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瑾《地衣:李村寻人启事》:归去来兮,一位怀乡者的思想笔记

2018-07-15 00:41 编辑:池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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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衣:李村寻人启事》是李瑾采取散文化笔法撰写的一丛家乡旧人旧事,出版前,已分别在《人民文学》 《中国作家》等杂志发表过,引起了较多关注。此次结集出版,可以一窥李村人最原始、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和作者对家乡最真切、最热烈的关注关怀。

乡土文学发展百年,有过兴旺繁盛期,也曾一度被边缘化。乡土文学的出现,是由于城市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他者”视角:社会结构变迁导致人员流动,第一批走出乡土进入城市的人在远距离反观乡土时,便出现了乡土文学。上世纪初,鲁迅先生最早定义了乡土文学:“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乡土文学的情感基底还是乡愁。李瑾从沂蒙山东部的一个小村庄进入北京,城市的生存体验让他与青少年的乡土记忆拉开了距离,在一次次的返乡经验中,使他对陪伴自己成长的土地和村庄有了更深沉的思考与依恋。李瑾的乡愁在于他认定:“农民的终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现代性主宰一切的社会中,乡土最终会成为一种童话,而城市则会成为新的乡土。 ”基于这种不可抵挡的消逝,以及现实中那些出现在他生命中的乡人不断地离开,作者只能用文字把生活中、记忆中那些鲜活的李村人永远地保存在时间与历史中。 《地衣》中的文字,可以看作是告别,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精神家园的维护。或许将来的某一天, 《地衣》中的人物都已不在,至少我们会记住李村人和他们的故事,就像老舍的龙须沟、汪曾祺的高邮、莫言的高密、李娟的阿勒泰。

在当代文学发展中,乡土文学分化为农村题材文学、新乡土文学等等门类,有虚构的、非虚构的,如今面对不断变换的乡土世界以及它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乡土文学该怎样讲述呢?显然,当下作家已不能仅仅像自己的前辈一样将乡土世界描绘为世外桃源、安居隐逸之地,抑或是满目疮痍充满国民劣根性的落后土地。内容或形式的突破,是当下创作必须解决的挑战之一。李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显示了他的成熟与才能。在内容上,他回避了那种观察与反思的审视态度以及全景式再现,在两千多人的李村中,他的对象只有他熟悉的几十个人物,每个人都有一部小传,字数不多,寥寥几笔,却自成风格。他们像是李村的分子,做着不规则的运动,从驴眼儿、去年儿到大叫驴李市长,每个人都是自组织的个体,李瑾用一种自由而松散的排序记录着他们,看似没有任何规律,但他们却是由原子按照一定关系组合而成。作为乡土社会连接的基本形式,家族血缘连接着李姓的各个成员。通读《地衣》会发现,李瑾截取的是李庄以一字辈、同字辈、彦字辈、振字辈为核心的四代人的生活,这四代人或早或晚地都出现在了李瑾的视野中,因为出生时间早晚,虽然在辈分上有代际的差别,他们却共享着同样的时代背景。“老爷”“奶奶”这两个故事中的人物,是记述者尊敬、爱戴的亲人,他们性格、品德的完善,在乡野村落的人群族类中是不多见的。传统的伦理结构在当下乡村生活中很难延续,作为仪礼之乡的山东亦是如此。在李庄人的故事中,既可以见到金钱对乡土的文明秩序、伦理道德秩序的破坏,也可见到现代文明对人的挤压与分裂。也因此,前后辈、老小辈在李村中是一个模糊的存在,不管是四爷、二叔还是小沈阳儿他娘、鲤鱼儿家的,我们从他们的生活、经历中,又可以看到某些一致性。在《地衣》中,李瑾并没有刻意制造疼痛感,他将每个人放在一种松弛的状态中,在这些李村人自己的生存节奏中,读者自行领悟其中的可爱、无奈、虚无、物质与精神的撕裂、本能与欲望的冲动与无法满足。打盹神是可爱的,爱睡觉却能讲故事,他那句“小小,烙个油饼吃”尤其能将乡村生活的缓慢、乡土记忆的温情传递出来,读之余味悠长。酒鬼小泥鳅儿的生命里除了酒没有任何东西,只有在喝酒时整个人才活灵活现,戒了酒后就像没了魂儿。铁水儿本来是个干净漂亮的美男子,却因为痴情疯了,回到家后被亲弟弟带到外地抛弃了三次,被人故意伤害后,最终消失在李村外的世界。李村有形形色色的人,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李瑾退隐在文字背后,用他的所见、所思、所想还原着李村的原始生态。李瑾说:“老家以及它所衍生的旧事旧人旧物,就是我心里的地衣,以之果腹、疗伤和搁置疼痛而疲倦的神经,甚至进行精神性的反刍,是必不可少而又平常稀松的一道餐饮。 ”

《地衣》的语言是这部作品的又一大特色。李瑾曾谈到赵树理的“山药蛋”风格、孙犁和汪曾祺诗性语言对他影响很大,但《地衣》的语言并没有明显呈现出这种文学谱系上的承继关系,可见李瑾的语言自成一体,已经内化为一种个人风格。对于不熟悉山东沂蒙山区方言的读者来说, 《地衣》中时不时蹦出的方言词汇构成了一种陌生化效果,不仅强化了李村的乡土内涵和地域特点,也在李瑾戏谑化的语言中构成了一种狂欢效果,“土”味十足。正如东北方言与二人转文化的对应,李瑾的语言代表着李村的文化。他刻意用一种放肆的语言,让人物丑角化/审美化,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讽刺和否定,荤素不忌的语言暗示着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艺术的任务在于用感性形象来表现理念,艺术表现的价值在于实现理念与形象的和谐统一,无疑语言能够最直观、感性地完成这个任务。 《地衣》中直白、粗俗的语言完成了李村娘儿们的泼辣凶悍,也塑造了老爷儿们或丑或癫、或狂或躁、或不幸或悲惨的形象。随便揪出来几句—— “虽说有支曲子唱得好,城里人,乡下人,都一样。但这纯粹是关起门来放屁,臭作乡下人的。你要在乡下刨几镢头地,翻几铁锨土,就巴不得回城里舔垃圾桶了。这年月,城里人别说男嫁男、女娶女,嫁头毛驴都不是啥新闻,可搁在乡下,特别在俺村,敢开洋荤的,吃荷兰海鲜的,也就是洪洋家的人了。 ” ——都觉既富有土腥味又活灵活现,可仔细咂摸咂摸,又有许多况味和余味。人物故事语言戏谑的背后是真实,是难以化解的渺小和卑微。

张炜曾感慨:“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一个人长大了,走向远方,投入闹市,足迹印上大洋彼岸,他还会固执地指认:故地处于大地的中央。他的整个世界都是那一小片土地生长延伸出来的。 ”就像城市中的李瑾与乡土中的李瑾两位一体,永远不可能分离。 《地衣》是一本深情的笔记,它记录了一个游子对自己乡土深沉地反刍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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