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行将超越一切

时间过得太快，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沈从文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一九八八年，如果不是突发疾病，沈先生走得太快，或许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就会颁发给他。真是令人惋惜！

有幸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晚报》，以记者身份采访开始文艺界。一九八二年六月，中国文联举行四届二次会议，此次会议增补九位文联委员，分别是：文化部长朱穆之、广电部部长吴冷西、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舒同、胡风、吴伯箫、沈从文、布赫等。

采访文联大会，正好在一个小组会上遇到了沈先生。小组会上，他慷慨激昂，批评外行领导内行，哪里是甘于寂寞的人？我终于见识到一个不一样的作家。

在上海，与陈思和兄一起研究巴金，知道他与沈从文是好朋友，从一九三一年两人结识，从此一直是好朋友。巴金在一封信中写他有三个最好的朋友：沈从文、曹禺、萧乾。刚到北京，就第一次遇到沈从文，喜出望外。我告诉他，我研究巴金，彼此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几天之后，文联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闭幕。我忽然又看到了沈先生，他与老朋友朱光潜坐在一起。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个人在一九四八年曾被郭沫若先生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受到猛烈批判。

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校园，学生们曾将这篇文章抄写大字报贴在墙报上，令沈先生为之紧张，一度产生幻觉，写下一段又一段的呓语碎片，后来收录在《从文家书》中。

在幻觉中，他一度割腕自杀，幸好被抢救过来。曾经担任周恩来外交秘书的杨刚，在燕京大学期间与沈先生熟悉，她听说后前来探望，让他逐渐趋向平稳。

几个月后，沈先生写一封长信寄至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这封长信，很快发表在《大公报》副刊上，题目为《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收到这封信的第二年，黄永玉梅溪夫妇前往北京，时隔十几年，与表叔重逢。

此次重逢， 影响黄永玉夫妇决定离开香港，一九五三年二月，他们夫妇携刚刚出生不久的黑蛮，一起来得北京，从此，两家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在磨难中做事，在坎坷中从容，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就这样延续下来。这段故事，我写在《转折之际》长文之中。

认识沈先生，不时去看他。他住在崇文门，我住在东单，相距几百米。沈先生高血压一直很高，一九八二年突然中风，半身不遂。几次去看他，沈夫人都要他每天走几圈。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接触沈从文夫妇，每次聊天回来，我会记录在笔记本上，幸好有这些对话与细节，还原了那些清晰的场景。

我刚从湘西回来，是和黄苗子、黄永玉一起回去的，最近才回来。我五几年回去过一次，这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回去。

过去没读什么书，现在可以好好读些书。见的东西也多了。

我负责古代服装研究工作组。已经在香港出版了《古代服饰研究》，有二十五万字的说明，五百多幅彩图，北京要出，还要再加一百多幅。主要是从实物出发，说明一些新的问题，是尝试性的。

自传是五十年前写，今年出了二十多本书。四川出五本，北京四本，湖南出两本，上海出一本，广东出十二本。还有香港和日本也出版了。现在的文学不大懂，实事求是的工作也可以做。

一九三二年在青岛大学时巴金来过。西南联大时，萧珊是学生，我在中文系当老师。一九七二、七四、七六年，我每次到南方都去看看他。

古华的作品不错。现在的人写得比我们好多了。

我一九二八年到上海，一九三一年到青岛，一九三三年到北京结婚。巴金来就住我的外屋。后来我妹妹来，他才搬到三座门大街。他还帮我印书。我那时还替《大公报》编文学副刊。

一九七四年到上海，我让一个学音乐的亲戚去找他，打听是否可以去看他。打听到他的电话。我打电话去时，正好他女儿生小孩。一九七六年我去，小孩已长大，到处跑。

我是一九七二年从丹江回北京。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我的文字成熟期，精力多，写得比较多。

一九五三年我的书全烧了。

汪曾祺是我的西南联大最好的学生。给学生不出死作文题，让他们发挥。

上午十时，到沈从文先生家，谈起三十年代巴金住在他家时，关于艺术技巧的争论。沈先生说，作品还是得有技巧，《三国演义》《水浒》没有技巧怎么行？

快八十岁的人了，他的身体依然硬朗。满头银发，个头不高，湘西口音，讲话非常认真，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可见是个老实正直的知识分子。

房内摆的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家具。柜子上还刻有非常好看的装饰画，可惜房间太小，家具也破旧了。

老先生压低声音告诉我，可能快要搬新房子了。言语之中，掩饰不住满怀喜悦。但又怕不能最后实现，故显得谨慎，流露出怀疑的表情。

第一次写沈从文的文章是在一九八四年，题为《画·音乐·沈从文》。沈从文喜欢画，也会画；他喜欢音乐，他说过在写小说时字里行间有音乐的旋律。拙文只有几千字，却是我最初的沈从文印象，也是读他作品的感受。我在文章写道：

沈从文，爱画、懂画，创作也与画相联系，对于这一点，有些研究者曾经涉及到。香港学者司马长风说过：“沈从文的笔是彩笔，写出来的文章像画出来的画。画的是写意画，只几笔就点出韵味和神髓，轻妙而空灵。这本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宝贵传统。”音乐与沈从文创作的联系、似乎尚未有人论及。有次，沈从文对我说，他喜爱音乐，在作品中追求音乐的节奏。

最近翻看沈从文的《（看虹摘星录）后记》，其中一大段即是讲叙他以文字写“音乐”的探索，兹录出凑趣：

“我这本小书最好的读者，应当是批评家刘西渭先生和音乐家马思聪先生，他们或者能超越世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价值，从篇章中看到一种‘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因为在中国，这的确还是一种尝试。我对于音乐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外行。不过一支小曲的进行以及它的发展过程，总觉得除用音符排比之外，或容许用文字如此或如彼试作处理。这其间没有乡愿的‘教训’，没有黠儒的‘思想’，有的只是一点属于人性的真诚情感，浸透了矜持的忧郁和轻微疯狂，由此而发生种种冲突，这冲突表面平静内部却十分激烈，因之装饰人性的礼貌与文雅，和平或蕴藉，即如何在冲突中松弛其束缚，逐渐失去平衡，必在完全失去平衡之后，方可望重新得到平衡。时间流注，生命亦随之而动与变，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或生命永远若有光辉的几个小故事，用作曲方法为这晦涩名词重作诠释。”

三十四年前的一篇短文，虽然简单肤浅，重新读之，还是为自己能够以这一写作方式，走进沈从文的文学世界而感到高兴。

一九八四年，我在《北京晚报》的第四版上开设一个栏目“作家近况”，每周发一两个老作家的近况，冰心胡风曹靖华艾青萧乾聂绀弩沈从文等。四月下旬，我去看望沈从文先生，留下这一天的笔记：

沈：一九三二年在青岛，我用小方桌写《边城》，巴金他在里屋写《电》。我和他什么时候认识，不记得了。是在上海，大概是在郑振铎那儿吧。我和巴金在文艺观点上有不同，喜欢争论。但争归争，还是好朋友，几十年了，我们还很好。

张兆和（简称“张”）:这是他每天的散步道。每天走五个来回。

沈：(走了两个来回)够了吧？

张：没有，刚刚两次，他就爱偷懒。

(沈老笑。刚走一次，便说：这是第四次了。)

张：别骗人，刚刚三次。他每次都想哄人。

(最后走完五次，沈老没走到头，便嘘了一口长气。“唉，完了吧？”便往座位上走去。)

张：你总爱偷工减料。(二老笑。)

(沈老步履蹒跚，右手时而颤抖一阵。两只脚几乎是拖在地面挪动。刚从座位站起，就要常常由张捶捶左腿。在闲谈中谈到湘西风俗，张说香港有本女性杂志，在“男人世界”专栏中登沈老的照片和写他的文章。文章谈到沈老一听到家乡傩戏，就掉眼泪。刚说到这里，沈老又掉出眼泪，转而大笑。一副“老天真”的神情，实在令人可敬可爱。闲谈时，放意大利民歌演唱家的录音，沈老不时发表议论。)

发表沈从文近况时，提到他中风半身不遂。很快，接到一位医生的来信，提到要去帮忙看看，当年的读者就是这样热心，令人感动。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写沈从文的文章比较多。

第一次跟随黄永玉先生前往凤凰，走进沈先生一九八二年归来时住过的地方。在凤凰，我前去看望沈从文的弟妹罗兰女士，听她讲述沈从文弟弟沈荃的故事；与黄先生的小学同学座谈，听他们讲述快乐的小学生活。

回到北京，先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湘西，流不尽的声音》，然后写作一篇报告文学《破碎的将军梦》，写沈家兄弟之间的故事。

这一年，前往上海，连续两次请巴金谈沈从文。

同样是这一年，在我无法静下来写东西时，萧乾先生来几封信开导我，终于让我找到一个事情可做。姜德明先生建议我去校勘沈从文在丁玲失踪之后，发表在《国闻周报》的《记丁玲女士》。

1934年，巴金与沈从文在北平府右街达子营沈寓。

这次校勘，真的让我静了下来。通过校勘，与施蛰存、赵家璧、萧乾、张兆和、陈明、刘祖春等人采访，通信，一九九〇年完成《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之后，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颇大的工程，但却让自己沉稳、踏实。

一九九二年一月，在沈从文去世四年之际，我写出《平和，或者不安分》长文，发表于《收获》杂志。文章结束时，我写到凤凰朋友们讲述的沈从文最后一次回故乡的故事：

一九八九年春天，黄永玉先生邀我同去湘西，使我有机会在沈先生家乡凤凰住了一个星期。春天的凤凰，不时下起蒙蒙细雨，在我的感觉里，它们给依然山青水秀的这座小城，笼上一层淡淡的诗意。那几天里，我时常独自一人，漫步在铺着青石板的小巷，或者伫立在幸未被毁掉的古城门前。我想像着童年的沈先生活泼、天真、调皮的身影，追寻着他当年在山与水之间曾经领悟的意味。

沈先生的亲戚，谈到他在一九八二年最后一次的故乡之行，会抖出一串有趣的故事。他们谈到，他在凤凰，提出要在早上去菜市场看看。人们提醒他年岁太大，怕人多挤坏了他。他却执意要去，并晃晃肩膀，说：“挤一挤那才有意思。”

他真的去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穿行在水灵灵、鲜亮亮的青菜之间。他愿意这个样子挤在故乡人中间。在拥挤碰撞之中，他一定是在重寻流逝已久的感觉，那些存在于天性中的种种朴实、天真、自由、轻松。以这种特别的方式，他在同故乡拥抱，同他的童年拥抱，也同他不安分的灵魂拥抱。

我走到他去过的那个大菜市场。我试图追寻什么？我不知道。我找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感觉，也说不清楚。如今留在我的印象中的，只有那些沾满雨珠的青菜。它们还是那么水灵，那么纯净，那么鲜亮。

一九九二年四月，我第一次前往瑞典，在东方博物馆做了关于沈从文的演讲，高兴的是，翻译沈从文作品的马悦然先生来了。

后来，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谈到一九八八年沈从文的事情。他听说沈从文去世了，打电话去问中国大使馆，说你们有位作家沈从文去世了，对方回答：“沈从文是谁？我们不知道。”

之后，他打电话联系我，我告诉了沈先生去世的消息。的确，沈先生走了，令多少人为之惋惜。

三十多年间，除了出版《沈从文与丁玲》和《沈从文画传》之外，我写沈先生的文章竟然有二十余篇，包括长短不一的文章、聊天、演讲等。

二〇一七年，因为编辑“副刊文丛”，特意写沈从文与《晨报副刊》编辑徐志摩的多年友谊，这便成为本书的最后一篇。

远在八十几年前，一九三四年沈先生回湘西路上，在写给夫人张兆和的信里，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

“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非常喜欢这句话。这是自信，一位文学天才的自信。

沈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他的文学经典作品却从来没有离开。一次又一次的阅读，我仿佛总能感受到沈从文在用他那温暖的目光注视着他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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