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山本》：秦岭龙脉上的“人”字解读

贾平凹在《山本》的后记中曾这样写道：“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长江黄河，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他说，“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之志”，他要为秦岭做志，而一切书写的关键都要聚焦到“人”的问题上来，一定程度上说，《山本》的“山之本”其实也是“人之本”，是对“人之初”的原生性情和复杂性格做出澄明化书写的孜孜探究，因而这个“秦岭之志”无疑也是秦岭龙脉上的“人本之志”或“人性之志”。

一、人如草芥：生也偶然，死也偶然

《山本》中的“人”字解读，首要的是建立在历史书写的基础上的。对于历史，贾平凹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立场，他对于长久以来的所谓“大历史”视野下对于人的描述持保留意见。他曾说：“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因而，即便他将书写定位于20世纪20、30年代，但对于历史中芸芸众生的述说既不同于苏俄现实主义的宏大历史叙述，也不同于“十七年文学”的政治历史代言，而是拥有更多的民间的、凌乱的、碎片化的呈现，具体而言，便是“生也偶然，死也偶然”的更为本真的生存样态。

作者将书写的核心定位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段历史，其中夹杂着逛山、刀客，以及游击队，保安团，预备团之间千丝万缕的蚂蚁般厮杀的故事，这就让我们本能地领略到一种广大底层生民在历史大潮中的无力感和无助感。在作品中，随着一次次战斗的打响，随着一场场杀戮的延续，我们能真切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在无缘无故、不清不楚中很随意、很偶然地便走向了死亡。

不唯如此，即便是英雄人物，他们的死亡也是平平淡淡，这同以往历史书写中英雄轰轰烈烈形象的塑造有着截然不同的走向。比如井宗丞、井宗秀兄弟二人，作为故事中最重要的两个主人公，一个被“自己人”糊涂杀害，一个被枪手一枪毙命，均在死亡之时悄无声息。这种看似偶然的死亡叙述，在解构那种“高大上”的英雄形象的同时，也具有了更多人的本真生死状态的书写。

而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麻县长角色的设置，给这种“生如草芥”的生存方式赋予了更多“齐物”色彩。麻县长在乱世中，难以施展其宏伟志向，便以品茗、养花、寄情于禽兽植物来消解时光。他用一生的时光来考察秦岭的动植物，认识了诸多奇禽异鸟和怪物，并在临终时留下了《秦岭志草木部》和《秦岭志禽兽部》两部书。而对待秦岭脚下的生民，他亦倾尽其爱，在每一次可以挽救生命的时候都会站出来默默地救济或是斡旋，这同他在乱世为那些无名的禽兽花草做志是多么相似。

麻县长仿佛是山中走来的老者，在黑暗的历史中，他以秦岭般宽广的爱来包容一切，在他心中，人同秦岭的万物并无二致，好似山中花草，纷纷开且落于山林之间，这就有了强烈的“齐物”思想。这正如贾平凹所说的那样：“在那个环境里，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人命如草芥，死亡司空见惯。当我写的时候，也是一种恶心、一种悲凉、一种哀叹，所以我写的那首诗最后两句是‘世界荒唐过，飘零只有爱。’”是的，在那样一个生如草芥的乱世，作者将众生置于秦岭的温暖怀抱，其生死与苦楚皆被秦岭默然温情以待，具有温暖人心的力量。

二、人本蒙昧：挣扎厮杀，终化尘土

中国古人曾将“人”与日月星“三光”对举，并同天地并列称为“三才”之一，可见，人是充满灵性的生命存在。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人生是有觉解地生活，或有较高程序底觉解地生活。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人生之所以异于别底动物的生活者。”这种觉解表现为理性自觉地从事活动，并对其意义和价值了然于心且有意识地进行追求。但在《山本》这一作品中，我们却看到的是更多的“非觉解”的生存状态，是一种人类的更原始的麻木、蒙昧的生存状态。

聚焦涡镇，贾平凹将这种麻木、蒙昧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这种蒙昧表现为大难来临时，鸵鸟将头插入沙中一般的消极自保。当一波波关于刀客、逛山和各路土匪打家劫舍、荼毒生灵的噩耗传来时，涡镇的有钱人开始在悬崖峭壁间开凿石窟用于自保，而穷人家无力开凿便成立了“互济会”，将钱聚集起来由一人保存，以防止被抢了去。但这种一味的逃避并未阻止厄运的降临，随着土匪五雷的入住，涡镇人这种逃逸思想被打破。但令人叹息的是，他们并未从麻木中清醒过来，甚至没有丝毫反抗，而是只是消极地却也心安理得地选择了供养，以养虎为患，受其侵害.

其次，这种蒙昧状态还表现为无休无止的杀戮和攻伐中不知自省。在作品中，随着井宗秀的崛起，涡镇几乎所有的壮劳力都被卷入了为了一己私利和权欲膨胀的蚂蚁一般的杀伐之中。这其中包括与土匪、保安团和游击队的多次摩擦、交火和漫长对峙，而每一次都要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单说为剿灭阮宗宝所在的游击队，一次战役就让涡镇损失了51条鲜活的生命。在一次次的攻杀和晦暗死亡面前，人们在蓦然伤痛之余，并未予以过多的反省和悔悟。而当灾难和厮杀洪水般再次来临时，人们仍旧会陷入一种最原始的动物一般的蒙昧的而非清醒的认知操纵下的消极之中。

在这里，贾平凹仿佛痛楚地体悟道，在历史和文明看似进步的表象之下，其实人类本性中的蒙昧并未消除，人类远未达到如冯友兰所说的高度“觉解”状态，甚至一定程度上仍在原始的“兽性的泥淖”中艰难地挣扎着，这怎能不让人生出痛彻骨髓的悲凉。

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所有的蒙昧状态的挣扎与厮杀，最终都将化作秦岭的一抔尘土，这就如作品最后，“陆菊人说：这是有多少炮弹啊，全都要打到涡镇，涡镇成一堆尘土了！陈先生说：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的尘土了！”所以这就又映衬了人生那些蒙昧状态的挣扎厮杀的可怜性与可悲性皆“殆不值一笑也”，这就使作品具有更多的现实人生的启迪意义。

三、人性多元：龌龊荣光，混沌不开

关于人性多元性的探讨，贾平凹是以独特的“悲剧”视角切入的。关于悲剧，在西方文学史上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简而言之，古希腊时期的悲剧大都可归结为“命运悲剧”的范式，比如《俄狄浦斯王》中主人公难逃杀父娶母的宿命；而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则陷入了“性格悲剧”的窠臼，比如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的纠结便是例证。但不管哪一种，似乎都有着诸多形而上的天命难违的色彩，因而才显得更为悲壮甚至悲怆。但在《山本》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却并非这种轰轰烈烈抑或艰难抉择的悲剧，而是呈现出更多人性中晦暗的、藏污纳垢因子的人性悲剧。

首先，这种人性悲剧融合了更多对同类漠然视之的冷淡。在作品中，在剿灭了土匪庆祝的晚上，对于吴掌柜和井宗秀的前岳父这些死亡的或落魄得生不如死的可怜人物，人们采取了“冷眼当看客”的态度，丝毫不去顾及他们的死活，甚至“只当是一只狗，一块石头，一个装着垃圾的烂筐子。”

其次，这种人性悲剧还更大程度地体现在私欲的无限膨胀。事实上，在作品中正是以井宗秀为代表的所谓“英雄人物”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将涡镇大多数人带向了万劫不复的可悲境地。甚至，在井宗秀被枪杀后，仍旧瞪大了眼睛，仿佛不甘心“英雄梦”的终结。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在人性晦暗天空的笼罩下，由鲜血的死亡染红的发生在秦岭大地的更为真实的芸芸众生悲剧故事，这些悲剧显然没有西方那种形而上的意味，但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绵延不绝。而这些本质上均指向了人性中的丑陋、邪恶的向度。

在对这种丑陋人性批判的基础上，贾平凹又在另一个角度点亮的人性的“灯塔”。比如作品中像麻县长、宽展师傅、陆菊人、陈先生等人，他们默默地生活在涡镇这片土地上，静静地用自己的善行温暖着涡镇的众生。这就正如雨果在《序言》中提到的“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这种“美丑对照”“美丑互现”的呈现，正是将一种人性的多元混杂的本真状态呈现得淋漓尽致。

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关于“人”的复杂、混沌存在状态的书写，都是建构在秦岭这一“龙脉”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体现了作者描绘整个民族肖像的宏伟志向。

在他看来，我们的民族本就像一个由亿万个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个体和凝结着“历史的荣光”与“历史的龌龊”的生命构筑而成的艰难前行的“老车”，其间伴随着让人疼痛的血与泪、晦暗与卑污，也隐含着慰藉人心的温暖的爱。贾平凹通过对秦岭龙脉上的“人”字解读，将我们对人的本真秉性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简介：

董晓可，西北大学文学博士在读，作品见于《延河》《黄河》《青年文学家》《西南作家》《作品与争鸣》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