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送”文为友情

巴金把友情看得比生命还重，对待朋友“充满了真诚”。他曾说：“友情是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开它生命就没了光彩，离开它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巴金有很多朋友，也有说不完的友情故事。本文介绍的是巴金为友情“送”文的故事。

“送”文毛一波，《樱花时节》成友情纪念物

巴金故居的 《点滴》杂志，2017年第四期刊有周立民《难以忘怀的印象——巴金的台湾之行和他的朋友们（上）》，说巴金友人毛一波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巴金“借”给他一篇文章的事。

毛一波是在 《前尘琐忆》（未刊稿）的《记李芾甘》中说到这件事的：“他 （巴金）编译过一篇小文：《列宁进天堂的故事》，似用PK的笔名发表在《开明》上，以后却又收入我的 《樱花时节》一书（上海新时代书局出版）里，这是他送给我的。”这里，依毛一波的说法是“送”。

《樱花时节》是诗歌、小说和随笔合集。毛一波在“后记”中仅说“只有《旧痕》一首，出之于我底爱弟农海的手笔”，并未说到巴金“送”文。事实上，《列宁进天堂的故事》确是巴金编译，只是未“用PK的笔名发表在《开明》上”，而是署名 “巴金”与毛一波的短篇《失业》、随笔《日本之秋》同时发表于1931年3月星洲日报社出版的《星洲日报二周年纪念刊》。

毛一波比巴金大三岁，是四川同乡。他俩年轻时就志趣相投。1925年9月，他与巴金、索非等16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无政府主义组织民众社，又与巴金等同住贝勒路天祥里编辑 《民众》半月刊。1927年1月，巴金去法国留学，毛一波“和（卢）剑波等亲送上船”。1929年，毛一波留学日本，与巴金的书信往来不断。巴金的成名作《灭亡》在 4月出版的《小说月报》连载结束，毛一波很快于7月11日撰文给予高度评价。这也是文学评论界对《灭亡》最早的公开评价。

1931年3月，毛一波留学回到上海后，与巴金的交往甚为密切。那时他住在贝勒路马来亚书店，巴金 “常来坐谈，或外出喝茶”。5月9日，他与巴金、索非夫妇同游苏州。就在这期间，毛一波编选好 《樱花时节》书稿，4月6日写好“后记”，即把书稿交付新时代书局，7月正式出版。

不久，毛一波结婚，巴金曾约人去他家“饮酒祝贺”。他也到宝光里14号巴金和索非住处，一起“吃鸭子馄饨”。巴金把《列宁进天堂的故事》“送”给他编入《樱花时节》，显然是出于他俩的友情，《樱花时节》就是他俩的友情纪念物。

并非“孤例”，从寻找“周姚”说起

笔者发现，巴金为友情而“送”文绝非孤例。比如，由万叶书店出版的《幸福的梦》。

抗战胜利后，钱君匋的万叶书店迎来发展契机。他与老友索非策划了一套 “万叶新辑丛书”，其中万叶译文新辑预告出版五种，所见有两种，一是高尔恰克等著、周姚译《幸福的梦》；另一是高尔基著、适夷译 《老板》，均于1946年2月出版，署“主编者索非、发行者钱君匋”。

《老板》译者“适夷”，即作家楼适夷。《幸福的梦》译者“周姚”，现代文学或现代翻译文学的词典均无著录。那么，“周姚”是谁？笔者为此进行了一番“寻找”。

《幸福的梦》书前刊有“编者献辞”，由主编索非亲撰；另有“前记”，全录于下：

这些小东西是我在学习世界语时的试译，有些是世界语的原作，有些却是世界语的译作，我根据译本转译的。

我集起这个集子来，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学习成绩，却是想告诉大家：世界语是一种值得炫耀的美文，藉以引起大家学习世界语的兴趣。——另一方面呢，也算替自己留下一个学习纪念。

这篇“前记”自然是译者“周姚”所写。看来，“周姚”是世界语译者。寻找“周姚”的范围，一下子缩小了许多。

《幸福的梦》共收13篇世界语译作：《家》《遗产》《四个音乐家》《小弟妹》《小红帽》《红帽女郎与狼》《一朵超自然的玫瑰花》《逃亡》《不贞之花》《幸福的梦》《小国王》《茶房也是一个人》《论嫉妒》。这些译作大多发表过，但译者署名不一，有泰伦、鞠馨、无名、一切、微明等。要找到“周姚”，就必须查核清楚这些笔名的使用者。

容易确定的是，一切是巴金的笔名，泰伦、微明是索非的笔名。署一切译的《茶房也是一个人》，刊于《开明》一卷八号“儿童读物专号”；署微明译的《论嫉妒》，刊于《新女性》1929第十二期；署泰伦译的有四篇：《幸福的梦》刊于《中学生》1930年第七期，《小红帽》《红帽女郎与狼》分别刊于《学生杂志》1930年第八期、第十二期，《小国王》在《文华》月刊 1930年第十期开始连载，后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署索非译。

如此看来，“周姚”应与索非和巴金有关。但据“前记”由“我”写成，笔者推测“周姚”系索非的化名。

“周姚”即索非？条分缕析觅踪迹

索非是我国世界语运动的早期倡导者。1925年，他曾参与胡愈之领导的上海世界语学会改组，曾任世界语杂志《绿光》编辑和世界语函授学校教员，后任上海世界语学会干事，负责学会日常事务。巴金从法国回国后，索非介绍他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也成为函授学校教员，并参与编辑《绿光》。

1926年，索非任职开明书店后，仍在上海世界语学会兼职，致力于世界语的推广普及。他编写的《世界语入门》，多次再版，影响较广，是他在世界语著译方面的代表作；他还翻译并发表了不少世界语译作，如 《幸福的梦》《小红帽》《红帽女郎与狼》和《小国王》等。

为证实“周姚”就是索非，需查核清楚其他译文初刊时的署名与索非的关系。解读“周姚”的含义，还要确认“周姚”与巴金无关。

下面先对其余七篇译文作一查考。

《小弟妹》是《世界语汉译小丛书》第一种，署鞠馨汉译；《一朵超自然的玫瑰花》刊于 《开明》1929年2月号，署鞠馨译；《逃亡》刊于 《新女性》1929年第十期，署鞠馨女士转译，以上三篇（本）与鞠馨和鞠馨女士有关。

关于 《世界语汉译小丛书》，1930年 7月 10日出版的 《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七号的《介绍世界语汉译小丛书》说：

绿的书店刊行 《世界语汉译小丛书》（上海开明书店代售）：选取文学佳著，并列世界语及汉文，伴读者对照阅读，于学习世界语甚为便利。其第一种为格林之《小弟妹》，鞠馨汉译；第二种为爱罗先珂之《为跌下而造的塔》，胡愈之汉译；第三种为裴有礼之 《遗产》，索非汉译，以后更将陆续出版，特为介绍，以告求书者。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世界语汉译小丛书》共出版六种，另三种为：泰伦译《小红帽》、胡愈之译《钟》和索非译《家》。“小丛书”均未署出版时间。胡愈之于1928年1月开始流亡，直到1931年初回国，所以，这套书是由索非操作的。索非之子鞠躬先生对笔者说“家里储藏室里堆了许多世界语和中文对照的小册子”，应该就是这套“小丛书”。

那么，鞠馨和鞠馨女士是谁？是索非妻子姚鞠馨？笔者曾向鞠躬先生请教。他明确回答：“可以肯定的是母亲不懂世界语，或任何外语，因为她出身于宁波的老传统家庭，精于刺绣。”那就非索非莫属了。但证据呢？

《新女性》1929年第 7期刊有译自世界语的《家庭》一文，署保加利亚鲍莱诺夫著，鞠馨女士转译；《唐弢藏书·图书总录》收有四册《世界语汉译小丛书》，其中一册是《家》，署保尔耶诺夫著、索非译。经核查，《家》与《家庭》译文相同，应是收入时易名。由此可断定，鞠馨女士也是索非的笔名。很明显，这个笔名就是索非用了妻子的名。索非于1929年1月结婚，就在这一年，他在开明书店出版的杂志上至少发表了三篇署名鞠馨或鞠馨女士的世界语译文，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此笔名是为了纪念他俩的新婚而取。

《不贞之花》《遗产》分别刊于《新女性》1929第十期、第十二期，均署“无名”。巴金1931年写的《秋天里的春天》译者序中说到索非翻译了匈牙利尤利·巴基的短篇小说《遗产》，而《世界语汉译小丛书》第三种就是署索非汉译的《遗产》。因此，用在《新女性》杂志上的“无名”，可以确认是索非。

这样，可确认收入 《幸福的梦》中的13篇世界语译文，一篇为巴金所译，11篇为索非所译。至于《四个音乐家》，未查到有关资料，可能未发表。实际上，《四个音乐家》与《小弟妹》《小红帽》等都是格林童话，笔者认为应是索非所译。

笃厚友情，难忘“非兄”与“馨嫂”

至此，似已找到“周姚”。但要确认“周姚”与巴金无关，尚需对《茶房也是一个人》收在集中作出解释。为此，笔者一度未找到满意的说法，直到读到“周文”，才“豁然开悟”：《茶房也是一个人》就是巴金“送”给索非的。他给毛一波“送”文的故事是最好的佐证。

1945年11月初，巴金独自从重庆回到上海看望病重的三哥李尧林。从《幸福的梦》付印时间1946年2月20日来看，那时该书开始酝酿、甚至已开始编选。《茶房也是一个人》是巴金刚从法国回沪时翻译的，那时他住在索非介绍的上海世界语学会会所；译文很快发表在索非主编的 《开明》一卷八号，那时他俩同住在宝光里14号。这次在上海的一个多月，他又与索非一家同住霞飞坊59号，并知道索非将去台湾；而《幸福的梦》出版时，索非已在台湾。因此，就像15年前“送”文给毛一波，巴金把 《茶房也是一个人》“送”给索非收入集中，是为了纪念他俩20年笃厚的友谊。

就这样，找到的“周姚”就是巴金的挚友索非。“周姚”也有其特殊“含义”：索非原姓“周”，他妻子姓“姚”，“周姚”就是两人姓氏合成的名字。实际上，这也是笔者最初猜测“周姚”是索非的理由。遗憾的是，索非夫妇最终分开了，巴金为此感到非常难过，但他忘不了与 “非兄”、“馨嫂”在一起的日子，一直珍藏着两册《幸福的梦》，到晚年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而在台湾的索非，一直念念不忘留在大陆的发妻和一双儿女，70岁所作《家乘前言》中还留下一句 “鞠馨何辜”？！故纸中的“周姚”以及鞠馨、鞠馨女士等名字，从而成了他俩曾经的美好时光最好的纪念。

《幸福的梦》收录了索非在世界语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的大部分译作，也记载了他为中国世界语运动所作的贡献。后列入万叶书店的“万叶儿童文库”，于1950年10月30日再版。在台湾的索非，自然无法知道老友钱君匋再版了该书，而他亲撰的“编者献辞”及主编名都是必须删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