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世情小说的新创造

陈彦写“主角”，的确是当行。他对梨园行的熟悉，是从内到外由表及里，一招一式唱念做打无所不通；对梨园人物的熟悉，也几乎信手拈来如数家珍，生旦净末丑文武两场一览无余。有了这两点，《主角》就立得住了。《主角》以忆秦娥为中心人物，写的是梨园，更是40年来的世风世情，可以说是一部“新世情小说”。新世情小说是与旧世情小说比较而言的。世情小说是明中期以后古代白话小说的基本形态，笑花主人在《古今小说》卷首以《喻世》《警世》《醒世》三言为例，说世情小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因此，小说四部不列，被视作“正史之余”，不少作者更是直接标识以“稗史”“逸史”“外史”等，表明小说的史余身份。陈彦的《主角》不仅写出了人情世态之歧，悲欢离合之致，而且超越了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等陈陈相因的写作模式，在呈现摹写人情世态的同时，更将人物命运融汇于时代的风云际会和社会变革之中。它既是小说，也是“大说”，既是正史之余，也是正史之佐证，可谓“新世情小说”。

小说从忆秦娥11岁写到51岁，也就是1976年到2016年的40年间。这40年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基本相契合。小说以梨园为题材，注定了它的一波三折、风生水起。主角虽只有一人，但名字经历了招弟、易青娥、忆秦娥的变迁，三者分别是由父亲、同为业内人士的舅舅和编剧八娃命名。按女性主义分析，命名说明权力关系，意味着忆秦娥的命运一直被男权掌控。但小说并非如此简单，忆秦娥身上并不仅仅体现女性问题，她所处的世界和经历的命运遭际是男女两性共同面对的。进一步看，忆秦娥的命运很难用幸或不幸、好或不好来判断。作为演员，她成了“角儿”，功成名就，个人价值得到实现，这是她的幸运，但是她成角儿的历程，又是苦难而不幸的。遭人妒忌、不幸的婚姻、不慎失去智障儿子，她付出了沉重代价，甚至几次想回到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过上放羊的生活。因此，忆秦娥的命运有复杂的多面性和不确定性，这种复杂既与世风世情和人性、人的关系有关，也与时代嬗变密不可分——如果不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怎么会有忆秦娥重登舞台演传统戏的机会和可能？

《主角》如果只写忆秦娥，还构不成世情小说，重要的是它同时刻画了众多性格鲜明、与世情有关的其他人物。比如舅舅胡三元、演员胡彩香、司鼓郝大锤、“忠孝仁义”四个老戏人物以及“外县范儿”和“省城派”的人物，他们不是天外来客，而是各有各的来路，各有各的脉络“血统”。这些有性情、有性格的人物一起将梨园和时代的世风世情演绎得风生水起、活色生香。特别是刘红兵这个人物，在忆秦娥的命运和小说结构上，起到很大作用。他的鲜活、生动以及令人无奈的性格，让人过目不忘，他最后的不幸命运脱不开个人性格的关系，应验了那句“性格即命运”。

我们指认《主角》是新世情小说，同时也在于它呈现内容的丰富性。“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对易青娥的举荐，是基于对传统老戏的尊重。对于老戏的传承与创新问题，现实中仍然各执一词。小说表现了“外县范儿”和“省城派”的斗争，其实是戏剧界关于传统与改良不同观念的交锋。现实的戏剧界同样面临这个问题，甚至至今也没有终结。但小说的情节示喻了作家的情感态度：老戏的改造并不意味着随意改造，如果守不住老戏的根底，为何不另起炉灶地创新？传统是要保护的，“忠孝仁义”四位老人的出现，特别是古存忠为老戏拼了老命的情节，是小说对传统的深情回望和致敬。此外，小说中业务干部和行政干部对待传统和人才的不同态度，于小细节处折射出来，并且透露出时代感，体现出小说细节真实的力量。

在塑造人物群像，呈现丰富内容的过程中，小说的笔墨还可以再简洁些。目前看来，近80万字的篇幅虽然没有阅读疲惫感，但人物枝蔓繁多，略嫌拖沓。结构上也与戏剧的结构相类似，所有人出现，几乎都是为了衬托忆秦娥。忆秦娥的成长过于“被动”，她“不变应万变”的处事方式符合人物性格，但也显得不那么“可爱”。

新世情小说在40年来的文学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传统。陈彦近年来接连创作的《装台》和《主角》，是重要的新世情小说也是优秀的小说，既塑造了刁顺子、忆秦娥这样的典型人物，更重要的，是对本土文学传统的继承、发扬和再创造——这是中国文学葆有活力、能够同世界文学进行有效对话的可靠保证。在这个意义上，陈彦的经验和贡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