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瑾《地衣：李村寻人启事》:归去来兮，一位怀乡者的思想笔记

《地衣：李村寻人启事》是李瑾采取散文化笔法撰写的一丛家乡旧人旧事，出版前，已分别在《人民文学》 《中国作家》等杂志发表过，引起了较多关注。此次结集出版，可以一窥李村人最原始、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和作者对家乡最真切、最热烈的关注关怀。

乡土文学发展百年，有过兴旺繁盛期，也曾一度被边缘化。乡土文学的出现，是由于城市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他者”视角：社会结构变迁导致人员流动，第一批走出乡土进入城市的人在远距离反观乡土时，便出现了乡土文学。上世纪初，鲁迅先生最早定义了乡土文学：“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乡土文学的情感基底还是乡愁。李瑾从沂蒙山东部的一个小村庄进入北京，城市的生存体验让他与青少年的乡土记忆拉开了距离，在一次次的返乡经验中，使他对陪伴自己成长的土地和村庄有了更深沉的思考与依恋。李瑾的乡愁在于他认定：“农民的终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现代性主宰一切的社会中，乡土最终会成为一种童话，而城市则会成为新的乡土。 ”基于这种不可抵挡的消逝，以及现实中那些出现在他生命中的乡人不断地离开，作者只能用文字把生活中、记忆中那些鲜活的李村人永远地保存在时间与历史中。 《地衣》中的文字，可以看作是告别，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精神家园的维护。或许将来的某一天， 《地衣》中的人物都已不在，至少我们会记住李村人和他们的故事，就像老舍的龙须沟、汪曾祺的高邮、莫言的高密、李娟的阿勒泰。

在当代文学发展中，乡土文学分化为农村题材文学、新乡土文学等等门类，有虚构的、非虚构的，如今面对不断变换的乡土世界以及它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乡土文学该怎样讲述呢？显然，当下作家已不能仅仅像自己的前辈一样将乡土世界描绘为世外桃源、安居隐逸之地，抑或是满目疮痍充满国民劣根性的落后土地。内容或形式的突破，是当下创作必须解决的挑战之一。李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显示了他的成熟与才能。在内容上，他回避了那种观察与反思的审视态度以及全景式再现，在两千多人的李村中，他的对象只有他熟悉的几十个人物，每个人都有一部小传，字数不多，寥寥几笔，却自成风格。他们像是李村的分子，做着不规则的运动，从驴眼儿、去年儿到大叫驴李市长，每个人都是自组织的个体，李瑾用一种自由而松散的排序记录着他们，看似没有任何规律，但他们却是由原子按照一定关系组合而成。作为乡土社会连接的基本形式，家族血缘连接着李姓的各个成员。通读《地衣》会发现，李瑾截取的是李庄以一字辈、同字辈、彦字辈、振字辈为核心的四代人的生活，这四代人或早或晚地都出现在了李瑾的视野中，因为出生时间早晚，虽然在辈分上有代际的差别，他们却共享着同样的时代背景。“老爷”“奶奶”这两个故事中的人物，是记述者尊敬、爱戴的亲人，他们性格、品德的完善，在乡野村落的人群族类中是不多见的。传统的伦理结构在当下乡村生活中很难延续，作为仪礼之乡的山东亦是如此。在李庄人的故事中，既可以见到金钱对乡土的文明秩序、伦理道德秩序的破坏，也可见到现代文明对人的挤压与分裂。也因此，前后辈、老小辈在李村中是一个模糊的存在，不管是四爷、二叔还是小沈阳儿他娘、鲤鱼儿家的，我们从他们的生活、经历中，又可以看到某些一致性。在《地衣》中，李瑾并没有刻意制造疼痛感，他将每个人放在一种松弛的状态中，在这些李村人自己的生存节奏中，读者自行领悟其中的可爱、无奈、虚无、物质与精神的撕裂、本能与欲望的冲动与无法满足。打盹神是可爱的，爱睡觉却能讲故事，他那句“小小，烙个油饼吃”尤其能将乡村生活的缓慢、乡土记忆的温情传递出来，读之余味悠长。酒鬼小泥鳅儿的生命里除了酒没有任何东西，只有在喝酒时整个人才活灵活现，戒了酒后就像没了魂儿。铁水儿本来是个干净漂亮的美男子，却因为痴情疯了，回到家后被亲弟弟带到外地抛弃了三次，被人故意伤害后，最终消失在李村外的世界。李村有形形色色的人，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李瑾退隐在文字背后，用他的所见、所思、所想还原着李村的原始生态。李瑾说：“老家以及它所衍生的旧事旧人旧物，就是我心里的地衣，以之果腹、疗伤和搁置疼痛而疲倦的神经，甚至进行精神性的反刍，是必不可少而又平常稀松的一道餐饮。 ”

《地衣》的语言是这部作品的又一大特色。李瑾曾谈到赵树理的“山药蛋”风格、孙犁和汪曾祺诗性语言对他影响很大，但《地衣》的语言并没有明显呈现出这种文学谱系上的承继关系，可见李瑾的语言自成一体，已经内化为一种个人风格。对于不熟悉山东沂蒙山区方言的读者来说， 《地衣》中时不时蹦出的方言词汇构成了一种陌生化效果，不仅强化了李村的乡土内涵和地域特点，也在李瑾戏谑化的语言中构成了一种狂欢效果，“土”味十足。正如东北方言与二人转文化的对应，李瑾的语言代表着李村的文化。他刻意用一种放肆的语言，让人物丑角化/审美化，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讽刺和否定，荤素不忌的语言暗示着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艺术的任务在于用感性形象来表现理念，艺术表现的价值在于实现理念与形象的和谐统一，无疑语言能够最直观、感性地完成这个任务。 《地衣》中直白、粗俗的语言完成了李村娘儿们的泼辣凶悍，也塑造了老爷儿们或丑或癫、或狂或躁、或不幸或悲惨的形象。随便揪出来几句—— “虽说有支曲子唱得好，城里人，乡下人，都一样。但这纯粹是关起门来放屁，臭作乡下人的。你要在乡下刨几镢头地，翻几铁锨土，就巴不得回城里舔垃圾桶了。这年月，城里人别说男嫁男、女娶女，嫁头毛驴都不是啥新闻，可搁在乡下，特别在俺村，敢开洋荤的，吃荷兰海鲜的，也就是洪洋家的人了。 ” ——都觉既富有土腥味又活灵活现，可仔细咂摸咂摸，又有许多况味和余味。人物故事语言戏谑的背后是真实，是难以化解的渺小和卑微。

张炜曾感慨：“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一个人长大了，走向远方，投入闹市，足迹印上大洋彼岸，他还会固执地指认：故地处于大地的中央。他的整个世界都是那一小片土地生长延伸出来的。 ”就像城市中的李瑾与乡土中的李瑾两位一体，永远不可能分离。 《地衣》是一本深情的笔记，它记录了一个游子对自己乡土深沉地反刍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