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辉：路遥文学的“常”与“变”

1980年代初中期，较多于文革后期走上文坛，且在“新时期”仍持续写作的作家，均面临个人写作的“转型期”。因与宏大的历史叙述之间内在的关联，此种转型包含着较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寓意。值此革故鼎新的重要关头，认同“新时期”以降之“反思”思潮的写作即成潮流。此种潮流在多重意义上乃“五四”新文学革新理路之“再生”。由晚清开启，至“五四”强化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所形成的二元对立式思维，同样形塑了1980年代思想路向之重要一种。求“新”与“变”为其基本特征。当此之际，超克“十七年”及“文革文学”成为一时之盛，发端于194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即渐次“消隐”。至“重写文学史”以及“再解读”研究理路兴起之后，“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以几乎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形塑着此一时段的文学观念和批评语法。在此过程中，仍在总体性的社会主义文学脉络中写作的路遥的作品，即面临被“忽视”和“低估”的命运。1990年代迄今文学史对路遥文学的“忽视”与“重评”之根本理路，不出上述问题的基本范围。而以“历史化”的思路，重返路遥文学的起源阶段，梳理其文学的“常”与“变”，是进一步探讨其意义的先决条件。

与同时期走上文坛的刘心武、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一样，路遥的创作，起始于1960-1970年代之交，在1980年代完成了其重要的“蜕变”而有《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创生。此一创作路径，亦与1970年代至1980年代时代主题之根本性变革密不可分。而作为路遥写作的“前史”，“《山花》时期”及其与“十七年”和整体的社会主义文学流脉的内在关联，奠定了路遥思想及美学的基本面向。置身1980年代文学变革潮流中的路遥之所以未在“断裂”的意义上完成其写作的“重组”，无疑与此一时期的文学实践密切关联。而诗歌集《延安山花》的广为流传以及文艺小报《山花》的创刊，为尚处于写作起步阶段的路遥提供了文学与生活双重意义上的可能，并进一步奠定了路遥1980年代之后写作的思想脉络及其所属之美学谱系。

一 延川《山花》与路遥文学的“起源”

由延川县工农兵业余创作组编辑之《山花》文艺小报创刊于1972年9月1日。而作为其“前史”的《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延川县工农兵业余作者诗选》的编选还要上推两年。该集由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创作组选编，既为活跃延川县群众性业余文艺创作，也以此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集中收录诗作二十九首，均为工农兵业余作者创作。以油印本形式流播之后，迅速产生较大影响。此后不久，即被恢复业务的陕西人民出版社看中，以《延安山花》为名正式出版并引发较大反响。虽以《工农兵定弦我唱歌》为基础，《延安山花》仍有较大增删，除作品增加至四十一首外，主题亦更为集中、明确。初版行世不足两年，即再出修订本。修订本增加新作九首，累计发行28万8千册，在海内外均有较大影响。相较于彼时同类诗作的口号、标语性质，《延安山花》所收作品因吸收陕北民歌的表达方式，而有较多生活气息，且不乏艺术的韵味。其迅速产生的较大影响，除呼应时代潮流的显在原因外，多半也与其不落俗套的艺术特征密不可分。

《延安山花》的成功改变了时为返乡知青且身处精神与现实双重困境的青年路遥的命运。作为《延安山花》的核心作者，路遥有数篇作品收录其中，此前亦曾深度参与《工农兵定弦我唱歌》的编选。但相较于《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延安山花》以及《山花》文艺小报的灵魂人物曹谷溪，路遥及其创作因与宏大历史极具象征性的直接关联而更具“现实意义”。“陕西省和延安地区的文化部门派出联合调查组来延川总结经验，《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先后在显著版面发表文章宣扬，文章中点名表扬的作者只有一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路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几个骨干作者中，只有路遥一人是真正的农民——当时延川县除了一个农具修理厂外，没有别的工厂；除了‘县中队’之外，别无驻军，宣传路遥就是宣传此书的‘工农兵’创作主体。”无论此前作为群众代表被结合入延川县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又在不久之后被卸去职务返乡务农，还是此次因《延安山花》的影响而备受瞩目，路遥个人命运的变化无疑是高度历史性的。个人命运的起废沉浮与时代主题之间的根本性关联，促使向来密切关注社会政治变化的路遥由此思考个人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文学创作之思想及审美偏好，亦与此种思考关联甚深。而在《延安山花》的巨大影响力的推动之下创办的《山花》文艺小报，在较长时间内，仍以路遥的创作最具“话题性”。1973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的《重视群众文艺创作 牢固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同样以路遥为典型，讨论群众文艺创作及其意义。“陕西延川县刘家圪崂大队回乡知识青年王路遥，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亲眼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劈山修渠，改土造田，深受鼓舞和感动，他一边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写出50多篇文艺作品，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的精神风貌，他写的诗歌《老汉走着就想跑》、《塞上柳》、《走进刘家峡》以及小说《优胜红旗》等，已在地方报纸和陕西省文艺刊物发表。”此处所谓的陕西省文艺刊物，是指刚恢复办刊的《延河》（恢复初期更名为《陕西文艺》）。而地方报纸，主要是指由曹谷溪、白军民、路遥等人创办的《山花》文艺小报。正是后者产生的较大影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改变了彼时尚徘徊在人生的岔道口的路遥的命运。其时，恋爱“失败”，借应和“政治运动”以改变个人命运之希望亦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化为泡影。自少年时代起即明确意识到必须依赖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路遥此刻无疑陷入人生低谷，俯仰之间，四顾茫然，他甚至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为已逝青年时代的“光荣与梦想”“送葬”。当此进退维谷之际，文学的出现照亮了路遥日渐灰暗的生活世界。“十年前，在那混乱的日子里，在一个远离交通干线的荒僻的小县城，几个从不同生活道路上走在一起的人，竟然办起了一张文学小报，取名为《山花》。这是社会混乱叫人头脑昏昏沉沉的时候，这些人自己为自己制造的一颗人丹。就我自己来说，觉得好像又一次开始面对淳朴的生活，进入到一种渴望已久的人情的氛围里。变硬了的心肠开始软化了，僵直了的脑筋开始灵活了，甚至使自己面对过去几年不正常的生活感到了一种真正的羞愧，同时开始意识到人的最美好的追求应该是什么。”尤为重要的是，“艺术用它巨大的魅力转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谢亲爱的《山花》的，正是这一点。”政治道路严重受挫并遭遇情感危机的路遥从文学中发现改变命运的新的可能。然而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经历一般，这种可能同样无法“自外于”时代的大潮流。路遥个人命运的变化及其深层原因，庶几近乎孙犁眼中的赵树理：“这一作家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伟大的时代为他们才能的施展提供了“最广大的场所，最丰富的营养，最有利的条件”对此，极具反思能力且对时代潮流不乏洞见的路遥必定有切肤的体验。把工作贴到国家需要上使用，并在时代的主潮中设计自己而取得一定的成功，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路遥并非个案，但在特殊年代，其症候性意义仍值得深入探讨。而作为延川《山花》的编辑与创作者，路遥对该报及其相关活动的深度参与，不乏“主动设计”的成分，也因在此传统中浸淫既久，其文学观念和创作技巧，深深扎根于《山花》及其所属之思想和文章流脉之中。

虽比《工农兵定弦我唱歌》晚出近两年，作为《延安山花》的延续的《山花》文艺小报之编辑理念与《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和《延安山花》之编辑初衷并无二致。后者试图以具有浓郁的陕北民歌色彩的作品，热情洋溢地抒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延安人民对伟大领袖，“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并反映延安人民在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复电鼓舞下，努力“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精神风貌。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百花盛开的重要表征，其所具有的群众性革命文艺运动的特征，是其获得极为广泛的关注的重要原因。几乎基于同样的考虑，《山花》编委将办刊宗旨定位为：“她的使命是交流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文艺作品；活跃革命人民的文化生活；进一步发挥革命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而编委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九日为《山花》第一册合订本（共二十期）所作的说明中，这一宗旨及其意义，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达：“这一朵小小的花儿，生在人民群众的土壤里，淋沐着党的雨露阳光，正像她年轻的园丁一样，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希望。”“《山花》开在山里头，带着山的性格，泥土的芳香，其中的作者，有的是当年挥戈舞枪，跟毛主席打江山的闯将；有的是他们的后代——而今扛锄抡锤，战斗在田间山野和熊熊的炉火旁。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前线，用结满茧花的手掌，写下了这些文章。”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彼时在生产一线的劳动者，他们正在“按照毛主席绘好的图样，书写最壮丽的诗行，实现着无产阶级的理想。”一种由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基于个人生产生活实践而写下的诗篇，也在最深层意义上表征着无产阶级对未来新生活的希望愿景，以及为这一愿景早日实现而付出的种种努力。如是内容，自然也构成了《山花》刊发之作品的基本特征。

自1972-1976年，《山花》几乎严格依照此一宗旨编发文章。歌颂毛主席、歌颂党及工农兵的生产生活成为其主要内容。同时，为配合当时政治的需要，亦有部分内容属政治抒情之作，其内里为政治思想的形象化。政治意识形态如何逐渐规训底层（工农兵），并以政治话语改造民间，在其中有极为丰富的呈现。诸多底层的写作者，“众口一词”地书写现实与未来的政治图景，其中民间自发的情感及想象均让位于政治愿景的形象表达。工农兵写作在“文革”后期的延续与流变，在《山花》中均有体现。1973年元旦（总第8期）刊发之秧歌词选《朵朵葵花向阳开》即为此一特征之代表性作品。如：正月里来是新春/延安人向往北京城/北京延安千里远/毛主席和咱心连心。（马家河 海波）朵朵葵花向阳开/太阳就在中南海/阳光普照五大洲/照得处处春天来。（百司 雨园）山山实现梯田化/沟沟打起淤地壩/村村开展学大寨/队队盛开大寨花。（高歌）另如1974年3月8日（总第28期）以《高唱凯歌向前进！》为总题刊发之农民秧歌词选（共58首）。阶级敌人不甘心/制造复辟坏舆论/妄图历史开倒车/贫下中农不答应。（佚名）学复电，讲路线/开展革命大批判/踢开保守和右倾/要学愚公移大山。（碾头塬 高申林）以上作品，虽有编辑酌情修改的成分，部分亦为编辑及骨干作者以多个笔名所作，仍然体现了意识形态民间驯顺力量之无远弗届。新时期后“寻根”之旨趣及其面临的困难，与此一现象亦有极深关联。

作为特殊年代的重要文学现象，延川《山花》无疑分享了时代可能赋予的荣光，但与同时代的“人”与“事”一般，它也必须承担这时代的“局限”及其可能在后世史家历史化过程中对其高下、意义的考量。可以十分方便地将其视为1950年代蔚为大观的“工农兵写作”在“文革”后期的延续，并在“新时期文学”及与之密切关联之批评的成规中对其做意义的判定。但这种略显简单化的处理方式难免会遗漏此一现象所内蕴的更为重要的历史问题。《山花》作家及其写作，显然承续的是延安革命文艺传统，而“隐匿”的十七年文学以及民间文学，仍然可以成为其凭借的重要资源。而其存在的“弊端”，亦类同于同时期其他作家作品。“在意识形态高度集中的时代，作家并没有多少能力和自觉揭示历史的深度，只有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可以提供时代愿望，建构起时代想象关系。故而那些看来是作家个人敏感性表现的时代意识，实则是对意识形态回应的结果。”对知识分子写作而言，如上说法无疑有极深的洞见。这一类创作主体，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思想范畴内，属于“被改造”之列。而新起的主体，既属创作主体，亦属《讲话》所代表之政治意识形态所召唤的意识形态主体。意识形态既构成其言说之核心，亦形塑主体之人格并创造一种“新感性”——即与意识形态相应之世界感觉。而那些从未成为文学言说的主体的“工农兵”，作为千年文学史“缺席”的存在或“沉默的大多数”，则因为此种变革具有了自我言说的能力。这也从根本上应和了郁达夫的意见：“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来创造”。而鲁迅多年前对“农工出身的作家”“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呼唤，因国家体制的革故鼎新而有了实现的可能。无产阶级自身内在的意识形态规定性成为其言说的核心，即属顺理成章之事。

依此思路，则《山花》所刊发的作品即便偶带“隐微”色彩，其根本性思路，仍在意识形态的主潮之中。曹谷溪等人对其时政策为数不多的“反驳”，也只是依凭个人的实感经验，对来自上层的思想若干细微之处的“补正”，与“新时期”以降之“否定性”思想并不在同一脉络。时隔四十余年后，曹谷溪仍然强调作为文学或社会文化现象的《山花》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在关联，指出《山花》作为党管文艺四十年的成果的社会历史意义。此种阐述再度说明延川《山花》与《讲话》开启之社会主义文学流脉之根本性关联，历经四十余年文坛的风云变幻仍不曾“更改”，其在新时期以降影响力的衰微亦与此相关。1980年代迄今，曾经作为重要文学现象的工农兵写作已成历史“陈迹”，新的知识分子写作再度兴起，《山花》编者虽有心重新“潮流化”，但已无法追及日新月异的文学现实。四十年间虽有发展，影响力却只能限于一隅。而作为《山花》的核心人物，且对政治现实有极为准确的判断的路遥，其写作的起始不可避免地共享着与《山花》同样的思想资源和艺术技巧。或者，在更为深入的意义上，路遥此一时期的写作扎根于自身所属的阶级及其思想谱系之中，他不可能也无意于“自我反驳”而有新时期以降之“反思”理路。他和他的写作因此成为一时代文学与现实、个人命运与时代潮流复杂关系的重要见证。因是之故，路遥“《山花》时期”作品的主题与风格，均不脱此一思想及其所属之美学谱系的基本范围。

二 路遥“《山花》时期”作品的主题与风格

如从《工农兵定弦我唱歌》算起，路遥“《山花》时期”共发表作品20余部（篇）。其中诗歌为《南湖的船》、《车过南京桥》、《山村女教师》（署名鲁元）、《塞上柳》、《老汉一辈子爱唱歌》、《赞歌献给毛主席》（与曹谷溪合作）、《桦树皮书包》、《老锻工》、《今日毛乌素》、《老汉走着就想跑》、《当年“八路”延安来》（与曹谷溪合作）、《电焊工》、《灯》（与曹谷溪合作），小说为《优胜红旗》、《基石》、《代理队长》，另有歌词《前程多辉煌》、《工农兵奋勇打先锋》、《我持钢枪望北京》、《杨家岭松柏万年青》、《解放军野营到咱庄》及剧本《第九支队》（由闻频执笔）等。相较于《老汉一辈子爱唱歌》、《进了刘家峡》等作品因吸收陕北信天游的表达方式而具有的鲜活特征，《南湖的船》因为“概念化”、“口号化”而不见载于路遥生前身后所出的任何选本（正式出版本）。“一只平凡的小船/一个伟大的新起点/五十年前呵/我们党的第一个章程/就诞生在这里边……/滚滚浦江卷巨澜/滔滔黄海浪拍天/毛主席掌舵船头上站/望穿世界几千年/——中国革命的航船/荷着阶级的重负/迎着狂风暴雨/升起了红色的桅帆//绕开一重重暗礁/冲过一个个险滩/每一次风口浪尖/每一道险路难关……/都是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呵/一双开天辟地的巨手/把船头正传//踏破千层浪/挽住万重澜/一盏明灯导航/万里东风鼓帆/——胜利的航船/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乘风破浪/奋勇向前！”此诗的创作时间，当在1969-1970年间。其时政治“失意”的路遥正徘徊在人生的岔道口，已有的道路无法走通，新的人生的可能尚未展开，内心的苦闷无由纾解。其之前创作的小诗《老汉走着就想跑》得到彼时诗名极盛的曹谷溪的欣赏，使得在极度苦闷中的路遥看到了另一种改变命运的可能。这一首并不“成熟”的小诗虽无《老汉走着就想跑》浓重的生活气息，但其政治抒情的独特意味，在路遥此一时期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同期创作的《车过南京桥》亦属此类。“车轮隆隆汽笛叫/江南江北旗如潮/——车过南京桥呵/心儿翻腾似江涛//看大桥/大桥造得好/五彩画笔难绘描/看长江/长江水变小/一溜烟波静悄悄/呵——/多少代/多少朝/千里长江浪滔滔/勇士摇断千支橹/好汉撑折万杆篙/多少船夫盼桥的梦呵/咆哮的江流一水漂……/如今谁的主意高/如今谁的手儿巧/天险飞彩虹/南北变通道/那是咱毛主席绘蓝图/大桥工人阶级造//车出桥头堡/回头瞧/千条路上万车来/飞过南京桥/一起向着北京跑。”此诗亦属较为显白的政治抒情之作，为路遥创作起步阶段的见证，尚未脱彼时同类作品少蕴藉而多直白的共同特征，在被收入《工农兵定弦我唱歌》之后，再不见载于《延安山花》及其修订本，亦未被收录此后出版之《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版，为路遥生前亲自编定）及两种《路遥全集》（广州出版社与太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版）。除《南湖的船》、《车过南京桥》等作品外，路遥这一时期作品大多刊发于《山花》。作为《山花》的核心成员，路遥也积极参与了该报的编辑工作，着手修改并编辑了多部（首）作品。《山花》刊发的诸多作品，署名虽非路遥，但也融入了路遥较多的心血。

刊发于《山花》创刊号的诗歌《老汉一辈子爱唱歌》在路遥这一时期作品中较有代表性，而其在此后的传播过程中屡被删改的遭遇也极具“症候”意义。该作共分四节。每一节分别对应于一特定时代。以爱唱歌的“老汉”的遭际为线索，该作表达了对“旧社会”、“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文革”四个阶段与己相关之现实问题的反思。“旧社会”的凄惨遭遇因“毛主席三五年来陕北”而得到根本性改变，“山歌”亦由对生活苦难的倾诉而转变为对新生活的歌颂。此种“新”与“旧”对照的写法，与柳青《创业史》“题叙”与“正文”之对照的目的如出一辙。亦属同时期同类作品的惯用笔法，背后所依托之意识形态的历史考量亦具有一定的同一性。此后六二年省里前来收集山歌的“权威”对老汉所唱山歌的轻视，亦属其时“知识分子”与“人民”隔膜的历史表征。第四节则直接应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内容。全诗以“咱永远跟着毛主席，誓把那战歌唱到共产主义”作结，为同时期同类作品的惯常写法。该作收入1974年修订版《延安山花》时，已有较大“改动”。仅完整保留第一部分前五句，后十三句和第三、四部分几乎全然删除。第二部分亦有较多改动。修改后的后半部分为歌颂“人民公社”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内容，“主题思想”与初版已有不同。该作并未收入路遥生前亲自编定的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路遥文集》。而广州出版社和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联合出版的《路遥文集：短篇小说、剧本、诗歌》卷则直接删掉关于“文革”的第四节，可知其所据版本，当为《山花》创刊号刊发之“第一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所收此诗与广州版相同，2013年版即调整为1974年《延安山花》所收版本。1949年后，作家修改作品致使作品存在多个版本的现象所在多有。原因也并不复杂，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调整作品的主题，以应和新的形势，为其主要目的。1974年《延安山花》版的《老汉一辈子爱唱歌》的产生，原因应与此同。但广州版《路遥全集》的修改本，当属编辑所为。1970年代与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总体语境的不同，是路遥早期作品或被删改或未被收录的原因所在。

作为路遥“《山花》时期”的重要收获，短篇《优胜红旗》（《山花》第7期）、《基石》（《山花》第15期）、《代理队长》（《山花》第18期）既属“文革”时期《山花》最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亦属路遥早期作品之翘楚。以思想、视野和笔力论，或不及晚出数年的《不会做诗的人》、《夏》、《卖猪》诸篇，但路遥此后作品的核心“模式”，已基本确定。从肯定性意义上书写当下现实，于诸多矛盾纠葛中彰显人物及事件总体性的“正面”意义，以应和时代及主流意识形态对“新生活”和“新人”的双重询唤，为其核心特点。此种写作理路，既与“文革”后期特殊之精神氛围密切相关，亦与路遥此前对柳青作品的悉心阅读和深入领会密不可分。以《创业史》为代表的柳青的写作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降之思想及文学传统的内在关联，成就了作为十七年文学经典作家的柳青的文学史地位。而柳青创作的核心命意，即在书写“新时代”“新人”的新生活。此种思路，从根本上符合《讲话》所开启之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我们规定的任务是熟悉新人物，描写新人物。就是说要我们从事人们新的思想、意识、心理、感情、意志、性格……的建设工作，用新品质和新道德教育人民群众。”从而起到对“社会意识的建设”。此种“新品质”和“新道德”，无疑内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主体生产的根本要求，与特定时代的核心主题相呼应。书写1950年代的“新人”形象，也便成为《创业史》的要义之一。依路遥之见，即便作为1950年代之重要社会实践的“合作化”已然“失败”并成历史陈迹，仍不能就此掩盖《创业史》作为书写该时段之重要作品的经典地位。文学作品与其所产生的时代的根本性关联，是路遥看重并着意接续柳青传统的原因之一。循此思路，则从肯定性意义上书写现实，塑造能够体现一时代精神风貌之新人形象，即为其作品之重要特征。年轻的团支部书记二喜（《优胜红旗》）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为得到优胜红旗仅求速度而不顾及质量。一场雨使得其所带领之农田基建队负责的部分多处塌陷需要返工，而作为其竞争“对手”的大队党支部委员石大伯以极强的集体责任感不计“个人利害”帮助二喜弥补大队的损失，并现身说法让二喜明白应该如何争取优胜红旗。“新人”在现实挫折中精神的不断成长，属此时期《山花》所刊发之多部作品的共同主题，但未有艺术性如《优胜红旗》这般成熟者（就此一时期作品总体水准而言）。相较于《优胜红旗》人物历史的缺席，《基石》中的宁国钢既有身处旧社会备受压迫的痛苦经历，亦有追随革命队伍奋勇抗敌的英勇历史，他在因“残疾”而被迫转回地方工作之后的种种表现无不说明新时代的“新人”所应具有的美德——即便身有残疾，仍不甘居人后，而是以超常的毅力、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而小说结尾处叙述者的如下感慨再度确认作品的题旨：“宁国钢，不正是革命大道的长桥上，一块比钢铁还坚硬的基石吗？而这样的革命基石，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何止千千万万！”宁国钢的品质，在代理队长赵万山身上亦有体现。虽为“代理队长”，赵万山对集体事务极为用心，甚至不惜“开罪”本家堂兄赵有贵。此种超越传统基于血缘的族群关系的新的（阶级）情感是赵万山精神品质的核心特征。就内涵的丰富性而言，该作似不及《优胜红旗》和《基石》，但浓郁的生活气息，不俗的笔力，仍使该作成为路遥此一时期颇具代表性的重要作品。由其所开出之写作理路，在此后的《父子俩》、《在新生活面前》等作品中得到进一步延伸，且构成《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以及《平凡的世界》精神结构的核心。其背后所依托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所开启之世界想象。路遥写作之独特意义即在于此。“作为‘制度’的现实主义在中国最后一次扎实的实践”，路遥努力“在一个‘同一性’的制度、文化开始分裂的特殊历史时期”，“坚持着这种‘同一性’的想象，并把它转化为现实的文学行为。”此种“作为‘制度’的现实主义”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在1950年代之后历史语境中的“沉浮”，也与路遥其人其作的文学史地位的变化互为表里。与其同属一脉的柳青、赵树理文学史地位的变化，深层原因亦与此同[21]。

如将1980年代文学视为“社会主义文学想象的另一种建构方式”，是在“不损害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系统的前提下，试图找到激活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历史活力和种种可能性”[22]的尝试，则路遥的文学实践，亦可被视为柳青以来社会主义文学流脉之一种。其根本性特征，在文学与现实及意识形态的世界想象所开启之可能性之中。即便时代文学的“主潮”已发生变化，但社会主义文学之核心精神仍有待延续。是为路遥写作二十余年一以贯之的理路。起自“《山花》时期”，而在十余年后的长卷作品《平凡的世界》中更为阔大。而在文学史的“易代之际”，此种写作理路被视为“守成”而面临严峻挑战。路遥生前对此已有体会，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对《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初衷、创作方法所可能带来的问题有较为深入的辨析。虽未更为细致地说明此种选择所依托之思想资源，《平凡的世界》的写作及其“经典化”过程面临的“难题”及其与1990年代文学观念内在的抵牾，已能说明其间暗含的观念纷争及其历史意义。这一时期的作品，并未被编入路遥生前亲自编定的五卷本《路遥文集》。而部分作品，至今仍属两种《路遥全集》的“佚文”。而被收入《全集》中的作品，也难免被“修订”的命运。那些在特殊年代曾经为路遥带来荣誉的“元素”，似乎极为方便地因“不合时宜”而被“过滤”掉。从如今流播甚广的《路遥全集》中，读者已经难于看到彼时时代的核心主题如何以其无从抗拒的力量规训着作家的创作。而路遥的创作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降之文学流脉之内在关联，也因此种“过滤”而变得模糊不清。其在1980年代之后的反思与再造“传统”的艰难也因之减损大半。

要言之，《山花》时期文学创作与个人生活的互动，形塑了路遥的文学及世界观念，其此后的创作虽有较大“突破”，但根本性之精神依托，仍在此一时期所开启之文章流脉之中。其大要有三：其一，在宏阔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中思考并观照普通人的命运遭际；其二，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基本创作方法，结合新的时代文化语境适度吸纳不同理路之创作技巧，以完善并发展现实主义传统；其三，继续对底层生活与生命做深入观照，理解并把握他们在新的时代历史中的境遇，深度探讨他们的历史命运、现实遭际与未来的希望愿景，以及其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多元的呼应与重塑关系。[23]此种思想及写作理路，经由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初步探索，《人生》的深刻反思，而在多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蔚为大观。

三 转型期的“常”与“变”

如果说《山花》时期的路遥只是依靠改变命运的本能将自身的写作纳入时代潮流之中，这种本能在数年之后已经转化为一种写作的高度自觉。以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写作为标志，路遥政治与文学的双重才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对时代和现实潮流的敏锐把捉与作品的选材紧密结合，一种“不同于”其时“伤痕”与“反思”模式的人物随即产生。在给《当代》编辑刘茵的信中，路遥简要回顾了自己此前的人生经历，并着意强调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所述内容的真实性。1966-1967年“文化大革命”最为暴烈的时候，仍有许多老干部“为了群众的利益，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这是老区干部最辉煌的品质），许多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根源于自我在内心深处对自身以及整个运动的检讨。因对红宝书之外的哲学经典著作的阅读，路遥获得了一种超越“文革”思维局限的眼光。如不以“分裂”的思维理解“文革”与“新时期”的关系，而是将“文革”视为“社会主义危机”之一种，将新时期以降之反思的思潮视作对“危机”的克服，且在“生产性”的意义上理解“危机”一词的内在意涵，则“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一个社会结构同时也是危机的生产装置。”“而对危机的克服，则往往提供了一种新的革命的可能性。”[24]是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辩证关系的核心意旨，亦属社会不断“革新”的思想基础。“新”与“旧”在此只能是带有时间性的暂时性概念，一时段的“新”必将被更新的事物取代，而在“新”、“旧”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而非“断裂”。几乎基于同样的考虑，对“文革”参与甚深的路遥并未在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思维中书写“文革”，亦未在潮流化的伤痕的意义上展开笔下的世界，而是从诸种变化之中，认真辨析并着力书写“不变”的部分。因是之故，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着眼点是想塑造一个非正常时期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人。”这样的处理，是基于如下考虑：“不管写什么样的生活，人的高尚的道德、美好的情操以及为各种事业献身的精神，永远应该是作家关注的主要问题。”以更为宽广的视域看，“不管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多么曲折和复杂，以上人类所具有的精神和品质总是占主导地位的。”“更何况，我国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厚朴品质加上过去几十年党的正确领导和教育，使得生活中的马延雄（县委书记）和具有马延雄精神的人大量产生和存在，他们就是天塌地陷，也仍然保持着革命的赤子之心。”[25]路遥的此种考虑，在秦兆阳处得到了积极的肯定性的回应：“你虽然年轻，思想感情却能够跟我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相通相联，说明你有一种感受生活中朴素而又深沉的美的气质。”曾因写作《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而引发广泛关注的秦兆阳更是在现实主义的反思的意义上，高度肯定路遥写作此一人物的价值。“怎样克服文学创作中长久流行的，现实主义俗化肤浅化和眼光短浅的实用主义倾向呢？难道文学艺术所要歌颂的，不正是这一类高贵的心灵吗？所应该抨击的，不正是与这种心灵相对立的丑恶的灵魂吗？”[26]

秦兆阳以及评论界对该作的反应，并不出路遥所料。在路遥的好友海波的笔下，这部作品的产生，体现着路遥对于时代风向的敏锐把捉以及对自身写作的精心规划[27]。“《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和获奖，可以说在总体上规定了他创作的取向。”“站在政治家的高度选择主题，首先取得高层认可，然后向民间‘倒灌’。”因为有关路遥的一个重要问题始终未得到评论界应有的重视。“路遥有多方面的才能，他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如果不能说比文学方面的才能高的话，至少不比它低。站在1980年这个点上回望他的人生历程，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政治’方面，促使他改变处境的也是‘政治’举措，纯文学的思考少之又少。通过《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实践，这两者得到了统一，路遥找到了自己的突破点——能最大限度利用自身优势的突破点。”此后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所开启的写作路线的自然延续。“1981年写的《人生》配合的是正在全面展开的农村改革，而1984年开始着手准备的《平凡的世界》则试图展现农村改革的全貌。”一言以蔽之，自《惊心动魄的一幕》开始，路遥的创作已经不是“喜欢什么写什么”，而是“需要什么写什么”[28]了。以“政治家”的敏锐感，路遥总能把捉到时代脉搏的最强音，并在总体性的宏大视域中完成对时代核心主题的文学演绎。他的痛苦与欢乐，他和他的作品此后多年遭致的“赞同”与“反对”以及文学史地位的“沉浮”，无不与此种写作理路密切相关[29]。而其作为文学“殉道者”的意义，也因此具有更为复杂的历史意涵，不独为文学献身这么简单。

自“文革”结束至八十年代初，路遥也同样面临如何调整自身写作的问题。如刘心武以《班主任》刷新此前《睁大你的眼睛》这样的典型的“文革”作品的路线，而成为“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代表之一。路遥这一时期的作品亦需要反思并超越“文革”时期写作的时代及自我的局限。短篇《父子俩》（1976）、《不会做诗的人》（1977）、《在新生活面前》（1979）、《夏》（1979）、《匆匆过客》（1980）、《青松与小白花》（1980）、《卖猪》（1980）即为此一时期的尝试性作品。置身已被思想及文学界指认为“新生活”之中的路遥，在艰难地探索写作的转型。但从《父子俩》到《青松与小白花》，奠基于“文革”书写的“新”（先进）“旧”（落后）、“正”（面）“反”（面）对照的二元对立式的简单化逻辑仍然左右着路遥的写作。以上作品，未脱“《山花》时期”之写作模式，叙述简单而“粗糙”，虽不乏“新生活”和“新人”的气息，但其核心逻辑，与《基石》、《优胜红旗》诸作并无根本区别。值得一提的是《卖猪》，情节虽同样简单，但内里暗含着的“反讽”的意味，透露出转型期不同思想观念之冲突及错位。六婶所坚守的原则与新时代新主题之间的抵牾，包含着时代变革中个人精神转换之隐痛。约略近于《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对乡村人物真实心态的冷峻观察。一种非诗性的乡村描画与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密切关联，呈现出乡土世界“交叉地带”（不仅限于“城”与“乡”）的复杂面向。一如数年后高加林所面对的新的乡村的基本图景：《创业史》中乡村改造的成果逐渐退却，代之而起的是姚世杰、郭世富们如鱼得水的世界。高加林“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多半因是而起。此后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1980）可视为此前探索的总括，作品之视域逐渐阔大，对现实之反思亦更为深入，但其核心结构，仍在《基石》以来的脉络之中。而其更具影响力的中篇《人生》，虽致力于在变化的时代中书写“新人”的理想及其现实之痛，但此种“时代的变迁，在去除了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虚幻性之后”，亦属“‘十七年’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新人’”蜕变出的“新的历史面貌。”[30]此类人物在意识形态所指陈的现实和希望愿景中曾有的精神依靠逐渐解体，他们被迫如堂吉诃德一般必须面对意义模棱两可的世界，并在其中完成个人的选择。此种选择无疑受制于新的现实的逻辑，一如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多次努力适应新时代却屡屡受挫，高加林的个人命运因与时代的宏大叙事“脱节”且无力参与新时代新的希望愿景而秉有无可置疑的悲剧气质。是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已经发生巨大变革的生活里”，“新人”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与现实难题[31]。

质言之，从“《山花》时期”的代表作《优胜红旗》、《基石》到改变其在文坛地位的重要作品《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历经“文革”与“新时期”转型阶段的路遥的写作就根本意义而言并不存在文学史对此两个时期描述之时惯常所谓的“断裂”。知识谱系和价值偏好的结构性变化在路遥的写作中并未发生。“《山花》时期”所形塑之文学及世界观念，仍然影响着路遥1980年代的写作，且逐渐成为其文学世界的底色。《惊心动魄的一幕》之后的短篇《姐姐》（1981）、《月夜静悄悄》（1981）、《风雪腊梅》（1981）、《痛苦》（1981）及中篇《在困难的日子里》（1982），亦属此一思想流脉之自然延伸。虽未如陈忠实、贾平凹一般以超克的姿态完成对柳青传统的“剥离”，路遥仍然经历了新旧之交时代变革所带来的精神阵痛以及由此引发之写作的变化。他不赞同“文革”结束后思想仍无“解放”，还在“赶时势”，“繁荣文艺创作”的意义上进行创作，且未脱此前“概念化”倾向的海波的写作方式，提醒他应打破创作之条条框框（无疑有明确所指），认真研究生活，并从其中挖掘可以“反映生活的本质”的题材[32]。路遥对此前创作及其时代同类作家共同的“弊病”的反思与自省，也在同样的意义上展开。不同于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对“十七年”及“文革”的超克姿态，路遥新时期以降的“变化”，是以对社会主义文学流脉的持守为基础，属其在1980年代流变之一种。其所具有的新的品质，乃新时代的新现实使然。此与路遥强调坚守“现实主义精神”而非技巧的思路如出一辙。

就其要者而言，“深沉的历史感”和“时代感”，最为1980年代前后的路遥所看重。其所阐发之思想，也多有现实的针对性。以“断裂”的理路建构之“新时期”与“十七年”及“文革文学”的关系模式，并不为路遥所取。在历史延续性的意义上，路遥审慎地面对思想界及文学界关于历史“裂变”的讨论。他提醒青年写作者，“重要的问题是要学会注意今天的变化，并深刻明了这种变化是从历史各个阶段发展过来的。”目光不能局限于当下的生活，而要“透过切面看到时间的年轮”，“通过各种纹路，看到生长了多少年”，最终看到“历史的纵深”，“看到更深厚的历史的呻吟”。因为“历史是客观的，现实的，不应嘲弄，不应浅薄，要深沉，要报以严肃的态度。”进而言之，“不要对‘文化大革命’用一两句话去辱骂了事，应该更深沉一些。”一如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壮举中体会到“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历史感和光荣感，真正严肃的作家，应该有“这种感情——深沉的历史观”。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历史观，“实际上是正确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33]。由认同连续性的历史观念转向“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其间包含着更为复杂的逻辑。历史地看，社会主义文学的兴起，使得劳动人民以前所未有的机遇成为时代精神的主体。毛泽东当年对劳动人民在文学中的缺席的“不满”因国家体制的革故鼎新而有了根本性变化的可能。工农兵文学的兴起成为“弱者的武器”而让鲁迅所说的“默默生长”着的“百姓”获致发言的机会[34]。在此大背景下，梁生宝们取代富农姚世杰、富裕中农郭世富成为1950年代的“时代英雄”。也因同样的历史逻辑，“《山花》时期”的路遥有了以文学的方式改变命运的机会。差不多三十年后，面对时代想象的“现代化”逻辑，孙少平们已无可能如梁生宝般获致参与宏大叙事的可能。他们的个人奋斗及其艰难获取的有限度的“成功”，也无法编织入新时代的宏大想象之中。此种“参与性危机”以其无从超克的冰冷的逻辑暗含着更为复杂的历史与现实难题[35]。对此种问题的深刻洞察无疑是路遥坚守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并深切关注普通人命运遭际的根本动因。

如不从单向度的思想观念中读解路遥对“历史”与“人民”关系的探讨，不把其所阐发之观念视为“文革”时期特殊经历的精神残留，则路遥的历史观念及其价值偏好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核心理路的内在关联便不难察觉。兴起于1930年代的“工农兵”写作及其所蕴含之中国文学写作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因与此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根基的内在关系而具“三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寓意。质言之，“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和政治根基，归根结底是一种新的人民。”“一种自己创造自己、为自身奠定合法性的‘新人’”。“新人”与“人民共和国”可以相互定义。它们都是“现实中的政治性存在，都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创造自己的历史。”[36]是故，“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即是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体的“新人”不断创生的历史。亦如甘阳所论，“‘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37]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并将在连续性的意义上理解国家各个阶段的历史视为一种与如何“正确对待劳动人民”密切相关之“深沉的历史观”的路遥的精神谱系，无疑扎根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及其文化根基之中。也因此，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的文学所具有的形塑“新的国家”和“新人”的想象的意义得以凸显。在此一语境中，“作家的全部工作都应该使人和事物变得更美好”，从而努力“让生活的车轮轰隆隆地前进。”[38]这便可以理解《平凡的世界》中何以洋溢着超越冷峻现实的道德理想主义。也几乎在同样的意义上，布洛赫认为，“恰恰是艺术家的小说这一本质上破碎的、美学上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构，赋予它以自己的本体论价值，作为我们面前没有完成的未来运动的一种形式和想象。”[39]就此而言，路遥对社会主义文学及其所属之思想及美学谱系的坚守，暗含着其对文学与时代及政治间之根本关系的深刻洞察。这种写作理路在1980年代中后期凝结为三卷本近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平凡的世界》，成为路遥文学的“绝唱”。时隔二十余年后，由《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所持守和开辟的路线在不同作家那里得到不同的“回应”，也再度说明路遥文学及其所坚守之传统尚包含着有待展开的丰富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杨辉，1979年生于陕西，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大文学史”视域下的贾平凹研究》《小说的智慧——以余华的创作为中心的思想考察》等。编选《贾平凹文论集》（三卷本）。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报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曾获陕西文艺评论奖一等奖，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入选“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艺术家扶持计划”。

【注释】

关于社会主义文学的“起源”问题，本文认同陈晓明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的基本判断。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起点，中经“十七年”的实践，而在“文革”中被推向“极端化”。但“文革文学”的极端化及其所造成之基本问题，并不能成为超克社会主义文学流脉的原因。因为，在最为深入的意义上，认信某种价值观念，与依托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分歧。甚至在意识形态一词的原初意义上，二者具有一定的同一性。

为区别于创办于1950年，至今仍有影响的贵州《山花》。本文以“延川《山花》”指称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创办于1972年的文艺小报《山花》及其所形成之文化现象。而以“《山花》时期”指称路遥1970年代至1980年代“转型期”前的创作。

海波：《难得山花培育情》，中共延川县委宣传部、山花杂志社编：《山花现象研究资料汇编》，第81-82页。此外，1972年《陕西日报》刊发调查报告《“山花”是怎样开的？——诗集诞生记》中亦重点提及路遥。

转引自王刚编著：《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第93页。

详见刘凤梅：《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路遥：《十年——写给》，《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28] 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十月》2012年第4期。

转引自谢保杰：《主体、想象与表达：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3页。

以沈从文与丁玲之关系为个案，论及丁玲的个人情感与“革命”与“恋爱”之“另类”（即革命促成了恋爱，甚或革命即恋爱）关系时，李杨发现，“‘后革命’时代的批评家其实是回到了夏志清与沈从文的‘去政治’思路”，多在“个性”二字上做文章，以重解丁玲与沈从文围绕《记丁玲》一书之分歧。“批评家最多只能将丁玲的反应理解为政治情结、政治心理或一种政治策略，却无法或不愿将其理解为一种信仰。”其重要原因在于，“批评家压根儿无法相信那种完全排斥了‘自我’或‘个人’的‘政治/革命’的真实性！”事实是，“政治/革命”非但没有排斥“自我”或“个人”，反而在最为深入的意义上，成就了“自我”或“个人”。一种源自“政治/革命”本身的话语逻辑与以“个人”和“自我”的名义“去政治化”的批评观念之间的根本性分歧，与沈从文和丁玲观念冲突之内在逻辑具有一定的同一性。可以同样的思路理解路遥的写作与时代观念间之关系。李杨：《“革命”与“有情”——丁玲再解读》，《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

路遥曾对好友海波表示：“一个人要做成点事，就得设计自己，先得确定目标。目标一设定，就要集中精力去努力，与此无关的都得牺牲。”而促使路遥有此番感悟的，是文革后期“政治”与“恋爱”双重失利的生活现实。依海波之见，“这是路遥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是他结束过去，重新设计未来的转折点。回顾他之前的人生，脉络非常清楚：从自愿离家到当上村里的‘娃娃头’，从城关小学的‘孩子王’到延川中学的学生头头，从群众组织的一号人物到县革委会的副主任，走的完全是政治的路子。如果路遥早生四十年，他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人物。这不仅是我的设想，也可能是他的抱负。但，随着‘气候’的改变，他感觉到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只能调整。”调整的结果，便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编：《延安山花》，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之“出版说明”。

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编：《山花》1972年9月1日“创刊号”。

延川县工农兵业余创作组编：《山花》（1-59期合订本），2009年10月。

陈晓明：《论文学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转引自钱理群：《构建“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与实践》，《钱理群讲学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110页。

在关于《山花》答记者问中，曹谷溪认为，对“《山花》现象”的研究，仍有以下思路有待展开：如《讲话》精神与“《山花》现象”，“《山花》现象与文艺新潮”等。而最为重要的是，“《山花》的路子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及我党一贯倡导的文艺方针是一脉相承的。”“总结延川县党管文艺二十年，坚持《讲话》精神，培养了一支优秀的作家队伍的经验，这才是重要的意义所在。”进而言之，“《山花》现象是发生在毛泽东同志《讲话》策源地的一个特殊文学现象。形成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关于它的特点、前景等，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曹谷溪：《答记者问》（1990年8月23日），中共延川县委宣传部，山花杂志社编：《山花现象研究资料汇编》。第9页。

该作首刊于《山花》第3期（1972年10月1日），未收入1974年3月出版的《延安山花》修订本，被收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时更名为《歌儿伴着车轮飞》。

柳青：《和人民一道前进——纪念毛泽东同志十周年》，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路遥：《基石》，《山花》第15期。曹谷溪主编：《延川文典•山花资料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页。

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与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程光炜，杨庆祥编：《重读路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21] 对此一问题的深度反思，可参见贺桂梅：《超越“现代性”视野：赵树理文学评价史反思》，《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22] 程光炜：《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23] 对路遥写作的现实主义特征，李星《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有详尽分析。本文认同其说，但运思理路略有不同。

[24]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页。

[25] 路遥：《致刘茵》，《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71-572页。

[26] 秦兆阳：《致路遥同志》，《文学探路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页。

[27] 依照其对写作该作时路遥心态的理解，海波以为，路遥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而不是别的，是与他对当时文艺政策走向的判断密切相关。其时“伤痕文学”影响甚大，“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在控诉或者说哭诉，可以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以致引起了人们的不快。”对此有深入反思的路遥以为，“高层会想办法扭转这种局面，而扭转的好办法就是鼓励一些正面歌颂共产党人的作品，进而起到引导作用。”此外，对路遥何以选择中篇小说为写作的“突破口”，海波亦有详尽描述。路遥此一时期对文坛风潮及自身创作的反思与规划，无疑蕴含着理解其文学观念的重要信息。详情参见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十月》2012年第4期，第187页。

[29] 时隔多年之后，因“文革”后期的“潮流化”写作走上文学道路，此后却几乎同步于“新时期”文学反思的海波已经能够理解路遥“站在政治家的高度选择主题”的写作的意义。但也同时意识到，这种写作“优”、“劣”并存：“由于他（路遥）在政治上的敏感和看问题的深远，选择的题材都非常‘准确’，因此连连获奖，直至名扬天下”。但他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也较为“惨重”：“由于是‘主题先行’，所以写得特别吃力，特别累，‘写一个东西脱一层皮’，严重伤害了健康”，他的英年早逝，也与此有关。从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以及其他创作谈中无疑可以察觉，海波的观察颇为准确。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十月》2012年第4期，第188页。

[30] 徐刚：《“十七年文学”脉络中的路遥小说创作》，程光炜，杨庆祥编：《重读路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页。

[31] 路遥：《严肃地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141页。

[32] 路遥：《致海波》（第三及第七封），《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58，562页。

[33] 路遥：《漫谈小说创作——在编辑部青年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页。

[34] 对此一问题更为深入的讨论，可参见钱理群：《构建“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像与实践》，《钱理群讲学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5] 对相关问题的深度探讨，可参见黄平《反讽者说：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杨庆祥《80后，怎么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36] 张旭东：《试谈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写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夕》，《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5页。

[37] 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文明 国家 大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5页。

[38] 路遥：《面对着新的生活——致》，《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39] 詹姆逊：《语言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 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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