理性的压制，成为一百多年来思想界和文学界的重要潮流，在文学书写中把城市和乡村对立起来成了批判现代性的春秋笔法。城市作为现代堕落罪恶生活的表征，成为一个被集中攻击的对象，举着乡土和民俗的大旗用以反对机器大工业生产对人的自由本质的剥夺和耀武扬威的启蒙理性对人的个性的压制，在各种文化艺术中并不鲜见。古老的乡村、神秘的乡村和唯美的乡村似乎成了人性守望自身的最后阵地，乡土之愁一度成为文学书写中的流行感冒。

中国现代文学自发端伊始就染上了这种怀乡病，自废名、沈从文、师陀、汪曾祺一路下来，一直到当代的贾平凹、张承志、李杭育等作家，对民俗的记忆和书写成为他们的怀乡仪式。施战军在2016年第9期《人民文学》卷首语中，将肖江虹的小说定位于“从沈从文、汪曾祺到王润滋、李杭育”的“民俗小说”这一历史脉络中。无疑，这一定位揭示了肖江虹小说创作在现当代文学史中的独特贡献，也指出了其民俗书写和前辈文脉的承继关系。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的民俗书写以其庄严与虔诚奠定了民俗小说独树一帜的地位。在《边城》、《柏子》等小说中，沈从文带着我们进入一个活泼泼的生命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关系是一种对话交流的关系，人的命运在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得以展开却又不可捉摸。如果套用海德格尔的观念，我们可以说沈从文的民俗世界是一个“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世界，是一个可以“栖居”的世界。不过，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牧歌般的安宁中总是笼罩着挥之不去的忧虑与哀愁。如果我们注意到大工业生产在全球的统治和城市汹涌澎湃的扩张、传统生活方式的失落和乡村的萎缩、以及具有泥土味的民间世界正走向衰亡这一背景，沈从文笔下的乡愁也就有了现代意味。

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直接继承了沈从文诗意书写的一面，他笔下的南方水乡有着和湘西媲美的水墨韵味，不过，沈从文笔下不可捉摸的命运哀愁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却被淡化了，汪曾祺的民俗世界更纯粹更唯美。当然，最能打动我们的，是沈从文和汪曾祺呈现的民俗世界都是极其鲜活的，是可以走进去呼吸和劳作的，是可以安抚人的生老病死的。在他们的民俗世界里，人不是控制自然的主体，也不是可以使用的资源，整个世界是一个非祛魅的、非表象的、非单向度的意义关联的整体。对于他们的创作来说，展开和呈现这个诗意世界本身就是目的，水到渠成，圆融无间。

和沈从文、汪曾祺那种于民俗中呈现一个圆融丰满的民间生命世界不同的是，王润滋的民俗书写呈现出比较鲜明的批判姿态，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充满了“寻根”意味。显然，王润滋和李杭育的民俗书写有着更直接的问题指向和更急切的目的表达，植入了明显的审视和批判意味，缺少了沈从文和汪曾祺笔下的那份闲适与从容。顺着这条线下来，我们在肖江虹的小说中看到的是更多的焦虑和困惑，那个圆融丰满的民俗世界已然变得支离破碎。

值得一提的是，站在贵州文学的地域角度，我们也能看到这一民俗书写的不断转向。和沈从文同时期的以《水葬》闻名的贵州作家蹇先艾，他笔下的民俗生活虽然有其残忍愚昧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乡间散步般的质朴与疏朗，是一个你能走进去也愿意走进去的世界。和王润滋成名于同一时期的何士光，其呈现的民间世界有着和王润滋同样的批判姿态。在贵州作家中，蹇先艾—何士光—肖江虹，可以说构成了一条贵州民俗书写的脉线。

透过现当代文学中民俗小说发展变化这条粗略的脉线，考察肖江虹小说中的民俗书写，能更清楚地看出肖江虹民俗小说的特点。一方面，肖江虹的书写非常自觉地用民俗世界来抵制现代理性，具有明显的批判现代性的意味。他笔下的悬棺、蛊镇、傩面、唢呐、喊魂等具有浓郁民俗色彩的存在物或仪式，承载着古老的传统和乡土伦理，人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依托于这些民俗文化得以实现。然而，现代理性引发的各种生活方式不断侵蚀着这些古老的民俗文化，吉他打败了唢呐，傩面变成了商品，一切安抚人的生命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消逝。另一方面，或许因为太自觉了，肖江虹的民俗世界往往成了他批判和抵制现代社会的手段，他似乎只是站在民俗世界的外面，“看”着民俗世界，“用”着民俗世界。不过，肖江虹还是能够巧妙地把乡土生活和民俗生活揉捏在一起，将人物的命运回归于乡土世界的质朴和民俗世界的神秘之中，这使其民俗书写仍然获得了站立于大地之上的厚重性。肖江虹在把民俗生活作为一种批判手段的同时，还选择了一个和民俗生活迥然不同的世界作为批判对象，那就是城市。城市作为现代生活的表征，其疯狂的扩张标志着现代性在地球各个角落的胜利，农耕文明时代的乡村在这种扩张中逐渐消失。然而，现代人的命运却没有随着这种城市的扩张找到新的归途，相反，更多的却是彷徨不安和不知所措。人，在城市与乡村的裂缝中，何处安放自己的身心？这是肖江虹的小说提出来的问题。

现代人的这种存在困境其实由来已久。现代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各种成果，在催生出现代城市的同时也摧毁了那些古老的伦理传统。改革开放后中国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浮现出来，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和宗法传统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传统的伦理道德也随之坍塌。这引发了全面的精神危机，我们既不能安抚生，也不能直面死，面对这滚滚而来的历史，我们甚至来不及作出反思。

肖江虹的作品无疑带给我们许多启发，他在城乡的碰撞中展开人物命运的书写，城市和现代作为中心的一元，乡村和传统作为中心的另一元，在这二元的激烈冲突中揭示了乡村伦理生活变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城市的发展如火如荼，乡村的消失持续上演，家园不断破碎，乡音逐渐陌生，人与环境的疏离成了一个不可摆脱的噩梦。作为试图穿越梦境的现代人，如何在现代/传统、城市/乡村的裂缝中获得栖居的可能性，这正是肖江虹的作品激发我们必须作出的反思。

【注释】

肖江虹：《喊魂》，《山花》2010年第19期。

肖江虹：《喊魂》，《山花》2010年第19期。

肖江虹：《如是我闻》，《中篇小说选刊》2010年年末专辑。

肖江虹：《傩面》，《人民文学》2016年第9期。

[美]阿兰·邓迪斯编：《世界民俗学》，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