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重读鲁迅的儿童观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鲁迅先生的一生，我想莫过于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许是出于教师的职业情怀，我特别感佩于他的儿童观，即他对儿童的独特认识和大爱情怀。

鲁迅的儿童观既立足于进化论的科学基础，又密切联系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因而超越了进化论，具有了社会学的意义。他认为正是“圣人之徒”（旧社会的恶势力）作践了人类爱的天性，把抚养下一代看成是“放债”，“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为此，“要救救孩子”，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宴，毁坏这厨房”（《坟：灯下漫笔》）。统而观之，鲁迅的儿童观内涵十分丰富，在这里只能就其要者作一概说。

“救救孩子”——对旧式儿童观的疾恶如仇

鲁迅《狂人日记》中的最后一句是“救救孩子……”。面对当时吃人的社会所提出的人肉筵席，狂人想到的不是“救救自己”，而是“救救孩子”，因为他知道只有孩子才是未来的希望。

中国传统的儿童观，源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残酷的封建等级统治，那么当儿女的就得遵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准则。显然，旧式的儿童观中，儿童不是平等的人，只是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一份养子防老的积蓄。旧式的父母希望孩子能像个“小大人”，总是以成人的标准“规训”儿童，用四书五经“催熟”儿童。鲁迅对这种旧式的儿童观深恶痛绝，“救救孩子”又何尝不是他毕生的呐喊。就在先生逝世前23天抱病而写的《立此存照（七）》中，还又一次提出：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的前途关系是极大的”（《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

今天，旧社会虽早已土崩瓦解，但旧式儿童观的社会阴影并没有完全消除。隔着百年苍茫的时空，今日我们面对儿童的生存现状，依然会对鲁迅的那句“救救孩子”百感交集。

理解儿童——从做平等的朋友开始

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明确提出对孩子“第一便是理解”，而实际上成人并不理解儿童，这不仅有不重视理解儿童的原因（忽视儿童），更有认为根本不需要去理解儿童的意识（无视儿童）。

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中说：“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为什么会忽视儿童甚至无视儿童？鲁迅认为，成人总是很容易“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且介亭杂文·看图识字》）。其实，虽然孩子的“初学步”总是幼稚甚至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华盖集·这个与那个》）。因此，鲁迅先生坚信“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坟·我们怎样做父亲》）。

事实上，鲁迅总是身体力行地与孩子们作平等的交流。一次他请朋友吃饭，饭桌上有一盘鱼丸，儿子海婴夹了一个尝尝，直说是坏的，可大家吃了都说挺新鲜，以为孩子是瞎嚷嚷，但鲁迅不这么认为，随即夹了海婴碟子里的鱼丸，果然是味道变了。鲁迅住在北京砖塔胡同的时候，邻居有3个小孩是小姐妹，他在工作之余便常和她们一起做游戏、讲笑话、说故事，平时也常买糖果点心给她们吃。

我们理解孩子吗？这也许仍然是当今中国成人世界所面临的大问题。

适应天性——“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强调对孩子“决不能同一模式，无理嵌定”，“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迅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儿子周海婴回忆：“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母亲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讲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节选自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鲁迅大力提倡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之道，今天依然震憾人心，因为儿童还在成人手中遭受着各种“道具化”的折磨，这难道还不是我们应当认真重读鲁迅儿童观的充分理由吗？

丰富体验——享受阅读和注重游戏

鲁迅特别重视儿童读物对于孩子成长的作用，认为当时“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4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书信·致蒋抑卮》）。为此，他积极为提高儿童读物的质量奔走呼号，并先后译出了《月界旅行》、《地球旅行》、《爱罗先珂童话集》等优秀的儿童读物。丰富而多彩的阅读，可以帮助孩子在有限的童年里获得无限的想象和体验。

鲁迅认为游戏也是儿童的权利，“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野草·风筝》）。他不胜愤懑地指出，“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鸦片枪，麻雀牌，科学灵乩，金刚法令，还有别的，忙个不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花边文学·玩具》）。鲁迅在《风筝》一文中曾回忆他使用暴力不让弟弟放风筝的事，发现弟弟在偷偷做风筝“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这使得鲁迅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深感内疚、悔恨。这些丰富的体验，鲁迅时代的孩子未能得到满足，今天的孩子又能满足了吗？

身心健康——不被“潮流”淹没的力量

鲁迅认为儿童“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因此，父母对于子女就“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所谓“健全的产生”，自然就是孩子从小应以身心健康为第一；所谓“尽力的教育”则大有讲究，“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样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唯有兔子式的逃跑而已”（《南腔北调集·论“赵难”与“逃难”》）。鲁迅的这段话，尽管在当时是面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义”之因而论，但他对教育应当造就具有阳刚之气、身心健全的强者之企盼，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鲁迅认为“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喏喏，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对于那些“唯唯喏喏”的小孩，父母会“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今天的教育是否也在遭遇同样的问题，这一切都有待考察。

中国13多亿人口，18岁以下青少年大约3．6亿。“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热风·随感录二十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重读鲁迅的儿童观，实在是当今不可忘却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