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未完成的叙事

《启蒙》（原载《天下》2012年第3期，《小说选刊》2012年第10期转载）是刘继明精心打造的一部极富思想含量的中篇力作，蕖伯安则是他在小说中塑造的一个“典型人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为了让这个“典型人物”在“典型环境”中出场，或者说，为了让这个“典型人物”充分显现出其所表征的“典型环境”，充分显现出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作家不吝笔墨，借叙述人“我”的眼睛三次为其“留影”，以供读者观瞻。

第一次，是“我”作为W大湖畔诗社副社长和社长魏东及其女友安然为筹办“樱花诗会”去邀请本校前辈诗人雷平时的偶遇。为了让主人公的第一次出场具有足够的轰动效应，作家做了充分铺垫：先是写“我们”，尤其是魏东和安然，男的如何才华横溢桀骜不群，女的如何青春飘逸孤傲超拔；然后再写雷平如何的声名远播，“我们”对雷平如何的景仰有加；最后，才在雷平的尊崇中隆重推出蕖伯安：

他约摸五十多岁，面庞瘦削，鼻梁挺直，额头的皱纹很深，仿佛是用雕刻刀一刀一刀雕刻出来的，眉毛又黑又密，头发微微卷曲，不是烫的，是那种自然的卷发。他虽然坐在藤椅上，但我也能估摸出他身高至少有一米七八，夹着烟卷的手指翘得高高的，一双眼睛明亮锐利，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仿佛穿过层层岁月的迷雾，透出一股不可言说的力量。

无需铺陈他那巨大的文学成就，单他这古希腊雕塑般的姿态就深深地折服了“我们”——“我们实在紧张极了”，因为，呈现给“我们”的哪是一位作家啊？简直就是一位“思想者”，一位“文化英雄”。

我们第二次观瞻蕖伯安的风采，是“樱花诗会”后，他在副校长亲自邀请下来W大做讲座，“比我们第一次见他时更显精神”：

他穿着一件竖条纹的浅灰色衬衫，系了一根深红色领带，花白的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很可能抹了发油，在不太明亮的灯光下熠熠生辉……在接下来的演讲中，蕖伯安潇洒的举止、风趣的谈吐，以及他对社会问题的大胆抨击，几乎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

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文化明星”，一位“青年导师”。

我们第三次看到的是“私人空间”中的蕖伯安。安然已经为蕖伯安所全面折服，陷入情感的迷狂之中，邀请“我”陪她去拜访蕖伯安。到达蕖伯安家后，迎接我们的仍然是雷平。就在“我们”谈论雷平创办、蕖伯安任名誉主编的《启蒙》杂志及其上蕖伯安的文章时——

这当儿，响起一阵脚步声。蕖伯安从浴室里出来了。他穿着一件白色丝绸大褂，整个人显得神清气爽，比以往要年轻好几岁……他晃晃了潮湿的头发，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目光在我和安然脸上扫了一个来回，“安然，你今天可真漂亮！”

我们面对的，是一位从西方电影中飘然而下的优雅的“绅士”。

文化英雄、思想者、文化明星、青年导师、绅士……这就是蕖伯安呈献给我们的整体印象。不要说这所有形象的综合体，恐怕只占有这些形象中的一个，就足够明亮，足够耀眼，足够令人崇拜了吧？

但就是这样一个明亮的形象，却随着小说情节的延伸，全面颓败：他先是由思想解放者转变为性解放者，或者说，由思想主体转变为欲望主体；接着，他由文化英雄转变为商业精英，或者说，由政治主体转变为资本主体；最后，在积聚了欲望的一切能量后，他干脆沦落为一个肆意妄为的环境破坏者，一个心狠手辣的欺压百姓者，一个穿越于官商两界的高明投机者，一个疯狂压制反抗力量的保守主义者……

这个转换十分有戏剧性，值得细细咀嚼。这位原先对“保守势力”毫不留情，号召青年觉悟起来推翻一切“保守势力”的人，竟然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新时期最顽固的“保守势力”——就是他，让政府工作人员（政治力量的表征）变成了了他最为忠实的助手和奴仆；就是他，不惜动用黑暗势力，让自己的反对者从肉体上消弭于无形；就是他，运用自己手中的权钱资源，不动声色间就瓦解了儿子代表前妻发起的对自己的诉讼，而且，这瓦解是如此彻底，不仅媒体接到“上级部门指示”不许报道蕖伯安案的一切消息，而且对他的起诉甚至连案也无法立，别忘了，小椿请来的可是国内最为知名的律师安然。

读到这里，我们禁不住毛骨悚然：这是怎样的黑暗力量啊！

我们也禁不住追问：这样“黑白分明”的转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这个问题既是对小说质地的拷问，也是对历史真实的拷问。

然而，要想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小说提供的历史语境——1980年代——上去，回到小说的主题——（新）启蒙——上去。

历史地看，1980年代，在整个中国，最富活力的“思想解放”思潮非“新启蒙主义”莫属。正如小说所提示的，蕖伯安在《启蒙》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振聋发聩的文章谈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其发端时，“新启蒙主义”的确是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大旗下展开自己的思考和批判活动的，而且成为其中最为有力的一翼。这一思潮打着“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旗号，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讨论的异化问题出发，展开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猛烈批判，批判其忘记了马克思学说中有关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的思想，批判其历史实践压抑了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而且，在这样的批判中，通过策略性的话语转换，建国以来反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实践最终被阐释为封建主义的衍生物和遗产，因而，这样的实践不仅不是对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反而是其倒退，甚至是对资本主义的倒退……就这样，通过抽象的自由观念的倡导，“新启蒙思潮”为中国面向资本主义的全面开放奠定了价值基础，提供了理论工具。

然而，正像我在上文已经隐含地指出的那样，表面上看起来，“新启蒙思潮”风光无限，光明无边，但它却有着自己无法回避的黑暗面，那就是：它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点，即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异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析的产物，因而其首要的批判对象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在当时的语境中，“新启蒙思潮”所面对的挑战是至少是双重的：一是传统社会主义（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是“封建主义”）的压抑性力量，一是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压抑性力量——资本的压抑。但在中国的“新启蒙”思潮中却出现了极其吊诡的一幕：新启蒙者们一方面向传统社会主义猛烈开火，甚至在泼“洗澡水”的时候不惜把“孩子”也泼掉了；另一方面，则对在社会转型中形成的资本的压抑性力量视而不见，或者，干脆用自己的言说为其开辟道路，提供土壤，进行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启蒙”不仅不是国家力量的对立物，反而是改革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合谋者。

这就是19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基本图景。

可是，按照西方经典哲学的解释，“启蒙”是获得了勇气的个人运用理性反思并且走出传统束缚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一种“批判的心态”，要求“以批判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连接启蒙者与启蒙目标的不是某些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复活——这种态度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进行永恒批判的哲学气质。

由此可见，中国的“新启蒙”是不彻底的，是未完成的叙事。

正是这种未完成的叙事，使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新启蒙”在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中，而且使其随着社会发展迅速失掉其思想锋芒，逐渐丧失掉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最终沦落为当代中国最为强大的压抑性力量——资本的代言人。

这就是蕖伯安这个人物的历史理论来源。

这也是这个人物“典型性”的思想依凭。

值得强调的是，经历了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思想论战之后，在知识界，这种未完成的“新启蒙主义”虽然没有被彻底清算，却也得到了全面的检讨，以至于有的新启蒙主义者在高呼“启蒙万岁”的时候，也不得不发出“启蒙死了”的哀声，因而，在知识界，“新启蒙主义”已基本上成为一颗“死魂灵”。但是，文学却为这颗“死魂灵”又提供了二十多年的生存空间，为其构筑了抗拒的最后一道屏障，使其得以继续自己那本应早就被终止的老套言说。

纵观世界文学思潮史，这也实在是一个吊诡的现象。

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卡林内斯库通过细致的研究指出，所谓现代性是和现代化进程、世俗化过程紧密相连的一个概念，它一方面表现为对理性的崇拜，对合理化秩序的信仰，对市场体制的服膺，总而言之，表现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崇拜，但另一方面，产生于同一进程的现代主义文学却具有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世俗化的倾向。实际上，只要我们略微深究一下就会发现，在欧洲文学史上其实一直存在着一条批判资本主义世俗化进程的文学线索：德国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反抗资产阶级世俗化进程对人的压抑，因而对其展开美学批判；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呈现了资本的伟力的同时，也呈现了资本的残酷，因而对其作了无情揭露；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更是以其惊世骇俗的文本建构了对现代本身的批判视野。

遗憾的是，这样的批判视野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中杳无踪影。概略地看来，从1978年开始的伤痕文学、到稍后的反思文学，从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一直到1990年代的先锋文学，我们文学的批判锋芒所指向的始终是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与之相关的“革命”、“崇高”等关键词。看一看我们周围的现实，这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啊。到1990年代，资本早已成为与权力伴生的压抑社会生机的结构性因素，早已成为社会不公和不义的重要根源。然而，我们曾经的启蒙精英对此仍不置一词。甚至到了今天，当社会上对资本的压抑性力量有所反思和批判时，我们曾经的“文化英雄”们又摇身一变，变成了既定秩序的代言人和“卫道士”。

这就是小说结尾作家在电视中“再现”蕖伯安的深意之所在。当主持人问他“将来是否会重操旧业写小说”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写，当然会写，我从来就没忘记我是个作家。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和观众，我的自传体小说最近就要出版了，首印20万册。还有，我那部曾经遭到查禁的《渴》也将再版，并要被改编成电视剧呢……

是的，他（们）从来没有忘记他（们）是作家。他（们）还要在文学的怀抱里滋养自己那早已为资本所僵化、冰冷的“死魂灵”。他（们）还要依靠着这滋养，散播“新启蒙”的迷雾。他们还要在这迷雾中攫取。

这也正是刘继明这部小说的意义之所在：用文学的方式清算隐藏在文学中的“新启蒙主义”残留。他告诉我们，“新启蒙主义”是一种远未完成的叙事。我们的文学要有新的未来，必须完成这未完成的叙事。我们的国家要有未来，也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完成这未完成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