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七天》：寻找从人群中走失的自我

我们常说“文学是人学”，一部好的小说诚如人一般，是有精神的，小说的精神应如米兰·昆德拉所认为的那样：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远比你想象得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同时，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的以往经验。”在婚外恋题材方面，可以说宋尾的小说《完美的七天》承载着小说精神的复杂性和延续性，镶嵌在小说机制中的召唤结构不仅刷新读者的阅读期待，更能提升读者的审美趣味，锻造读者的认知思维。《完美的七天》是一部婚外恋题材的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一对各自拥有完整家庭的素未谋面的笔友（杨柳和李楚唐）通过书信往来敞开心扉地互相交流，十年深入的情感交流足以让对方更加珍惜彼此而互为知己，甚至成为了灵魂伴侣。有一天，他们突然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约定在一起度过七天，模拟一次完整的“婚姻”。散发肉欲和爱欲的“美好的七天”一晃便过去了，但“故事是疯长的”，一系列离奇的事情如梦魇般阴魂不散、挥之不去。杨柳突然失去联系，受李楚唐之托，“我”（高明）踏上寻找杨柳的路程，一番打听后，竟被告知杨柳已遭车祸意外死亡，在杨柳离奇死亡的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而这些曲折的故事不得不引人深思、慨叹良多。宋尾没有令读者失望，他没有打出“一个没有明天的手势”，从始至终，我们都忙碌地穿梭于小说的时空当中，跟随着作者探寻情感“游戏的密码”，试图开启人生的真谛，他的小说让我们多一种想象，多一层思考，也让婚外恋题材的文学在当下多一种可能的叙述。

一、飘忽的爱欲：对欲望和爱重新辨认

对欲望和爱的多次辨认和反复探讨一直是小说关注的一个重点。《完美的七天》肇始于唯美的欲望，杨柳和李楚唐的欲望是拉康意义上的“人的欲望是对他人的欲望”，是在“他者”的领域中建构的，笔友这种实在的关系和情感引发的倾慕关系使得男女双方温情地沐浴在欲望的圣火之上和想象的氤氲之中，他们以互通情感、互叩心门的书信为燃料蓄意拔高欲望的火势，终于在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他们在欲望之火的燃烧中达到了沸点，如约见面了。对于双方而言，他们都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一生可能只有这一次的温馨一周，为了拥有一种家的感受，他们将爱的巢穴筑在磁器口——一个三山并列、两溪环抱、紧靠嘉陵江畔的千年古镇，也正是在一个简朴风韵的住宅里，“我”和女友小朋与他们同为租户，相识成为了邻居。在“完美的七天”里他们的“婚姻”美满，用杨柳的话讲就是“无论如何要用这七天把一生好好地过完。”她很刻意要“无比充实地”过完这段“婚姻”，一切妻子该做的事情她都做到了极致，可能真正的夫妻过一辈子都抵不上这七天，七天之内发生的事情也并非都按原先拟定的计划执行，仍然充满随意性，琐屑的事情也会突如其来地打扰到他们，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完满人生”的执著追求和刻意营造。在杨柳眼里，他和李楚唐是一对真正的无可挑剔的夫妻，他们之间的爱才是纯粹真实的，甚至是高尚的，他们的爱巢是彼此纵欲的空间，在这里他们面对真实的自己和对方，像两头兽类那样，生命碰撞着生命，欲望助推着欲望，爱升华着爱。

婚外恋题材的小说一向都把这种“苟且之爱”描绘得很唯美纯粹，但宋尾却挑战了这一惯性写作方式，楔子之后的情节急转而出，甚至可以称得上反转。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叙述者由李楚唐转换成“我”（高明），这种安排很巧妙也极具讽刺性，它暗示“完美的七天”真的完美吗？那种短暂而又完满的“婚姻”是欲望还是爱？欲望和爱的距离究竟有多远？作为局外人的“我”，又带着记者的职业敏感嗅觉，或许能比较清晰地勘破一切。同时，这部作品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复调型和多声部性，它消解萦绕在主人公头顶上的光环，在人物之间建立一种对话的关系，不同人物可以自由说话，读者也会随之进入不同人物的现实世界和心灵中体验一番，感触不同个体的欲望，领会卑微个体的艰难苦楚，从而更加贴切地感受爱和欲望的关系。

“我”寻找杨柳和调查杨柳死因的过程其实就是证明爱和欲望存有实质区别的过程。杨柳和李楚唐在“完美的七天”中可能都彼此真心付出、认真对待，渗透其间的爱和欲望水乳交融，然而，后面的情节似乎预示着在这种水乳交融中占有大份额的是欲望。杨柳返回滨城之后，莫大的空虚和日益扩散的懊悔始终纠缠着她，丈夫终日忙于事业，顾不上精心打理和细致经营他们的夫妻情感，她从家里得到的仍旧是沉重的孤独和令人窒息的苦闷，而不是炽热的爱。她的欲望源于爱的缺失，她的出轨是缺失性体验，她渴求通过一次次的出轨去构建爱、寻找爱，但每次出轨带给她的都是失望和痛苦。尽管那是一种出于寻找爱的欲望，欲望和爱不可能截然分离，也让人难以辨认，但残酷的事实表明欲望不可避免地偷走了爱，爱的内核早已不复存在，空洞洞的欲望随时会吞噬可怜无助的个体，她和李东之间的男女之事让她逐渐看清了自己一次次追求的爱实质上是欲望，她和爱越来越远，甚至连微薄的夫妻之爱都会终有一日荡然无存，所以她会说：“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她一心追求自己心目中完美的真正意义上的爱，还没能如愿登上爱的巅峰，却失足坠入了欲望的苦海中。相应地，李楚唐对这份感情怀有更多的也是欲望，而且他的欲望表现得非常明显，正如“我”这个局外人所看到的那样：“杨柳之所以令这个男人念念不完，也许并不是因为她的某种美，而在于一种巨大的空洞——一别之后，再无相见。”“他更爱她的身体。”而且，杨柳的抑郁症很大程度上是李楚唐因创业向她半勒索式地要钱导致的，在现实利益面前，所谓的完美都不堪一击，如小说中所说的：“我们向往的美好，都是自己的欲望铺成的幻境。”“完美的七天”是美好想象的拼贴，这种婚外恋并不完美，没有纯粹的爱驻扎其中，存于其中的是飘忽的爱欲。宋尾对爱和欲望的多次辨认具有颠覆色彩和解构意味。

二、追寻之问：对自我和存在的再次确认

“我的灵魂与我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而我的存在却如此真实。”作为局外人，寻查杨柳死因的探访旅程开启了“我”追认自我和存在的心灵路程。小说的显性线索和隐性线索交织，悬念式组合的情节如“解扣子”般推动小说文本发展，它打破了正常时空顺序。记者的职业本能使“我”对杨柳死因愈发好奇，随着暗访的深入，一种“寻找圣杯”的原罪感也愈发强烈，越接近事实真相，越能抵达似乎真实的自我及每一个体；每多解开一个扣子，一种随之而来的紧致感便会牢牢束缚于心，解开的谜底是更深一层的谜面。小说最后篇章作了焦点转移，从“杨柳的死因”转到了“我之为我的成因”，杨柳的死因是复杂的，追问和调查永远不可能抵达真相，实际上，谁都可能是罪魁祸首，是众人的欲望弥漫和情爱争夺葬送了杨柳，她的死昭示着我们该如何存在，我们将以何种方式、何种状态为她和自己超度？

人是一种矛盾的存在，杨柳寻爱纵欲的背后是她存在的不平衡性，甚至是存在的缺失，物质生活能够满足她的一切，但是她的精神生活是贫瘠匮乏的，“有时越是看上去什么都不缺，就越是空虚。”“本质上就像是另一种地狱。”庸常的生活压不住她纯粹的个性，她找不到自己，于她的丈夫而言，她感觉自己可有可无，因此她不惜打开地狱之门，追求一种平等的爱情和对等的存在，但婚外恋中披着真爱外衣的欲望使其更加迷失了自我，更加找不到自己。李楚唐是一位自尊心极强但又没有创业能力的人，她妻子这棵树过于繁茂，不经意间垂落的枝条就会抽痛他，妻子的树荫在他心里留下阴影，他找寻不到自己的存在，故而对现实的绝望使他从一名多情神性的诗人沦为滥情鄙俗的商人，不顾结发之情，不顾露水之爱，不顾手足之义，为所有人设了一个局，敲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同时，他又很诚挚，富有情义，持续给文学社提供资助——甚至有一年自己债务缠身，唯一的要求是不要人知道捐助人是他，骨子里依然向往诗意纯情。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李楚唐以为在杨柳心中自己依然是他爱慕的偶像和精神的导师，实则自“完美的七天”后，杨柳越来越认为李楚唐是魔鬼，而杨柳也早已不存在李楚唐的内心之中，李楚唐更爱自己，但爱自己却不认识自己，他在生活和人群中迷失，真正的自我走失了。

爱是复杂的，生活也是复杂的，当爱与生活接轨时，婚姻就不是一首诗，黄昏来临时，善良的上帝将不会前来就餐，上帝只能是自我。现实婚姻中，杨柳和李楚唐的存在意味着什么？他们各自家庭的存在又意味着什么？这一切都指向婚姻中的爱，这种入巢之爱该如何存在？什么是真爱？高明在寻找杨柳的时候，发现真正的他们都在慢慢面目全非、逐渐消失，甚至包括他自己。高明帮别人寻爱时自己也在悟爱，感知到强大的生活惯性遮蔽和流产了爱，美好宝贵的浪漫情愫遗失在麻木的感受和苍白的生活里。李楚唐纵使是虚伪多情的，高明也在他身上撞见了自己的影子，在熙攘的人群和繁忙的生活里丢失了自己，与他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空洞麻痹的。小说中，反复出现一些情感小故事，这些故事具有互文性，仿佛意在说明别人的故事亦是自己故事的底本，在别人的戏中有可能留着自己的眼泪，它暗示着一个共同的卑微的个体普遍存在。诚然，高明也忽略了家庭，他的妻子也出轨了，他妻子说：“我们已经好久没说过话了，我们已经陌生得不认识彼此了。”这不禁会让我们觉得尤奈斯库《秃头歌女》中的“夫妻对面不相识”是那么得真实而又可悲。高明的妻子觉得自己睡在一个悬崖边上，丧失了全部安全感。然而，即使忽略了自己的妻子，高明也发觉自己仍是真真切切地爱着她妻子的，于是，他恳请妻子给双方七天时间去找回爱，这七天对高明而言可能是其逐渐正视自我、寻回自我的“完美的七天”，即便如此，他也觉得“所有的复杂和痛苦才刚刚开始。”

另外，小说以婚姻中个体的存在印证一个更深更大的社会存在，在社会面前，个人更加渺小，“假老练”退居小城市反而找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他是理性的而非盲目的，群体的模式化与个人的鲜活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福柯意义上的“规训”和斯图亚特·霍尔式“表征”显示的那样，公共的力量也时常于无形中左右和塑造着我们的存在。存在是复杂的，不仅仅是哲学形而上的思考，更是要形而下实践的，同样是孤独，杨柳是惧怕孤独的，而“假老练”是享受孤独的。宋尾对自我和存在的再次确认，是引发我们深思该如何寻找从人群中走失的自我、该如何爱以及该如何生活？

三、“反婚外恋”：历史意识和时代问题的交织

谢有顺说：“小说家的才能，在艾略特说的经验、观察和想象三方面之外，我觉得还要加上第四个，就是要思考。经验、观察和想象之后还需要思考。像小说家那样思考的意思是，我希望小说家除了讲好一个故事，还要思考好一个故事。”宋尾的小说是极具思考性和启发性的，他不仅自己思考一个故事，还让读者参与其中，与读者共同探讨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时代问题。婚外恋是当今时代热议的话题，它的高发似乎表明当代人的情感是那么脆弱，不堪一击，“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绵密柔情仿佛没有穿透历史，映射到今时。宋尾对婚外恋的思考比较深入，其小说写出了一种精神背景、灵魂冲突，更用一种形而下的生活写出了一种形而上的哲思，体现出历史意识和时代担当。

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不少婚外恋题材的小说，其写作走向经历了波折。“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两性道德的破除和新两性道德的建立，是“五四”小说集中描写婚外恋题材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女性从封建父权、夫权和封建伦理文化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挣脱了封建婚姻观、贞操观和子嗣观的束缚，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和应有的价值尊严，“五四”时期的婚外恋小说走的是个性主义式婚外恋道路，代表性作品如王统照《遗音》、庐隐《一个著作家》、许杰《隐匿》等；“五四”小说在婚外恋中宣扬个性解放、人性主题，为后来的婚外恋题材书写奠定了基础，以三十年代以后的作品为例，描写婚外恋现象作品层出不穷，出现了叶紫《星》、许地山《春桃》、曹禺《雷雨》、巴金《憩园》、《寒夜》以及新时期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刘恒《伏羲伏羲》、霍达《未穿的红嫁衣》、池莉《来来往往》、皮皮《比如女人》等一批知名作品。“具体来说，“五四”以来直到改革开放前夕的小说创作，对婚外恋的描写经历了一个在道德价值判断上由肯定到否定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前对婚外恋的批判，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对婚外恋现象的理解与包容，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的婚外恋题材小说经历了又一次大的反弹；九十年代以来的婚外恋描写则呈现出在传统道德与个性解放之间摇摆不定的态势。在此过程中，现当代小说婚外恋题材描写的两条主线渐渐显露，一条线索是从凸显政治意识形态到回归文艺的审美特性，另一线索即是对人性解放探索的渐趋深入。”在这种摇摆姿态中，对婚外恋小说的批判多是从伦理道德上进行指摘和谴责，而对婚外恋小说的承认和包容也仅止步于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并且近年来，婚外恋小说的创作情节模式化、人物刻板化、主题趋同化。宋尾《完美的七天》面貌焕然一新，令人眼前一亮，具有“反婚外恋”的特点，这种“反”建立在对“爱”和“存在”的现实思考和真实感触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宋尾并没有从伦理道德上谴责婚外恋，在小说中强调“尊重欲望”、尊重情爱自由，他细致辨别了“欲望”和“爱”的区别，表明“欲望”并不等同于“爱”，欲望是炽热的，心底是苍凉的，放纵欲望有时会离爱越来越远。他敏锐地觉察到并非一切婚外恋都是出于“爱”，并非所有婚外恋都意味着人性的解放和自由，他为读者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宋尾对爱的认识不仅止于自由解放层面，而是更深入地触及人性内核，结合当下生活对活生生的人陷入两难困境作深入剖析，像杨柳和李楚唐这对人物难以区别“欲望”和“爱”，后果是害人害己；双方的配偶既是受害者，也是客观的助推者，他们的行为和性格导致了出轨事件的发生，致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高明确实爱着小朋，也想着寻回自己，而生活是具体的、琐碎的、实用的，非艺术、非个性的，故他觉得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但心情忐忑、路途坎坷。宋尾清醒地意识到存在和爱不易，成为真正的自我很难。宋尾具有时代担当精神，他是嗅觉灵敏的作家，有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以往作品很少区分爱和欲望，没有意识到描写人性存在的艰难和复杂，没有给予婚姻生活以现实的底色，他的小说不仅延续了历史话题，而且还将时下困惑融于文本中，向时代抛出了一个尖锐的情感问题，对当代婚姻家庭现实问题的沉重思考使得文本内涵复杂、现实感强烈，他的小说是哲思和情感的结合、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小说设置了反讽的结构框架，拥有反讽结构的小说便会变成为情境反讽。学者南帆说：“言语反讽让人们站在反讽者的立场上，而情境反讽则让人们站到观察者的立场上。言语反讽具有讽刺性，情境反讽往往更具有纯粹的喜剧性、悲剧性和哲理性。……情景反讽更易于引出历史和思想。”欢喜浪漫的开篇和悲伤无奈的结尾以及人物的初心追求和最终结果相反，极具讽刺意味，强化了现代意义，“完美的七天”隐喻人的一辈子，强化了戏剧意义。

宋尾的小说语言鲜活，间或富有诗性，前后呼应及时，叙事节奏得当，他的“婚外恋”小说为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叙述向度，引领我们冲向了另一重精神高度。小说的缺点是主题先行，表现得过于明显，写得太刻意、太用力，没有节制好艺术情感、控制好艺术分寸，致使内容和形式不够平衡，“有意味的内容”胜于“有意味的形式”，此外，人物塑造得还不够立体丰满，多少不免落入俗套，文本张力稍微欠缺。我读完这本小说已是春天，阳光明媚，万物滋生，悸动的季节萌生着一颗不安定的心，加缪说：“没有对生活绝望，就不会爱生活。”在宋尾的艺术世界里，我看见否定中的肯定，那便是尽可能地在人群中找回走失的自我，保持新鲜的自我。

注释：

[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24页。

[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25页。

[法]阿尔贝·加缪：《局外人》，柳鸣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11月版。

谢有顺：《写了些什么？》，引自“谢有顺说小说”微信公众号，http://mp.weixin.qq/s/_c30V-XM-eaiSbIZj--hLA

姚春光：《论现当代小说中的婚外恋主题》，西南大学硕士学士论文。

南帆：《反讽：结构和语境》，载于《小说评论》，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