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荦与章太炎

仲荦先生真正从学我先祖父大概是1930年以后，在他十七岁前后，决不是十三岁。我先祖母十分喜欢仲荦先生，觉得他聪慧、勤奋、胆小、忠厚，见他经常来向先祖父问学，就向先祖父建言：“不如将他收下当学生吧。”先祖父也觉得他“孺子可教”，就同意收他为弟子，办过正式拜师礼，教他精研史学。于是他从文学转向史学，可以说同我先祖父朝夕相处。他边受业，边照顾先祖父起居，是真正的入室弟子，一直到我先祖父去世。

二十集的 《章太炎全集》（后称《全集》），经历几代出版人与专家的四十年努力，去年终于面世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人皆称从事章太炎研究与著作出版，如同攀登大山，没有功力和毅力是翻不过这座大山的。而《全集》的面世，为后人翻山越岭提供了方便，实在是件幸事。

欣喜之余，人们不禁缅怀起《全集》的推手——实际的主编——王仲荦先生，他虽然1986年就去世了，但他对《全集》的贡献不在他人之下。

仲荦先生是我先祖父太炎先生的晚年入室弟子，是先祖父众多弟子中最忠厚朴实的一个，也是对“章学”和《全集》出力最多的一个。

这一段历史世人也许不甚清楚，但我有责任把这段史实记录下来。

与太炎先生交往史

王 仲 荦 先 生 （1913—1986），浙江余姚人，也有人称他是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历任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等，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员，国家二十四史点校者，代表作有 《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他是太炎先生的晚年入室弟子，有的文章说他十三岁就师从太炎，据我所知，完全不是这样。这里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先祖父一生对蒋介石与国民党不抱好感。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上海成了国民党的天下。后来蒋又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工农，“通缉”六十二名“学阀”，开始清算异己，先祖父即名列第一。于是先祖父不得不迁居，从比较偏僻的“南洋桥”搬到比较热闹的市中心——同孚路（今石门一路）同福里八号。同福里是石库门式的里弄，八号是弄底第二家，比较僻静。先祖父在八号居住时间不多，因为遭通缉，他大多时间匿居于虹口日租界的“吉住医院”。

经先祖父的老战友张溥泉、于右任、居正、丁惟汾等疏通，他终于有了点自由，才回到同福里八号。当局让先祖父在家“闭门思过”，但他又不好好“闭门思过”，忍不住又攻击时局，声称“袁世凯个人要做皇帝，他们（国民党）是一个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国民应起而讨伐之”。结果他又一次遭到“通缉”，只好躲到他姨娘家中藏了起来。直到1930年，蒋介石忙于蒋桂之战、蒋冯之战、平张发奎之叛、唐生智之战、石友三之战、中原大战等等，又忙于应对汪精卫与“西山会议派”，才渐渐放松了对先祖父等人的讨伐。

1930年，我们家从同福里八号悄悄搬到弄底的十号。这幢房子比八号大了一倍半，先祖父在这个时候才真正住在同福里，但还没有太多自由。我们家对面住的就是王仲荦先生一家。

王仲荦先生家庭条件优渥，他们家是民族资本家，先在上海开了三家自来火厂，后迁到开封。王仲荦先生的父亲叫王敬甫，育有三子女。老大王仁勳继承了家业；老二就是王仲荦，属牛，昵称为“阿牛”，他选择了从事文学；老三王雪芳，是女儿，选择了当老师。王仲荦先生在1928年前后可能就见过先祖父，他与他妹妹隔三差五就会往我们家跑。那时我父亲十岁，叔父才四岁，与仲荦先生兄妹年龄相仿，成了玩伴，我父亲一直称他“阿牛哥”。但仲荦先生真正从学我先祖父大概是1930年以后，在他十七岁前后，决不是十三岁。我先祖母十分喜欢仲荦先生，觉得他聪慧、勤奋、胆小、忠厚，见他经常来向先祖父问学，就向先祖父建言：“不如将他收下当学生吧。”先祖父也觉得他“孺子可教”，就同意收他为弟子，办过正式拜师礼，教他精研史学。于是他从文学转向史学，可以说同我先祖父朝夕相处。他边受业，边照顾先祖父起居，是真正的入室弟子，一直到我先祖父去世。

1934年，先祖父迁居姑苏，兴办“章氏国学讲习会”，这类似“研究生院”和传统的“书院”。正值仲荦先生从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他就跟随先祖父到苏州边受业边助教。他在苏州就住在先祖父的义兄李根源家中，与李希泌先生为伴。李希泌也是先祖父的晚年弟子，但资历要晚于仲荦先生。李根源先生原是云南“讲武堂”校长，北洋政府期间任过“代总理”与“陆军总长”。仲荦先生后来在抗战期间，以及解放后在北京从事点校二十四史的过程中，都与李家过从甚密。

在苏州“国学讲习会”中，先祖父是主讲，还有几十个弟子作助教，这名录中就有“王牛”一人，即是王仲荦先生。他一边助教，一边随先祖父学习，做了大量笔记。1936年 6月先祖父逝世。1937年苏州沦陷，“章氏国学讲习会”停办，先祖母率弟子与学生在上海续办“太炎文学院”。仲荦先生随先祖母到上海，续在“太炎文学院”任教，至 1941年太平洋战争起，上海也彻底沦陷，“太炎文学院”停办。随后仲荦先生赴云南，投靠李根源先生，担任李的私人秘书。

仲荦先生追随先祖父时间最长，与我们家关系最密，关系介于师生亲属之间，是我先祖父众多弟子中唯一一个我们可以与他随便说说笑笑、不讲“规矩”的人。他笑口常开，又口吃，高度近视，为人木讷，与人亲近。他只要一来我家，我们兄弟姐妹会一拥而出，与他嬉闹，没大没小。当时他结过婚，对象好像是先祖父弟子余云岫的女儿，后早逝了。于是大家又给他介绍对象。一次他与刚结识的对象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门口被挤散了，他跟了另一个女子进了影院，一边看还一边帮作翻译，等到电影结束，灯光大明，才知道弄错了。这让我们捧腹不已。

解放后他到山东大学任教，是国内第一批准予带博士生的导师，当时山东大学仅有二人有此资格。后他两次调入北京，点校二十四史，先后九年有余，享有此殊荣的也是不多的。这期间他与我先祖母联系最密，讨论最多的是怎样出版先祖父全集。他是我先祖母唯一可以信赖与托付的人。

为《章太炎全集》奔走

1936年先祖父去世后，先祖母一直守着先祖父的遗稿，时时刻刻想完成先祖父全集出版的夙愿。“文革”前经仲荦先生奔走，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俊民社长洽定由古籍来出《全集》，计划与资金差不多已落实，无奈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原先的计划全部泡汤了。

“文革”一结束，迫不及待地“拨乱反正”。1981年，首先恢复“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由李一氓先生任组长，决定先出十个历史人物全集，以示将颠倒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1982年，古籍“规划小组”再次发文，决定出版二十六个“进步思想家、政治家与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全集。先祖父作为“进步思想家”先后都列入其中。于是仲荦先生立即行动起来，落实《全集》出版事宜。

1979年，王仲荦先生在广泛与章门弟子联络后，在自己身患心脏病的情况下，亲赴上海分别拜访了上海社科院院长陆忠仁，及复旦、华师大、上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领导，与蔡尚思、谭其骧、朱东润、吴泽、顾廷龙、魏建猷、朱维铮、姜义华、汤志钧、潘景郑等人会面，协商出版事宜。后又与上海人民出版社汤志钧先生等赴苏州拜见我先祖母与先父。先祖母当时九十八岁，见到当年的“阿牛”，如今也满头苍发，幽默地问：“他大，还是我大？”彼此相视大笑，不胜唏嘘。先父立即设蟹宴招待小时的同门。先祖母让先父拿出众多收藏给大家看。那是先祖母保存了一辈子的先祖父手稿，分类清楚、收藏丰富、保存完好，仲荦先生等人看了大喜，更坚定了出版的决心。仲荦先生在苏州又会见了吴门章氏同门朱季海、沈延国、王乘六等，共商出版大计。旋又回上海，请了山大殷孟伦、南师大徐复、杭大蒋礼鸿这些先祖父弟子来上海，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专家，共同拟定了 《关于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的几点意见》，拟定了《整理体例》，并作了整理校点人员分工，组成了三十人的整理校点团队，其中三分之二皆是先祖父门下弟子，还有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我也忝列其中。

离开上海前，他到我家专程看望了我母亲。我当时从师范毕业后，在小学、中学、少年宫教书，没有多大学问，但是家中唯一从文的人。“文革”结束，我有了规划自己人生的机会。而此时正值先祖父全集工作上马，先祖父弟子们希望有个家属代表参与工作，留个传人。我也有参与全集的意愿，这个意愿完全是出于对先祖父的崇敬，根本不知道工作的艰巨性，就这样参与到这项中作中去了。我先是借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后又转到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这是1979年底前的事。

仲荦先生跟我说，不要急，一点点做，边学边做，先祖父学问涉及面广，样样都要学，要你马上参加点校是不行的，先从熟悉祖父历史与学问着手，收集他的讲演与医学等等。后来他给我寄来了他当年听先祖父讲演的笔记，《尚书略说》《书序》《古文尚书详说》，洋洋洒洒四大本（《详说》是上下册）。虽然都是过录诸祖耿先生的记录，但却是认认真真一字一句过录，以他清秀略带隶体的小楷，足足过录了四大册，足见他用功之深、问学之严。他做学问就是这样，一部《资治通鉴》读了二十多遍，一篇《西崑酬唱集注》反复打磨了四十年，以持之以恒著称。

在社科院从事先祖父全集编订的工作也让我走上了漫长的治学道路。开始我痛苦极了，孤立无助，无从着手，体会到在高等学府从事研究工作的种种困顿。我少不了向仲荦先生抱怨，留下了几十通这类往来信件。但在重重压力之下，我反而学得了很多，先后完成《章太炎演讲集》上下册、《章太炎医论集》，完成了《我的祖父章太炎》《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章太炎与上海》等专著及编著多册，也算是没有给仲荦师伯丢脸。

《全集》虽然没有设主编，但仲荦先生实际起到了主编作用。他是学术界各方都可接受的人，他默默推动着《全集》的进程，协调了各方关系，他也以身作则完成他点校的 《齐物论释》及《齐物论释定本》。但他在1986年6月4日突然溘然长逝了。此后再有十天，纪念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大会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杭州举行，这是先祖父逝世五十年后师门的一次隆重聚会，仲荦先生却很遗憾地缺席了。

为太炎先生辩诬

一个再伟大的历史人物难免有不足之处，但有些“缺陷”是人为栽赃。还历史人物清白，往往是后死之贡献。仲荦先生太了解太炎先生，他每逢与人交流，常常会为先师鸣不平，但他的方式是平和的、说理的。一次他应邀去扬州师范学院作学术报告，这篇报告后发表在《历史论丛》——《太炎先生二三事》。这是我见到他唯一一篇全面评价先师的文章。

首先，他解释了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力排“章太炎反对孙中山”的诬词。他将历史娓娓道来，他说邹鲁写的国民党党史，贬低了“其他力量的作用”，“片面强调了中山先生和黄兴、太炎先生的矛盾，而没有强调他们利益与目的一致的方面”。他还列举了《民报》经费不足、陶成章被刺等事实，还原了所谓的孙章矛盾的真相，纠正了历史的误传。

第二，他澄清了太炎先生与吴稚晖、谭延闿的历史恩怨。“北伐”成功后，他俩成了南京政府“新权贵”，太炎先生碰到了“这两个冤家对头”，遭到国民党当局“清算”和“通缉”，但这不是 “国共合作时期”的事，与反对“国共合作”无关。

第三，他澄清了太炎先生在一封信中说的 “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八个字，被无限扩大说成是“反对同盟会和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进而澄清太炎先生对袁世凯及黎元洪的认识过程：从章对袁世凯的 “幻想破灭”，进而反袁，同时认为袁的作用仅次于蔡锷。并且指出章对黎元洪的评价最终是公允的。他还反驳了关于太炎先生 “保守”、“落后”一说，即所谓太炎先生反对甲骨文之论。他说：“我二十多年前去太炎先生家，看到他从抽屉里取出二三片甲骨片，反复抚摸着说 ‘这大概不会是假的吧’。”可见太炎先生“怀疑的是假甲骨文，对真正的甲骨文他并不怀疑”，因为当时古董商造假甲骨文也确有其事。

仲荦先生对其师崇敬，一生恪守师道尊严，可谓古风犹存，为人之楷模。他的这种厚道，来自对传统的继承，哪怕他对师门同仁，也均如此。他的师弟朱季海先生，一生没有固定职业，但学问很好。仲荦先生每月从薪水中分出一部分给朱季海先生，直到谢世从无间断。请问世上有几君能为之？呜呼仲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