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关于东西文化沟通的一次演讲

林语堂先生及其刊于《幽默》杂志的演讲稿《什么叫作东西文化的沟通》

1929年10月21日上海《幽默》杂志第六期刊登了林语堂的演讲稿——《什么叫作东西文化的沟通》。该文为林语堂先生佚作，并未收入其全集。

演讲稿记录者是秀侠。秀侠即作家祝秀侠（1907—1986），广东番禺人；早年就读于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后赴上海求学，1928年参加太阳社，192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30年加入“左联”，曾与阿英合编《海风周报》，主持《现代文化》月刊，是当时知名的左翼作家，著有《灰余集》《紫洞艇》《三国人物新论》等。

1929年，林语堂曾在复旦大学对学生发表学术演讲，祝秀侠是当时的听众之一。他对林语堂的演讲内容作了速记，速记稿未经林氏本人审阅。祝秀侠原拟将演讲稿交付《青海》杂志发表，后因《幽默》杂志编者约稿，这篇演讲稿得以在《幽默》杂志刊发。此处提及的《青海》，系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编辑发行的文艺半月刊，创办于1928年11月1日，次年11月25日出至第三卷第三期终刊。谢六逸、马彦祥、陈望道、祝秀侠等都曾为该刊撰稿。

林语堂于1927年9月来沪，开始其“海上十年”的文学生涯。1928年9月，应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吴经熊之邀，任英文教授一年。后又任职于中央研究院，从事编辑、翻译与著述工作。当时，关于中西文明的探讨是文化界热点之一，故林语堂在复旦大学演讲这一话题亦属时事热题。而且，林似乎意犹未尽，同年12月26日，又在光华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发表演讲《机器与精神》，具体讨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再次涉及中西文化的话题。他认为，物质与精神是一个有机融合的整体，不能将它们随便拆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互不相干的部分，更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两者是水火对立、互不相容的冲突关系。事实上，这两种文明是交融互通的关系。

为此，林语堂以西洋的机器文明为例，认为正是由于西洋人具备了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才使他们在物质上获得了精益求精的长足进步。相反，观念守旧的传统国人，因为一味强调物质与精神的绝对对立，甚至还把这种关系上升到一种政治的高度，认为精神文明等于爱国，物质文明等于卖国，致使中国文化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领域同时陷入了空前的危机状态。在林语堂看来，物质与精神是一个有机融合、相互联系的整体。因此，他强烈反对“中体西用”的主张，认为它主观割裂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机联系。

由于《什么叫作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与《机器与精神》这两次演讲发表于同一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内容上有许多可以相互印证的表述。例如，在《机器与精神》一文中，为了突出中国文化其实并非单纯的精神文化，也包含了物质文化这一观点，林语堂说：“人生的物质方面，不外衣食住三事，然而他事吾不知，衣食两事，中国恐怕真要可以于日内瓦国际联盟会列入第一等国而无愧了。”接着，他分析了炒面和绸缎是如何征服欧美大陆的。而《什么叫作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一文也同样提到：“中国仅有两种所谓‘文化’。一是烹饪；二是绸缎。然而这两种并没有一点觉得是什么精神文化！”又如在《机器与精神》中，林语堂指出：“西人有这种勇于改进的精神，才有这种精益求精的物质上的发达。我们若还要一味保存东方精神文明，去利用西方的物质，遵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狗屁不通的怪话（体用本来不能分开，譬如以胃为体以肝为用，这成什么话），恐怕连拾人牙慧都拾不起来，将来还是非永远学海上寓公手里拿着《大学》《中庸》（体）去坐西人所造的汽车（用）不成。”这样的看法，同样见诸《什么叫作东西方文化的沟通》，该文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真是滑稽之至，……原因是中国官僚坐汽车，吃冰淇淋，而顶上却戴起一件瓜皮小帽，要小老婆，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但是以别人做出来的‘体’，拿来自己享福受‘用’，西学为用的用处怕不会是这样的吧？”总体而言，两篇讲稿在内容、文风乃至精神上都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然而，正如记录者所言，因他“不善速记”，在记录整理讲稿时偶有增添与发挥，这就难免出现主观臆断的情况。比如，《机器与精神》阐明：“无论何种文明，都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并且同一物质方面也有他的美丑，同一精神方面，也有他的长短，不能只用两个字‘物质’或‘精神’的招牌给他冠上完事。”但这一观点并未在《什么叫作东西文化的沟通》中体现出来，甚至还有观点相左的意味。因为此文旨在强调西化，反对折衷；而《机器与精神》的上述观点则明显带有“中庸之道”的意味。由此可见，《什么叫作东西文化的沟通》基本反映了林语堂当时的思想主张与行文风格，但由于是速记，记录者的专长并不在此，“架桥”“续貂”等处理方式必然使得此篇讲稿也染上了记录者祝秀侠的个人印记。当然，该记录稿虽未经林语堂本人校订，但仍具一定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