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展：傲骨见精神 文章百世名

陈子展手迹 资料图片

编者按

他是作家，创作了大量杂文，短小精悍，砭时弊，其辞锋之犀利、讽刺之辛辣、识见之广博，在当时文坛堪称翘楚。他更是学者，直言自己“一生所在，唯此两书”——《诗经直解》《楚辞直解》，两部力作凝聚了毕生心血，学界誉之“诗骚直解堪千古”。他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展先生。2018年4月，恰值陈子展先生诞辰120周年，本版刊发徐志啸先生的评介文章，以此缅怀这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杰出学人。

学人小传

陈子展，名炳坤，字子展，1898年4月14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早年毕业于长沙县立师范学校，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曾在东南大学教育系进修。1927年，因与共产党人士来往密切，遭反动派通缉，从长沙逃到上海，入上海南国艺术学院任教授。1932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始兼职，后为专职，并兼任中文系主任，1950年后一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代表著作有《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讲话》《唐宋文学史》《诗经直解》《楚辞直解》等。1990年4月8日因病去世，终年92岁。生前曾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经学会顾问、中国屈原学会顾问、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湘沅遗风泽畔吟，楚狂傲骨见精神。

诗骚直解堪千古，等价文章百世名。

这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许杰教授（已故），在得悉陈子展先生不幸去世后写下的七绝诗，以此表达对这位学人的崇敬与缅怀之情。全诗的二十八个字，字字珠玑，形象而又精准地勾勒出了陈子展先生的一生，特别是他的生平个性与学术成就。

杂文

陈子展，原名炳坤，子展是他的字。1898年4月14日，他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青峰山村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就读于私塾，后入长沙县立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教师。

五四运动后，陈先生曾在东南大学教育系进修二年，1922年因病辍学，回到湖南，寄住于长沙船山学社及湖南自修大学，此后相继在湖南多所中学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因为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使他有机会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如李维汉、李达、何叔衡、谢觉哉、毛泽东等。也正因此，1927年“马日事变”，陈先生遭反动派通缉，不得不携家属逃往上海。

其时，幸应田汉之邀，陈先生入南国艺术学院任教授，开始了新生活。1931年曾旅居日本一年。1932年，他应朋友力邀，开始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一开始为兼职，1937年起被聘为专职教授，同时兼任中文系主任。1950年，他卸任系主任一职，之后便一直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因病谢世。

陈先生早年因生活所迫，大部分时间从事杂文写作，借此获取稿费卖文为生，这使他问世了大量的杂文，以及短论和诗歌作品，其中尤以杂文驰名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先生的杂文大多短小精悍、泼辣尖锐、刺中时弊，其辞锋之犀利、讽刺之辛辣、识见之广博，在当时文坛堪称翘楚。

这些杂文发表时，多以楚狂、楚狂老人、湖南牛、大牛等笔名行世，读者可在当时的《太白》《新语林》《中流》《论语》《人间世》《芒种》《涛声》《现代》《文学》《立报 ·言林》《中华日报·动向》《大晚报·火炬》《青年界》等报纸杂志副刊上经常见到，其中尤以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陈望道主编的《太白》、谢六逸主编的《立报·言林》、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曹聚仁等主编的《芒种》等报刊为主。

陈先生也由此成为20世纪30年代文坛上著名的杂文名家。有学者认为，陈先生的杂文主要以两种风格行世，其一为“鲁迅风”，即内容常涉世事，文笔犀利，充满调侃和讽刺，酷似鲁迅的杂文风格，是投向当时社会的匕首与投枪；其二为“知堂体”，类同知堂文风，草木虫鱼、乡土风俗、歌诗土语，随手拈来，涉笔成趣，显示了他的渊博学识与幽默文风。

在《申报·自由谈》刊登的杂文中，有个《遽庐絮语》专栏，是陈先生专用文言文撰写的杂文园地，而当时能用文言文撰写杂文并开设专栏的，至少在《申报 ·自由谈》，他是唯一一个。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在《申报·自由谈》合订本“序”中曾写道：如要写现代文学史，从《新青年》开始提倡的杂感文，不能不写；如要论述《新青年》后杂感文的发展，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不能不写，它对杂文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陈子展先生正是这个报纸副刊的经常撰稿人，他的《遽庐絮语》专栏当时很受读者欢迎。据《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说，这个副刊付给作者的稿酬，依据文章质量和社会影响，最高者是鲁迅和陈子展两位。林语堂办《人间世》，最欣赏两位作者——曹聚仁和陈子展，理由是，两位作者书读得特别多，写出的文章特别耐读，自然特别受读者欢迎。

专著

陈先生是我国现代最早重视近代文学研究，并于20世纪初问世近代文学史著作的少数学者之一（其他学者有胡适、郑振铎、阿英等）。他的两部近代文学研究著作《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于20世纪20年代末问世后，广受好评。学界人士只要提到近代文学研究，必定讲到这两部开山之作。

这两部同为以近代文学为主题的研究专著，堪称异曲同工之产品，集中阐发了自1898年至1928年三十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及其演变。在陈先生这两部书问世之前，胡适已发表了《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陈先生没有人云亦云地照搬胡适所言，而是别创一说，且对胡适论著中有所忽视的近代时期出现的旧体诗词创作及其作者群——宋诗运动、同光体代表诗人、近代四大词人等，作了专门论述，体现了他的独家风格。

对于为何定1898年为近代之开端，陈先生有自己的主见，他认为，中国在1898年开始，才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中国文学才有了变迁——从这个时候开始，人民才知道要废八股文，文人们才从八股文中解放出来；在这个时候，中国才开始接受外来影响，才开始倡导“新文体”，也才产生了“诗界革命”乃至文学革命。

那么，历史为何偏偏到了1898年才会有这一系列的变革呢？陈先生以为，这关键在于甲午战争，甲午一战，中国居然败给了日本，这对中国人的刺激太大了，它促使中国人真正惊醒，由此便导致文坛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文学开始真正从传统走向了近代。

陈先生的两部近代文学研究著作，刚一问世旋即获得好评。赵景深先生评价：“这本书是我极爱读的。坊间有许多文学史的著作，大都是把别人的议论掇拾成篇，毫无生发，而造句行文，又多枯燥。本书则有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并且时带诙谐。书中文笔流畅，条理清楚，对文学大势说的非常清楚，读之令人不忍释手。”唐弢先生在谈到《申报·自由谈》时，特别提到了这两部近代文学专著，称陈子展先生是近代文学的研究专家。

独家

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应友人力邀，陈先生开始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自此，一直在复旦大学任职。当时，为教学工作需要，他将学术研究的方向定位在了中国古代文学。开始阶段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这促使他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讲话》上、中、下三册，以及《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后合编为《唐宋文学史》行世）。

应该说，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比较早问世的学术著作，对于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无疑均有参考价值。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多篇古代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如《唐代诗人苦吟的生活》《南戏传奇之发展及其社会背景》《古文运动之复兴》《关于中国文学起源诸说》《八代的文字游戏》等，由此也奠定了其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的影响和地位。

与此同时，陈先生在复旦中文系授课过程中，还曾专门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并为此专门编写讲义，此讲义在时间上要早于国内不少著名文学批评史家的批评史论著。他从事古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绝不人云亦云，所言多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因而这些论著的发表或传播，无疑在中国早期文学史领域起了某种先导作用。

陈先生的一些单篇研究论文，常言人所未言，多有独家之说，如《关于中国文学起源诸说》一文，系统梳理了历来对文学起源的多种说法，并一一作了评骘。又如《八代的文字游戏》一文，看似阐述八代的文字游戏，实则是对八代文学创作，从文体形式与内在意蕴作了精到的阐释，具有谐中寓庄的特色。

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陈先生在偶尔涉足《诗经》语译的基础上，开始对《诗经》研究产生浓厚兴趣，结合教学，他开始着手对“诗三百”作逐一的注释、今译、评论和研究，这导致产生了他后半生付诸巨大心力的《诗经》研究大工程。

可以说，陈先生毕生用力最多、体现功力最深、成就最大的，首先是《诗经》研究，其次是晚年的《楚辞》研究，他曾说，自己“一生所在，唯此两书”——《诗经直解》《楚辞直解》，两部《直解》可谓他毕生学术研究成果的结晶。

陈先生之所以会花大力气于这两部书，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历代许多学者都没能科学正确地认识和诠解这两部上古时代的诗歌集子，为此，他花费了自己后半生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注于了这两部直解著述之中，孜孜不倦，乐而不疲，终于向学界和世人奉献了两部厚重的大著。

陈先生这一生，除了教学工作（从中等师范教师到大学教授），可以说，为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奉献了几乎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早年的杂文创作，使他驰名文坛；中年的近代文学研究，让他赢得了学界美誉；中晚年的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诗经》《楚辞》研究，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并因此驰誉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