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中的林散之：书人，诗人，武人

中国社会历来有修谱的习惯，大到整个国家，小到一个家族直至个人。个人的通常称之为年谱。虽然体系大小不同，但都有一贯所秉持的传统原则，不虚美、不掩恶、不为尊者讳。在史学界，董狐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文天祥《正气歌》就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之说。只有在秉笔直书，以史为证的原则下所修订的年谱和家谱，乃至国史，才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林散之年谱》便是如此，记录了一个书画家从历史的变换中执着走来的踽踽足印，再现了一个挚爱书画的老人生命的韧度、广度和深度。概而言之，做到了有序、有史、有料、有证。

有序。全谱时间跨度为林散之的生卒年，共九十一年，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可以大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磨练，中年积淀，晚年归真。林散之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与他的前辈们尚且没有分别。整体上仍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个人所受教育仍然来自于私塾世界。青年时代拜师课徒，师从范培开、张栗庵，言传身教。成年之后记叙逐渐丰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日积月累，蜕变提升。晚年是一种升华。历经岁月霜河，时代稳定，迎来人生暮年，却是书法收获的黄金期。书风产生了返璞归真的变化。作者所记详实而不琐碎，丰富而不堆砌，细致而不累赘。

有史。全谱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辅之以时代背景，呈现出的是一个三维空间图景。林散之所处的时代，正值从晚清民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当儿，是整个二十世纪变化最剧烈的时期，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书法而言，赖以生存的古典环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个人命运会因为时代转型而出现各种不可预料性，关键在于自身如何去把握。林散之的成功见证了这一点。

有料。《林散之年谱》逐年逐月记录了林散之先生自出生至去世，共九十余年的生命历程，详细记述了林老求学、交游、创作等经历。在看似“流水账”的记录中，因为视角独特，时常有一些“新发现”。这些微小的细节连缀起来，往往可能是一些奇迹。正如作者所言，“研究林散之，不能仅限于《林散之》和他的诗集《江上诗存》，而要做大量的细致调查工作，并且通过走访家人、亲戚、朋友，搜索第一手资料，尽可能地弄清楚每一个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夺范曾毛笔那一节，可以看出林散之的真性情，在细节上生动地刻画出林老不拘于世俗繁文缛节的形象。

有证。虽然林散之先生的逝去，离当下并不遥远，但不可否认，时间正以加速度的方式迅速流动，信息的纷繁芜杂，各种传播途径的真假难辨，都有可能造成真相被掩盖，甚至造成谬种流传，以讹传讹。厘清真相首当其冲。比如编者在后记中所提到的，“以往书籍难免出现个别交游事迹与实际不符的现象。这些年来常见报刊上有关林散之佚事的文章发表，其中有些内容往往以文学创作的手法加以宣扬，有些内容则被人当作史实，其间的谬误需进一步考订或澄清”。比如《林散之》所涉及的“得砚之事”，编者通过梳理史实，还原了事实真相。可以说，正因为编者不完全依赖和盲从现有的一切史料，有自己的推理和判断，才有许多新的“闪光点”呈现，也因此有了可读性和权威性。

读完年谱全书，如果尝试要用一个字来概括林散之，其一生不脱一个“真”字。年谱本身就做到了真实记录和还原真相。林散之不仅仅是一个书人，还是诗人和武人，完全是那种典型的“复合型”的角色，不同于时下的专职书家和专业书家。当然，林散之更是真人，有真性情，毕生留下的关于书法的言论并不是特别多，然皆为度世真经。反视当下，做作成风，甚至张牙舞爪、搔首弄姿，“变态”成为一种“常态”，远离了自然。因为功利性的扭曲，失去自然的心态，闭门造车，不注重在自然中修炼，而林散之所遵从的仍是“外事造化，中得心源”的传统。但另一方面，书法对于他来说，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甚至就像有的人所说的，不过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一生所作所为可谓是平常人、平常事、平常心，然而却需要一辈子的坚持和虔诚，用一生的光阴来实践。

但不能不说，年谱却无意中揭示了林散之成长所经历的各种“苦”。除了需要面对各种生活的贫困和磨难之外，书法本身需要勤学苦练之外，最无意义当数“应酬之苦”，年谱中多处可见种种无奈。

林散之和他的同辈人，可以看成晚清民国的余波，所谓“赖有幸存者”。作为当代具有代表性的书法家之一，林散之一生豁达淡泊，晚年书画之名始为广知。但他的成功不可以复制。其实不仅仅是林散之，像他这样的同辈老书家，所具有的古典气质、古典心态以及身处的古典环境氛围，个人文化功底，乃至技法的磨练，都是当代书家难以企及的。最关键的是目的，书法既是安身立命之所，却又是每天必须要做的功课，就和三餐饭一样简单，既简单而又神圣。一无目的性，二无功利性，然而“无用之用”乃是最大的功利，就是最大的目的，写一批能够站得住的经典，与古人争一席位。

年谱的辑录者邵川为林散之挚友邵子退的孙子。按照资料介绍，“邵先生少时便得林散之老人的耳提面命，无论是艺事，还是艺德，都深追其祖邵子退老和林散之老的懿范。抱着无愧先人的庄敬虔慎之心，邵先生不枉一二十年心力，荟萃搜罗史料，考辨求真史实，删裁整合，比年编次，成此煌煌宏制，以为林老门人弟子存念，为研究者、收藏者存真，为美术史、艺术史存鉴。”在我看来，他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三个优势，故而独辟蹊径、出手不凡：一是合适的距离，二人在年龄和辈分上的自然落差，所处新旧时代的差异，自然造成这种“距离感”，利于客观评判；二是真切的感受，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没有自我感受，仅仅是转手和倒腾一些资料，人云亦云，最终结果必然是隔靴搔痒，三纸无驴；三是有一种使命感和虔诚心，先贤常说一件事想做好就一定能做好，所谓欲仁斯仁，往小处说，出于邵、林两位老人的深厚友情，在有能力的前提下有责任去做，往大处说，像林、邵这样的老书家、老诗人在当代已难觅踪影，有义务去做。

林谱，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