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亚·科托：我们都在不同身份间游走

结束了上海书展上关于旅行和文学的话题之后，8月19日至20日，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来到北京，在中信出版社主办的两场活动上与中国学者及读者探讨了“在非洲用葡萄牙语写作”和“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视角”等文学话题。

米亚·科托1955年出生在莫桑比克的贝拉，葡萄牙人后裔，上大学时加入了领导反殖民战争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后，米亚·科托自我选择留在莫桑比克，以记者为业，以莫桑比克为自己的国籍。1980年，他再次进入大学攻读生物环境学，最终成为生物学家，在生态学和环境保护方面做出很多贡献。在文学方面，米亚·科托创作诗歌、小说，也写作童书。1983年，他的首部诗集《露水之根》问世，1992年出版长篇小说处女作《梦游之地》，2009年出版小说《耶稣撒冷》，2012年出版小说《母狮的忏悔》，三部作品现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中译本。2013年米亚·科托获得葡语文学最重要奖项卡蒙斯文学奖。目前正致力于历史小说“帝国三部曲”的写作，第一部《女人的灰》已由中信大方引进，正在翻译当中。

在非洲用葡萄牙语写作

作为用葡萄牙语写作的非洲作家，米亚·科托创造性地将葡语与莫桑比克的民族性相结合，通过添加词缀、旧词合并等方式创造新词，使非洲口头语与欧洲葡语词汇相融合。

关于葡萄牙语与非洲文化和民族性的融合，米亚·科托介绍说，葡萄牙语在来到非洲之前已经被其他语言给“污染”了一部分，因为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超过400年的时间里被摩尔人占领，所以很多葡语词汇的词源来自于阿拉伯语。自15、16世纪葡萄牙往非洲南部航海以来，非洲更南地区的语言也成为葡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葡语还受到另一个语言分支巴西的影响，而巴西的葡语又受到非洲黑奴的影响。所以葡语至今仍然是在活跃发展的语言，非洲有5个说葡语的国家，这些国家的语言都在不断地碰撞与交流中。

米亚·科托认为，语言背后反映出一定的哲学和世界观。他曾多次谈到，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能辅助我们去理解世界，运用不同的语言意味着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他介绍说，在莫桑比克，除了葡语之外，还有超过25种的非洲本土语言，不仅这些语言各不相同，其背后的哲学和世界观也都不一样。作为一个生物学家，他有时要去乡下调查，在介绍时说自己从事的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工作。但在当地使用的非洲本土语言中，并没有确切的词对应“自然”和“环境”，也没有一种语言有对应“科学家”的词，而在当地语言的表达中，他们称米亚·科托为“白人的巫师”。葡语文学学者樊星认为，米亚·科托对词汇的创新一定程度上是去中心化的过程，通过运用新语言与历史对抗，这极大加强了文章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如果更深入地看，非洲作家的葡语文学创作形成了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的多元文化世界观。

米亚·科托的创作中有很多情节依靠书信、日记等书面语言呈现，他认为文字是联系历史和记忆的工具。学者严蓓雯认为，米亚·科托不仅重视书写下来的文字，同时也意识到非洲大陆上的语言还包括口头语言、文化语言以及自然语言，这些语言与非洲大地浑然一体，其中也包括沉默，就如在小说《耶稣撒冷》中，叙述者“我”被爸爸称为“调试寂静的人”。沉默可以理解为语言的不足——并不只是一种缺陷或欠缺，同时也能够揭示出一种具体的不存在。在阅读米亚·科托的小说时，有时需要触摸到他语言文字层层叠嶂下面的沉默和寂静，这同样属于非洲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的一部分。

身份认同与魔幻现实主义

在写作中，米亚·科托始终探寻新独立的殖民大地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重建民族身份和记忆，同时，其主题又具有广博的普遍性，涉及女性、移民、记忆、逃离、爱与死亡，与当下世界联系紧密，语言充满诗意。葡语文学学者闵雪飞认为“他不但与文学先师卡蒙斯、佩索阿等共同构成了经典葡语文学链条，更证明了非洲大陆文学景观的独特性；每一步作品他都试图以独立于西方文明的姿态，重新解释莫桑比克的历史，寻找非洲大陆的文化身份认同”。

在两场活动中，米亚·科托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身份多元的看法以及对定义自己和他人身份的谨慎。很多时候，人们会把作家定义为一种身份，“可身份是多元的，我们其实都是游走在不同身份之间”。曾有一位刚果教师在教学中使用了米亚·科托作品的法语译本，法语译本中肯定没有作家照片，这位教师误以为米亚·科托是黑人，对学生说，米亚·科托的作品体现了他自己，包括他父母、祖先的非洲性，并打电话邀请米亚·科托讲授怎样保持写作中的非洲性。这让米亚·科托感到很尴尬。他以此说明，轻易地给一个人的身份下定义是非常轻率的举动。“即便我不是白人是黑人，也并不一定要天然地跟非洲历史产生联系。莫桑比克就有很多黑人作家更多的是跟现代建立联系，而不是跟传统建立联系。”

学者周瓒在米亚·科托的作品中感受到了他作为诗人、小说家、生物学家和文化思想者的不同身份。她认为，这种多重身份混合于一体使得米亚·科托对当今世界存在各种的重要问题，如种族文化、文化冲突、人类暴力、环境问题、性别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思考。作为殖民者后裔，米亚·科托不是以外来者视角书写莫桑比克的历史现实，而是将自身安放在莫桑比克民族的时空之中，通过重视理解种族差异去“超越种族和文化之间的隔膜”，在作品中采取一种更加能动性的对话和交融姿态，体现了自觉的文化关联意识。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等称米亚·科托的作品为“精妙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对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归类，米亚·科托并不认同。之前在上海接受媒体访谈时，他就表达过“魔幻和现实这两样东西是一体的，现实就是魔幻，不存在什么魔幻现实主义”的看法。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对非洲人来说，现实就是梦境，幻觉是真实存在的。“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现实跟魔幻对立起来，在莫桑比克土著语言当中没有两个词来讲魔幻和现实，而是用一个词形容混起来的概念。”他认为不必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待现实和魔幻，“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这个是现实，那个是故事，以及这个故事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但“重要的不是分割哪些是现实的，哪些是魔幻的”，“重要的是了解现实”。

书写女性 女性书写

小说《耶稣撒冷》和《母狮的忏悔》中一个重要的写作角度或线索就是女性。《耶稣撒冷》可看作米亚·科托对莫桑比克父权制批评得最为激烈的文本。小说中的耶稣撒冷只有5个男人和一头母骡，父亲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是至高无上的家长。而葡萄牙女人玛尔塔的出现揭示出母亲朵尔达尔玛的死亡真相，使得耶稣撒冷的建构土崩瓦解。整部小说隐喻着父权制度的失效，作品中的白人女性形象在讲述自身经验的同时也对父权制形成挑战。在《母狮的忏悔》中，作家的思考更深入，小说中以马里阿玛为代表的农村女性，依然是传统、父权与性暴力的受害者，女性的诉求依然被忽视。葡语学者闵雪飞认为，《耶稣撒冷》中女性的作用是书写，这主要体现在两处：一是每章的题记都是女性作家或诗人的作品节选，二是玛尔塔的信都是纯然的女性书写。这样的设置表明，米亚·科托将女性的书写看做一条自我解放之路，可以终结父权制的残暴。而《母狮的忏悔》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作一种女性成长小说，按巴西女学者克里斯蒂娜·平托·费雷拉的观点，男性成长小说总是以主人公接受既定的价值观，融入社会而告终；而女性成长小说，总是以女性主人公疏离社会而告终，要么就是死亡，要么就是出走。而猎人阿尔坎如将马里阿玛带出村庄，并不是男性对女性的单向拯救，而是彼此救赎。这个结局包含了马里阿玛与猎人阿尔坎如的双重成长，更像一个乌托邦一样的愿景。猎人阿尔坎如的形象与作家米亚·科托合二为一，代表愿意推进女性解放事业，亦即全人类的解放而发声的所有人。

作为男性作家，在书写女性、为女性发声的身份认同上，米亚·科托的观点仍然具有多元性和充满质疑。作为社会人，他无法对莫桑比克女性地位较低的事实视而不见，会积极参与到推动提高女性地位的斗争中，为女性做更多争取。但从作家角度如何切入女性身份、了解女性问题，米亚·科托是有疑问的。在他看来，作家不一定要以政治参与者、政治活动者的身份进行写作。“每当有人来跟我说，‘您写的东西很像女性的声音’，我会把这当作很高的称赞。但我并不清楚知道这指的是什么：什么是女性写作、什么是男性写作，什么是女性的声音、什么是男性的声音。”米亚·科托认为，把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进行二元区分也许是虚假的，强调某个作家的作品有女性的声音或者女性写作的特质，也许是在强调这种两分法，而真正应该做的是打破这种二元区分。

“尽管我从女性的视角进行写作，但没办法取代女性自己的声音。”米亚·科托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莫桑比克女性作家，但他也觉得有点遗憾，关于女性作家是否应该写出女性境遇之外的问题。“女性作家大部分主要关注女性生活和境遇，但并不一定要这样，这有点自我局限，如果女性作家能够有更广泛的主题会更好。奈保尔写了关于非洲的书，但并没有任何人来质疑他有没有资格写关于非洲的书。”这与他之前所说“即使是黑人，也不一定要与非洲历史天然地发生联系”所持的态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