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的勇敢》：谁能感应到山川大地的教诲

《候鸟的勇敢》因为“个人纪念”意义的微妙平衡，有效地使得小说在道德训诫和现实批判的可能性之外，生长出更丰盈值得纪念的私人性和私密性。一个好的小说家更深阔的社会问题，其起点应该是与个人痛痒相关的问题。

小说题目“候鸟的勇敢”很容易让人想到近些年流行的生态小说。但按照我对迟子建创作的了解，没读小说，几乎就可以肯定迟子建不会写一本流行的生态小说。迟子建小说的边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曾经和人间无隔，也就这几十年，这个边地正在被“现代”侵犯。这种侵犯在《候鸟的勇敢》里是贪婪物欲激发的暴力和杀戮。候鸟这些古老的鸟类物种被动地成为“当代的候鸟”。他们的勇敢既是要感应到生命的密码，漫漫长旅不至于迷失，同时也要应对所面临的“当代问题”：如何逃脱人类的杀戮？现代文明进程使得人类自我膨胀地以为有能力将宇宙万有全部收编为人的问题和当代的问题，而文学和作家的意义在这一方面应该恰当地站在人类肆意妄为征服世界的反面，选择做一个警醒者和批判者，即便无能为力，也去做一个挽歌和悲歌的书写者。所以，迟子建会写《额尔古纳河右岸》那样的挽歌，凭吊行将消逝的古老文明和生活方式。同样，《候鸟的勇敢》写“没有逃出命运的暴风雪”的两只东方白鹳，也是一曲苍凉的悲歌。

自然启示录

其实，除了挽歌或者悲歌，文学还可以书写人作为卑微者向山川大地学习，书写自然界作为人界的启示录，我们姑且将人从自然分离出来。《候鸟的勇敢》就是一部自然启示录，一边是人对自然的屠戮，一边是人对大地万物的感应和体悟。在中国一众作家中，迟子建是可以单独地被称为“自然的女儿”的。只要涉笔北方边地，迟子建几乎所有的小说都要把人事安放在四季风景轮转的山川大地，《候鸟的勇敢》也不例外。小说从春天起笔，先写的不是候鸟，是春风的勇敢。“早来的春风最想征服的，不是北方大地还未绿的树，而是冰河。那一条条被冰雪封了一冬河流的嘴，是它最想亲吻的。但要让它们吐出爱的心语，谈何容易，然而春风是勇敢的，专情的，它用温热的唇，深情而热烈地吻下去，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心无旁骛，昼夜不息。”“然而春风是勇敢的，专情的”，如果小说家的每一部小说都会有一个或几个主题，那勇敢和专情会是迟子建写《候鸟的勇敢》首先想到的吗？读完《候鸟的勇敢》，我相信是的。候鸟为什么是勇敢的？小说的勇敢和专情被迟子建并举，而这是自然界要教给我们的。

不只是专情，爱意最靠近的是死亡。小说写张黑脸和德秀师父第一次交欢后，德秀师父为了消磨时间，边走边下到沟塘去看花草。“德秀师父以往只注意到蝴蝶的美丽和自由，没想到它还这么风骚！它这搂搂，那亲亲，不犯戒吗？最后她想明白了，蝴蝶犯戒和不犯戒，终不能获得长生。到了深秋，它们的花裙子就七零八落了，不能再飞，在林地像毛毛虫一样蠕动，瑟瑟发抖，等待死亡。如此说来，它们风华正茂尽情欢娱，等于积攒死亡的勇气，有啥不可饶恕的呢……”张黑脸和德秀师父成为会爱的人，他们的第二次交欢成为对自然的回馈和报答，甚至成为自然草木，“这只手就松懈下来，乖顺下来，成了他荒寒手掌的一把温暖的柴草。”在这里，自然不只是人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作为人类最原始的老师教给我们坦然爱和死亡的勇敢，也见出我们的虚弱，候鸟迁徙凭借的是翅膀，而依赖飞机、火车和汽车的候鸟人却是瓦城最经不住疾病袭击的两个人。

自然启示录是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因为一代有一代、一人有一人的蒙昧和困惑，往往习惯于求诸自然，有所裨益，或者惩诫，而且当人最无力改变命运的时刻，自然成为幻想中的那个反抗者，就像小说写到的候鸟的神话。向山川大地学习，迟子建不是第一个，当然她也不是最后一个自然启示录的书写者。迟子建有自己的时代，也有自己的迷惘和困惑，“自然的女儿”和自然有着更多的声息相通之处，俨然一个自然的通灵者。写《候鸟的勇敢》这样的小说，对迟子建而言，三四十年的写作史，时间使然，本性使然，只会越来越朴素。不只是《候鸟的勇敢》，前两年的《群山之巅》就已经如此了。这世界该看的看了，能经历的差不多也经历了。行到水穷处，普通人说认命，作家则是意识到局限。当此时，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早就不需要玩弄巧智唬人，他们只要把自己看的和经历的、感受的和想清楚的，如实如常地娓娓道来。自然也有感受不到、想不清楚的，那就让它们“不到”或者“不清楚”，就像《候鸟的勇敢》为情所困的张黑脸和德秀师父，“他们很想找点光亮，做方向的参照物，可是天阴着，望不见北斗星，更没有哪一处人间灯火，可做他们的路标。”他们只是普通人，他们陷入了迷途和困境，是不会有诗人的“天问”。也许迟子建可以有天问，但迟子建还是顺势而为作普通人的念想。这之前的《群山之巅》也是这样，小说最后的一句话是“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而一个小说家，除了把这种迷途和困境，这种无路可走诚实地写出来，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苦难中生发的温情

对文学批评的从业者而言，我几乎不知不觉地忽然觉悟到“重新做一个普通读者”的阅读乐趣。所以，我读小说会像普通读者那样去关心小说怎样结束？人的命运怎么样？当然我也会想小说中出现了那么多人物，小说家为什么让此人不是彼人“活”到小说最后？像《群山之巅》是单夏和安雪儿，《候鸟的勇敢》是张黑脸和德秀师父。一般说，能够走到小说最后的那些人都被迟子建灌注了更多的眷念和不舍得。如果在更早的年轻时代，迟子建（至少小说中的迟子建）是相信有办法的，她可以调动文学的幻术，许给悲凉世界一抹温暖的亮光。阅读迟子建的早期小说，你能够时刻感到汉语之优雅对日常生活之美的发现和打开。这是迟子建的长处，但往往是读者耽于这些精致、唯美的段落，而忽视迟子建小说更有曲折、深幽所在。于是长处却又成了一种碍事之短。因而，我们必须指出，迟子建对世界执守善良愿景，愿意给世界以完美，给人以希望，骨子里深藏的却是对世界和人残缺的洞察。换句话说，迟子建的小说世界差不多都是从世界是不完善、不完美开始想象和书写的。在一个周遭充塞着丑恶和苦难的世界，如果不调动文学的幻术，文学如何直面并叙述丑恶和苦难？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迟子建怎么能生生地从残缺、苦难处出发而归于弥合和温情呢？《一匹马两个人》《雪坝下的新娘》《微风入林》《一坛猪油》《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第三地晚餐》《额尔古纳河右岸》《鬼魅丹青》《白雪乌鸦》《晚安玫瑰》《群山之巅》《候鸟的勇敢》……这些小说，呈现了迟子建的焦虑、惘然、忧戚和伤怀浮动。与此同时，迟子建的小说开始出现化解不了的冷硬和荒寒。在巨大的变动和毁坏面前，人性之善还能卫护我们最后的家园吗？人类是否能够从自然获得启示，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精神迷失？《候鸟的勇敢》确实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如她自己在小说的后记中所言：“我们面对的世界，无论文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我写得最令自己动情的一章，就是结局，两只在大自然中生死相依的鸟儿，没有逃脱命运的暴风雪，而埋葬它们的两个人，在获得混沌幸福的时刻，却找不到来时的路。”

作为一个在大变局的中国和世界生活和写作的作家， 一个对世界抱有信仰的作家，迟子建的焦虑、惘然、忧戚和伤怀可以成就“经典”或者“样本”。一方面，“故乡对迟子建而言，可谓恩重如山”。《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候鸟的勇敢》都有着迟子建自《北极村童话》以来成长记忆中故乡山川风景人事的影子；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2002年5月，迟子建丈夫的去世，对她而言是“与生命等长的伤痛记忆”。经此创痛，迟子建多了“沧桑感”。这种“沧桑感”在迟子建刚刚经历失去爱人的痛苦后，小说有一种“与温馨的北极村童话里决然不同的，粗粝、黯淡、艰苦、残酷，完全可以称得上“绝望的生活”，一直到她写作《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开始具有“将自己融入人间万象的情怀”，和大众之间的阶层阻隔和心灵隔膜被打破和拆除。迟子建“凭直觉寻找他们，并与之结成天然的同盟”。蒋子丹认为此时的迟子建“对个人伤痛的超越，使透心的血脉得与人物融会贯通，形成一种共同的担当”。正是这种“共同的担当”使得《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以及《候鸟的勇敢》都是“有我”、“有迟子建”的写作，迟子建将自己的心血浇灌到小说上。所以，苏童认为迟子建：“宽容使她对生活本身充满敬意。”正是这种“充满敬意”，迟子建可以任性诚实地在近些年的小说，包括《候鸟的勇敢》中让自己保留对世界想不清楚的迷惑和迷茫。

“个人纪念”及其意义

在《候鸟的勇敢》的后记，迟子建再次强调这部小说“个人纪念”的意义。事实上，个人纪念的意义如何参与到迟子建2002年以来的文学创作中？这个话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我看到《候鸟的勇敢》发表后，一些文学评论者注意到小说的文学地标和现实之间的隐秘关系。确实，在《候鸟的勇敢》中，中国基层社会不同的空间，候鸟护管站、娘娘庙、瓦城都承担了不同的时代现实意指，尤其是对宗教、政治和经济如何在中国基层社会发生作用，进而影响到社会阶层变动和新阶层的形成，小说提供了创造性的文学想象。

迟子建敏感地意识到新的家族关系如何伸展它们的触角和神经，进而改写普通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种改写从人界扩张到自然界。人对自然的改写和改造不是近代的事情，人的自觉史是和人对自然的收编史同时发生的。《候鸟的勇敢》隐匿着一个主题是：谁能成为勇敢的候鸟？而一旦人成为自然的改写者和改造者，自然律能不能挣脱出人律？而且，人律本身也是征服和收编史，就像《额尔古纳河右岸》山林文明的消逝。这个问题深究下去，必然会是世界更大的幽暗。卑微者命运上升的阶梯依靠的家族的地位显赫者，或者选择作为以恶易恶者。迟子建不可能成为丛林法则的拥趸，那文学到此为止，除了揭示恶与病痛，除了发明卑微者的生命微光，除了文学的慰藉、疗愈和救济，能不能更有力？进而，自然还能成为我们的老师？自然又如何教育着我们？迷失的我们还能感应到自然的教诲吗？

迟子建相信山川大地，也肯定人的生命微光，就像小说中张阔对德秀师父与父亲的宽恕。《候鸟的勇敢》因为“个人纪念”意义的微妙平衡，有效地使得小说在道德训诫和现实批判的可能性之外，生长出更丰盈值得纪念的私人性和私密性。我相信一个好的小说家更深阔的社会问题，其起点应该是与个人痛痒相关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迟子建的文学价值远远没有被我们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