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怕鬼”和“不怕鬼”

约2014、2015年间，我借单位资料室的《顾颉刚日记》翻看，意外被他太太吸引。顾太太张静秋像一列火车一样在后面推着顾先生不断向前，开会、表态、发言，停不下来。顾先生有时赖着停下来不走，顾太太发动全家批斗他，《日记》中甚至有顾太太“批其面”的记载，还不止一次。顾太太永远生活在紧张中，至忘了自己的生日，顾先生还混沌搞不清状况。由此我分析说，在政治方面潜在危险到来时，女人倒比男人敏感。

写完顾太太，一时停不下来，惯性地去看其他人的太太，看她们是不是也能以“变态”的形式救她们的先生。甚至选定了下一个目标，而且顾颉刚日记中也提供了一些线索（顾日记多记友朋结婚、离婚事）。有个朋友冲口说：好啊！你会成为研究这些太太的专家！

“谁要做这个！”我于是止住一切好奇心，不再关心人家太太。

后来才发觉，对着顾太太说的那些话，不是很耳熟吗？“女人原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虚虚实实，以退为进，这些政治手腕，女人生下来全有。女人学政治，那真是以后天发展先天，锦上添花了。”对，钱先生的《围城》！

那！钱先生的太太呢？好奇心像离离原上草又生长起来。

说实话，我对钱太太杨绛先生有点偏见。她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只说钱先生“痴”，好像要包括了一切。笨笨的应该有，体育不太好也是事实，但钱先生洞达人情，EQ很高，我觉得杨先生未免藏了实话。宋淇在写给张爱玲的信中，提到钱先生1979年访美情况，说：“钱抢尽镜头……出口成章，咬音正确，把洋人都吓坏了。大家无不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志清、水晶都各写长文大捧。我起先有点担心，怕为钱惹祸，但钱如此出风头，即使有人怀恨，也不敢对他如何，何况钱表面上词锋犀利，内心颇工算计，颇知自保之道。”（《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121页，花城出版社，2015年）

对嘛，这才是我们读者透过《围城》认识的那个钱锺书。“他对人类行为抱有一种心理研究的态度”，“他知得很清楚，愚昧和自私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未为意识形态的顾虑所害，仍是目前最博学而敏感的批评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333、338、330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能看透世界，才能做小说家，张爱玲如此，钱锺书也是如此。能写出看透人心、揭开假面的那些句子的人，怎么可能痴痴傻傻？他们虽不生活在最底层，却一定和那些最底层的情感见面认识过。钱先生一定习惯于研究人的心理，有时仔细得令人害怕，如《纪念》里，曼倩偷情后， “为没有换里面的衬衣就出去了，反比方才的事（指与天健偷情）更使她惭愤”。冷血吗？小说家就应该这样，捕捉到这些真实的存在。一个大小说家当以人类的全部心理活动为研究对象。勿止于浅，要进于深。

偏见既然产生，便自然产生了它的效果，就是不肯读杨先生的作品了，认为不真。

直到杨先生以期颐过五之年鹤归，大家写纪念文章，我才觉得这个女人好坚强啊！也慢慢读点家里已有的杨先生的作品，后来也补购了一两册，总之还是不多。但这不多的阅读，已使我足够震惊了。

惊着我的是啥？是杨先生写的“怕鬼”和“不怕鬼”。

“怕鬼”还挺多的。从小就怕，《走到人生边上》回忆：“我早年怕鬼，全家数我最怕鬼，却又爱面子不肯流露。爸爸看透我，笑称我‘活鬼’——即胆小鬼。”（《走到人生边上》，21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我们仨》里也说：“我是最怕鬼的，锺书从小不懂得怕鬼。”（《我们仨》，11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收在《杂忆与杂写》中的《遇“仙”记》其实是“遇鬼记”，是已上了大学的事。有此亲身经历，恐是更怕了。解放后杨先生回到清华，“杨必特地通知保康姐，请他把清华几处众人说鬼的地方瞒着我，免我害怕。我既已迁居城里，杨必就一一告诉我了。我知道了非常惊奇。因为凡是我感到害怕的地方，就是传说有鬼的地方”（《走到人生边上》，22页）。来回映衬，信而弥坚。

“不怕鬼”来得突然。《干校六记》中第四篇“‘小趋’记情”中说：“小趋陪我巡夜（按“小趋”系小狗名），每使我记起‘三反’时每晚接我回家的小猫‘花花儿’。我本来是个胆小鬼；不问有鬼没鬼，反正就是怕鬼。晚上别说黑地里，便是灯光雪亮的地方，忽然间也会胆怯，不敢从东屋走到西屋。可是‘三反’中整个人彻底变了，忽然不再怕什么鬼。系里每晚开会到十一二点，我独自一人从清华的东北角走回西南角的宿舍。路上有几处我向来特别害怕，白天一人走过，或黄昏时分有人做伴，心上都寒凛凛的。‘三反’时我一点不怕了。那时候默存借调在城里工作，阿圆在城里上学，住宿在校，家里的女佣早已入睡，只花花儿每晚在半路的树丛里等着我回去。”（《干校六记》，46页，三联书店，2010年）

《我们仨》比《干校六记》出版得晚，说得更详细些，里面说：“‘三反’是旧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对我们是‘触及灵魂的’。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好改，本色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我有一个明显的变，我从此不怕鬼了。不过我的变，一点不合规格。”（《我们仨》，128页）

世间鬼来了，阴间鬼的威力就差远了。

《围城》末尾，方遯翁送来的那座老掉牙的挂钟全无心肝地敲响，面对诸种人生困局的鸿渐以及同样面对诸种人生困局的读者，都觉得这原本空洞无意味的钟声竟然深于人间的一切啼笑。这个末尾曾打动了无数读者。对《围城》来说，这混沌的钟声，所包含的还只是婚姻、家庭、事业里的一切鸡毛蒜皮，虽均有可能引发人生困局，然终是小事。钱太太在1951年前后，由怕鬼到不怕鬼的转变，才是面对人间恶鬼展开的力量悬殊而生死攸关的恶斗。此处不宜再用是不是深于人间啼笑来做比，因为所描写的分明已不再是人间。

阴间鬼不仅威力不及，即其是否实有也成问题。杨先生身边的杨必、保康姐倒不怕鬼，在我看来，她们根本斗不过世间鬼，惨败！怕鬼的杨绛不是从此不怕阴间鬼，改怕世间鬼，而是要动用一切的谨慎和小心，抖擞起一切精神，她要和世间鬼斗，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救自己，救锺书，救圆圆。这是这女子了不起的地方，真伟大。

杨先生曾经说钱先生随便上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这真的是一种本事，你想想看。“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我们仨》，139页）杨先生耳濡目染，一定也很会选；前面说过，在政治形势下，说不定比钱先生更懂得怎样选。譬如对鬼，她是真怕，又不是假怕。但她又可以马上不怕了，她可以选择。当然需要勇气。

《丙午丁未年纪事》里，淡定从容，我相信，这一定有个过程。从1951年的“三反”算起，已经十五年了；就是算到1957年，也有六年了。从笔墨中，是能找到点线索，在逐渐地转变、应对，但画不出完整的“线路图”。

杨先生自己说：“我平常看书，看到可笑处并不笑，看到可悲处也不哭。锺书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我没见到他看书流泪。圆圆看书痛哭，该是像爸爸，不过她还是个软心肠的小孩子呢。”（《我们仨》，108页）“圆圆看书痛哭，该是像爸爸”，可是钱先生是不哭的呀！我们这些“成人”，又哭又笑，恐怕只能像圆圆。放进历史的风尘中，只是“年纪”这一点可称成熟。请把你自己放进去，你怕哪个鬼，你斗得过哪个鬼，还是不幸，自己会变成鬼？

佳作早成，读者晚到。多少有点扫兴，但我有时庆幸自己是一个晚到的读者。如果来得太早，可能会倏然掠过，不能如现在，这静夜里，一年最冷的几天，读得这样感动，这样惊心。

杨先生晚年，“走到人生边儿上”，又开始信鬼、怕鬼，她说：“有人不信鬼（我爸爸就不信鬼），有人不怕鬼（锺书和钱媛从来不怕鬼）。但是谁也不能证实人世间没有鬼。我本人只是怕鬼，并不敢断言自己害怕的是否实在，也许我只是迷信。”（《走到人生边上》，8、9、22页）但愿一切回到自然，怕鬼的能怕鬼。

补记：

有一个问题总挥之不去，您不觉得杨先生当初抖擞精神，要与世间鬼斗时，表现得很自信吗？我们还得再回去想想。当钱、杨一家下馆子的时候，钱先生总能点到好菜，钱先生点了菜，菜还没上来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观察周围，猜度另一桌儿所坐两位如何，第三桌儿一家几口如何。这其实是一种心理分析，钱、杨二先生以此为乐。《我们仨》中所记较详。

关于心理学，钱先生的大学同学饶余威写过一篇《清华的回忆》，说钱锺书“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和心理学”（《将饮茶》，124-125页引，三联书店，2013年）。更别忘了，钱先生194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就叫《人·兽·鬼》。当“默存借调在城里工作，阿圆在城里上学，住宿在校”时，杨先生十一二点开完会，往回走，“家里的女佣早已入睡，只花花儿每晚在半路的树丛里等着我回去”。那位女佣是郭妈，《走到人生边上》里有篇《镜中人》，是她的“传”。里面说：“我曾用过一个最丑的老妈，姓郭。钱锺书曾说，对丑人多看一眼是对那丑人的残酷。我却认为对郭妈多看一眼是对自己的残酷。”

文中记述的，是东家和女佣之间“和平的战斗”。故当世间鬼到来时，杨先生多少做过一点“练习题”。她知道，无论时代如何，人类的愚昧和自私始终如一。面对被人摁了按钮的“机器人”变了鬼，其心思无外乎那些。早分析过了，也实战过了。夏志清说钱锺书“对人类有一种理智的鄙视”（《中国现代小说史》，313页），眼光够狠，这种鄙视无疑杨先生也有。惟其如此，面对人鬼转变的恐怖，才保持了冷静，没乱分寸。她当然不想斗，被逼到这一步，只好打起精神来。年轻的父母，生活在好的时代，还在逼着小孩子学奥数、背古诗文吗？不如接触点有趣的心理分析，养成一种思维习惯，也许有一天能帮助他们度过劫波，谁说得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